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为什么设立这个奖。西方民主国家许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都设立了人权民主奖，用以鼓励各国争取和平、自由和民主的活动。最著名的有“诺贝尔和平奖”，欧洲的“萨哈罗夫人权奖”，美国的“肯尼迪人权奖”等等。过去也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得到了这些奖。评奖和得奖的活动，起到了向海内外宣传民主自由观念的作用，也起到了鼓励海内外民主人权活动的作用。因此中共非常惧怕这种评奖活动，甚至发动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到挪威大使馆抗议示威，吓得挪威使馆紧急撤退家属。这些都说明评奖活动的确给中共施加了舆论压力，因此中共才会以各种软性和硬性的方法加以破坏。
这两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国家调整了他们的外交政策，为集中精力解决伊拉克刻不容缓的问题，放松了对中共的压力，扩大了对中共的容忍度。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一些评奖活动，使得在艰难困苦奋斗的中国民主斗士们，从评委们的视野里淡化了、消失了。这种形势从一个方面挫伤了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热情，长了中共专制统治的志气，灭了中国人民争人权争自由的威风。海外许多有识之士每每扼腕叹息：为什么我们自己不搞一个自己的奖，难道非得外国人承认才算数吗？外国朋友们无论如何也不如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的人物。在一名匿名人士的鼓励与经济支持下，在几位朋友的酝酿下，决定设立并评出我们自己的“民主斗士奖”。这几位朋友是“魏京生基金会”的执行主席黄慈萍，“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前主席陈兴宇、前秘书长刘继杰，和科学家陈邦铮。
接下来的问题是用什么名义发奖。欧洲议会的人权奖，是以前苏联著名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的，奖励的也是类似的人士。而且公众一看就明白得奖的是什么人。于是大家决定以中国著名民主斗士魏京生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奖，国际和国内的公众一看就明白得奖的是什么人。简单明了。
征求提名的消息公布以后，反应十分热烈。一百多位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的人热心人士参与了提名，共提出了十几位极优秀的、为民主和人权做出重大牺牲和贡献的人士。其中提名最多的胡石根先生，其次是刘贤斌先生。这和评奖委员们确定的标准恰恰吻合，也在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范围之中。这正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人心中自有一杆秤”。而这样重要的、公认的人物，居然多年来被排除在西方媒体的炒作之外，被西方的人权组织所忽略，进一步说明我们中国人自己评奖的重要性。
评委们一致认为，胡石根和刘贤斌两人之所以如此重要，之所以被大家公认为如此重要，是基于以下事实：1）首先是，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反对党的建立和合法存在。没有这个条件，民主制度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宪法里写明的人权和民主之所以无法实现，各次民主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缺少反对党这个首要条件。因此，组党并使之合法化，是民主运动的首要目标。也是我们需要鼓励的首要目标，同时也是中共扼杀和镇压的首要目标。2）胡石根和刘贤斌是两代人前仆后继、为组党做出最大牺牲和贡献的人，也是在90年代组党热潮中最杰出的代表。更可贵的是，他们把精力和热情全部投入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不是热衷于在海外媒体上炒作。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现在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民主运动所需要的，也是浮华和势利眼充斥的中国社会所缺少的。这种可贵的精神和品质得到几位评委的一致认同。
但是评选中的争执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被推荐的其他十几位朋友也非常优秀，也具有几乎相同的贡献和牺牲，也有几乎相同的高尚的品质。但是，一次获奖的人数不可能在增加了，只好让他们在默默无闻一段时间，到明年第二届“魏京生中国民主斗士奖”的时候再见了。好在不光是推荐者十分踊跃，捐款支持者也十分踊跃。明年我们还将推出新的人选，作为自我牺牲为公众谋福利的榜样。
一件小事顺便提一下。推荐者有三分之二来自中国大陆，前段时间十分活跃的推荐者，在发奖之后突然从电话线和互联网上消失了。据推测是中共采取了全国行动封住了他们的联络渠道。知道他们消息的朋友们，请打电话与自由亚洲电台联络，或大电话到我的办公室：1-202-543-1538。
（写于2004年12月初。部分内容在自由亚洲电台上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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