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了，是槍斃國民黨留下的那些特務、狗腿之類。那時候我在團中央，認為這些都是天公地道的。許多青年也大都如此認為，一些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年，拚命與其父母劃清界限，衷心地以此為榮。但就在這時候，已經開始有擴大打擊面的跡象。我有個舅父，是舊鐵路職員。抗日戰爭在天津爆發的當天，他和別的中國老百姓一樣糊里糊塗說：「我們要去接收北寧路！」解放後他被留用，後來從關外又跑回關內，求我們夫婦介紹工作。我們稀裡糊塗就把他介紹到貿易部。沒過半年，他作為反革命被逮捕了，罪案是在日本佔領時期參加國民黨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那是特務組織。當時把我嚇壞了，連忙劃清界限，向組織交代，表示我確不知情。我以為這種案子錯不了，他一定真是罪大惡極。但是，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向留在北平、天津的父母兄弟妹妹詢問了一番，大致就是在淪陷時期他們只知道地下工作就是抗日，抗日就都是一樣。當這位舅父認識了一位「地下工作者」之後，他還曾托這個人給在延安的我「帶東西」。那「地下工作者」向舅父要鐵路運動情報，他都辦了。就這樣參加了「國際問題研究所」。到日本投降之後，國共兩黨對立的形勢明朗化了。那「地下工作者」就開始來接收房子，包括舅父和我家的房子。為房子他和那「地下工作者」吵起來鬧翻了。此外，按他本人的認罪書，其主要罪行就是在鐵路線上向鐵路工人講過一次鐵路是會通車的，因為共產黨是會被「國軍」打敗的。就是這，他被判刑十二年！我們全家自他被捕之日起，再沒和他見過一面，至今不知他死活如何。
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國民黨政府裡的公務員，因分不清國共兩黨，而構成了滔天大罪。這時我已經開始感覺到這案子判得偏重了。我從小認識他，他糊里糊塗，只知道按上司指示辦公文，腦子裡實在缺少「階級鬥爭」那根弦。但是，我們卻把一切在國民黨區和淪陷區的普通百姓都看成了「階級鬥爭」的自覺參加者！
接著是「三反五反運動」。反對資本家偷稅漏稅，我本來是雙手贊成的；反貪污我也擁護。可是，不久就規定了每個單位貪污分子的比例，即每單位必須打出百分之五。當時我在中國青年雜誌社當總編輯，我們那刊物總共只有十四五個人，都是青年。大的二十幾歲，小的才十七八歲。除了管一點微乎其微的每期稿費（這稿費還是按期由共青團中央總務處造冊具領的），別的什麼錢也沒有，真正是個清水衙門。可是不行，中央文件下來了，於是沒辦法，我們只好查。一個才十九歲的小姑娘王崗凌，天天打算盤算自己的帳，急得人都瘦脫了形。青年編輯丁磐石，寫過《思想改造性急不得》這樣卓有見地的文章，卻因為在交本月小組黨費的時侯自己忘了帶錢，馬馬虎虎把別人的五角錢寫在自己名下，就成了「老虎」。我翻來覆去和他談，叫他交代。他記也記不清自己到底是寫了五角還是三角，我就在這幾角錢的問題上窮追，我說錢多錢少不在乎，貪污的罪行是一樣，叫他深挖思想動機。弄得他多日失眠，正在和他戀愛的女孩子秦式也要跟他「吹」了。後來總算收場收得較早，秘書長榮高棠認為丁磐石這一「案」算不了什麼。楊述親自去說服了秦式，此事才算了結。這只能算是個小小的前奏曲。而我，實在是從這時開始，由被整者變成了整人者，我也繼承了那個專以整人為正確、為「黨的利益」的惡劣做法。這是我應當懺悔的第一件事，所以記在這裡。
接著就是肅反運動和「清理中內層」。最奇怪的是那「肅反」的做法，即：並沒有發現本單位任何人有什麼參加反革命活動的線索，只是叫每一個幹部都詳詳細細向全體同志背一遍自己的歷史，大家側耳傾聽。用雞蛋裡挑骨頭的方法，挑出他敘述中的破綻，隨即「打開突破口」，進行追問。問得他越說越不圓，然後據此定為重點，這就把 「反革命」找出來了！這辦法說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是當時的確是這麼干的。我那一年（1956年吧）在《文藝學習》編輯部，記得我親手整過的有朱涵，至今我連想都想不起他究竟有什麼重大可疑的歷史了。還有一個毛憲文，是因為他的舅父曾在他上中學時替他填過一張參加三青團的登記表，於是我們就使勁輪番審問他。他硬說是實在沒有參加，於是又被認為頑抗。到最後呢，還虧了黃秋耘同志細心，他說那張表上把毛憲文父親的名字都寫錯了，這能是他自己寫的嗎？這才核筆跡，對指紋，證明了那張表不過是他舅父為了向上報賬（發展了多少團員）而替他填的。可是，像這樣的事情，在當時恐怕發生過成千上萬件。國民黨以發展黨員越多為越好，經常下令某校全體教師參加國民黨，全體學生參加三青團，用不著他們替黨和團做什麼工作。而共產黨呢，則把這些人統呈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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