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克拉哈马大学（University of Oklahoma）教授史蒂芬诺务德(Stephen H. Norwood)说哈佛大学的行政官员欢迎一位希特勒的亲信参与校友会，并主持了一场针对德国海军军官的欢迎会，并且派遣一位代表到德国的大学参加庆祝会，而这所德国的大学当时驱逐犹太人。
他说到：“哈佛大学”这一所美国最知名的大学，这对美国政府当局，校友或学生领袖们而言都是一项耻辱，在纳粹德国针对犹太族裔进行的无数起确实的迫害案例中，在那样的关键时刻对整个公众舆论具有影响力的学术地位上，却遗留下对犹太族裔极需西方社会援救而奋力争取认同所给予的漠视。
诺务德撰写了一本有关美国各大学院校对纳粹份子的回应。他在波士顿大学Elie Wiesel中心对犹太文化研究课程的纪念研讨会担任主谈人。
他说“在其他大学院校挣扎如何应对纳粹份子的问题时，哈佛大学有其社会责任去做引导。”
诺务德教授批评哈佛大学前校长Conant的错误在于漠视了其在1933至1937年间的无数次表态的机会。在当时被广泛报导犹太族裔被纳粹政权在校园施行隔离，在街头被殴打，在大学里被整肃，在商业交易中被抵制。之后，整个欧洲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们被纳粹份子屠杀。
诺务德的研究焦点放在一个纳粹党外籍领导Ernst Hanfstaeng，一个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在1934年25届校友会时参访哈佛大学校园，发表演说抵制犹太族裔。诺务德说：“Conant可以很轻易地废止这项参访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哈佛大学就诺务德所发表的声明提出驳斥，并强调他们缺乏当时的有关资料。在哈佛大学的声明中提到Conant有具体的行动以撇清他并未支持纳粹份子。哈佛大学表示：“Conant在一次校友会的欢迎队伍中，对Hanfstaengl予以冷淡回应，并且要求宽容那些在校园中举行反对纳粹份子抗议而被捕的学生们。”
之后，根据Conant本人在1970年的自传，Conant曾两次拒绝Hanfstaengl试图对哈佛大学的捐款。
诺务德说Conant曾对纳粹Karlsruhe军舰在1934年到访哈佛大学校园表示欢迎之意。他说：“一支学生组成的队伍，贴身护送Karlsruhe舰的全体船员到达哈佛大学校园，并且在Lowell House的招待所接待这些纳粹份子。”
但哈佛大学表示那次对Karlsruhe鉴的军校学员招待的学生或教授均属个人的行为，就哈佛大学学校本身或校长而言并非一项正式的邀请。此外，哈佛大学宣称，学生们抵制那次的邀宴，邀宴当天并有一名哈佛大学学生因散发反希特勒纳粹主义的传单而被拘捕。
两年之后，Conant派员参加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周年校庆。在该学校全体犹太裔的教职员及学生被整肃，并且在整肃犹太裔的头头中有著名的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Dr．Joseph Goebbels)及希特勒的党军头子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威廉学院和所有英国的大学校长们，与哈佛大学当时的校长Conant在态度上有迥然不同处理，他们婉谢了出席Heidelberg 大学的这次周年校庆的邀约。
但根据哈佛大学的说法，Conant的反应积极，并且断然决定派发公文书及派员参与。哈佛大学解释关于那次出席Heidelberg 大学周年校庆的邀约是：“并非支持纳粹党，但为维护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历史上的学术权威与保持学界之间的交流开放。”
Conant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我们权衡了利弊并且对Heidelberg 大学发文与派员致意。这个公开的宣告招来了暴雨般的辱骂。”
诺务德也批评哈佛大学校刊《腥红报》(Crimson)鼓吹与纳粹德国持续的关系。
《腥红报》(Crimson)现任主编-Elisabeth Theodore是周日波士顿大学这次纪念会的出席者之一，他说1930年当时的《腥红报》(Crimson)编辑群的意见未必能代表整个哈佛大学学生群体。
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也接到了参加周日研讨会的邀请，但他没有出席亦未对此会作出回应。
(大纪元记者詹钧翔，徐丰喜编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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