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是枪毙国民党留下的那些特务、狗腿之类。那时候我在团中央，认为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许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认为，一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拼命与其父母划清界限，衷心地以此为荣。但就在这时候，已经开始有扩大打击面的迹象。我有个舅父，是旧铁路职员。抗日战争在天津爆发的当天，他和别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糊里糊涂说：“我们要去接收北宁路！”解放后他被留用，后来从关外又跑回关内，求我们夫妇介绍工作。我们稀里糊涂就把他介绍到贸易部。没过半年，他作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参加国民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那是特务组织。当时把我吓坏了，连忙划清界限，向组织交代，表示我确不知情。我以为这种案子错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恶极。但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询问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沦陷时期他们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样。当这位舅父认识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后，他还曾托这个人给在延安的我“带东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铁路运动情报，他都办了。就这样参加了“国际问题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后，国共两党对立的形势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开始来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来闹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认罪书，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铁路线上向铁路工人讲过一次铁路是会通车的，因为共产党是会被“国军”打败的。就是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们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没和他见过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国民党政府里的公务员，因分不清国共两党，而构成了滔天大罪。这时我已经开始感觉到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从小认识他，他糊里糊涂，只知道按上司指示办公文，脑子里实在缺少“阶级斗争”那根弦。但是，我们却把一切在国民党区和沦陷区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阶级斗争”的自觉参加者！
接着是“三反五反运动”。反对资本家偷税漏税，我本来是双手赞成的；反贪污我也拥护。可是，不久就规定了每个单位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单位必须打出百分之五。当时我在中国青年杂志社当总编辑，我们那刊物总共只有十四五个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几岁，小的才十七八岁。除了管一点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费（这稿费还是按期由共青团中央总务处造册具领的），别的什么钱也没有，真正是个清水衙门。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来了，于是没办法，我们只好查。一个才十九岁的小姑娘王岗凌，天天打算盘算自己的帐，急得人都瘦脱了形。青年编辑丁磐石，写过《思想改造性急不得》这样卓有见地的文章，却因为在交本月小组党费的时侯自己忘了带钱，马马虎虎把别人的五角钱写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来覆去和他谈，叫他交代。他记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写了五角还是三角，我就在这几角钱的问题上穷追，我说钱多钱少不在乎，贪污的罪行是一样，叫他深挖思想动机。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恋爱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后来总算收场收得较早，秘书长荣高棠认为丁磐石这一“案”算不了什么。杨述亲自去说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结。这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这是我应当忏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记在这里。
接着就是肃反运动和“清理中内层”。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 “反革命”找出来了！这办法说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当时的确是这么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艺学习》编辑部，记得我亲手整过的有朱涵，至今我连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么重大可疑的历史了。还有一个毛宪文，是因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学时替他填过一张参加三青团的登记表，于是我们就使劲轮番审问他。他硬说是实在没有参加，于是又被认为顽抗。到最后呢，还亏了黄秋耘同志细心，他说那张表上把毛宪文父亲的名字都写错了，这能是他自己写的吗？这才核笔迹，对指纹，证明了那张表不过是他舅父为了向上报账（发展了多少团员）而替他填的。可是，像这样的事情，在当时恐怕发生过成千上万件。国民党以发展党员越多为越好，经常下令某校全体教师参加国民党，全体学生参加三青团，用不着他们替党和团做什么工作。而共产党呢，则把这些人统呈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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