一九三零、四零年代的優秀知識青年,有相當一批出於救國救民的崇高動機投身領袖的事業。這一批人的遭遇是父親這一代學人經歷的一部分。《思痛錄》作者韋君宜先生是這批精英之一。「百年人生」叢書編輯慧眼獨具,把父親和韋先生的回憶一同收入這批知識份子的叢書,方便後人比較「幹革命」和「作學問」的兩類知識人。韋先生出身富裕而有文化的家庭,與父親背景相似。她青少年時期學業優異,家庭安排她赴美深造,但她選擇獻身領袖的事業,與父親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九三五年韋先生入黨,在清華作地下活動;父親正往返燕京、清華,優遊於文史之中。一九四零年代韋先生投身抗日烽火;父親正在美留學。一九四六年韋先生夫婦從領袖的「搶救運動」中死裡逃生,繼續為領袖打天下出力;父親自美學成回國。一九五零年韋先生夫婦以戰勝者身份進京接管文教界,組建青年團,父親開始接受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對比之下,父親很快接受了當局的價值標準:韋先生這批人走的是光榮的路,自己走的是可恥的路,往者已矣,來事可追,於是才頭戴「原罪」緊箍咒。身背追隨領袖太晚的包袱,在歷次整人運動的荊棘血腥中連滾帶爬過來,可到頭來還是不被當局接受。父親並不知道,韋先生這批人當中堅持獨立人格者,在領袖的組織中多不愉快,他們在「光榮」的背後也看到許多醜陋和邪惡。韋先生的《思痛錄》告訴父親,就算他當年不去留學去延安,不跟陳寅恪跟
毛澤東,只要他不肯放棄良知,最終還是要像韋先生等一樣被領袖和當局當成異類。追隨領袖的知識份子中,只有像康生那類人,為領袖充當「龍爪」,主辦「搶救運動」殘害無辜才能在那一群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如魚得水,施展報負。一九九九年,「自由亞洲」電臺採訪韋先生女兒楊團先生,她對《思痛錄》作了重要補充。一九四零年代「搶救運動」中大批投奔延安的青年和知識份子被當作敵特暴力逼供,甚至致死致傷之後,領袖考慮到抗日結束後與
蔣介石決戰在即,這批人力可資利用。於是在中央黨校大會上舉手及帽行禮,算是道了歉,說大家從此就應該捐棄前嫌,團結給他打天下了。韋先生夫婦已耳聞目睹和身受數次這種專制暴力,不再輕信領袖的道歉。二人在自己窯洞裡商定,這是最後一次原諒領袖。下次領袖如果故態復萌,二人就決不容忍。激動之中,二人吟白話詩一首以明志。這一段故事令人動容。可惜,幾年後領袖君臨
中國大陸,舊戲重演。左、中、右知識份子群體,無一倖免,其規模和禍害遠超過延安小城的「搶救運動」。韋先生當年與家庭決裂時義無反顧,這時年事漸高,又有了子女,熱血青年的銳氣不再,不但未能踐當年窯洞之約,還不得不違心說話。韋先生一再看到領袖為建立自己的專制王朝不擇手段,有忤自己救國救民的初衷。水火不容的人性和黨性,使她受了幾十年內心煎熬,終於在晚年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寫下。韋先生和父親這兩個知識份子,出身家庭相似,青年以後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晚年卻殊途同歸,惡夢醒來,各自寫下了對盲目追隨領袖的反思。我在美國用心聆聽了韋先生女兒的講話,在回家時轉述給父親。既然連父親尊崇的 「老革命」知識份子對領袖的專制都無能為力,父親這種書獃子就不必為自己跟著領袖趟了混水而過份自責。韋先生的自白使父親臨終前得以減輕精神包袱,但改變不了歷史和他們這一代知識份子開的殘酷的玩笑:為救國救民而投身「革命」的,為服務祖國而學成歸來的,都被領袖敲打玩弄半生,許多人在領袖發動的歷次整肅中含冤以歿,像韋先生和父親這種劫後餘生者,晚年只能撫摸著身心的纍纍傷痕嘆息蹉跎的歲月。唯有避秦海外的才治學有成,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難怪有人說早回國(革命)不如晚回國(革命),晚回國(革命)不如不回國(革命)。
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九號,以詘吮ι降諞桓奼鶚宜妥吡爍蓋住0偃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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