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西方的一个重大差异，或最大差异，就是西方哲人早早发现，人的使命是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的前提是人“认识自己”，而人“认识自己”的最伟大成果是，“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永不停息的认识永远无法彻底认识的世界，就成了西方人的宿命。而中国的圣贤则一开始即认为认识已经结束，《易系辞下》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汉代郑玄干脆解释为，“《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后儒“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虽是惯常的大话，但也透露出只要如此适应现在的生活就行了的本意。因而，追求认识世界的西方重视认识工具，不断追求对认识工具的创造和再创造，完成认识任务的中国则忽略认识工具的重要性，一直没有着手对认识工具的创造。
比孟子稍微年长一点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形式逻辑，作为认识的基本工具，比孟子小了几十岁的欧几里德创立《平面几何》，进行形式逻辑的严格训练，保证了西方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广阔而深刻的认识。当这个工具被局限于证明神权而不是认识世界的时候，文艺复兴又回到希腊，恢复了形式逻辑的本来面目，重新发现了世界，重新发现了人，重新发现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十七世纪初，又由英国人培根提出经验主义新工具，法国人笛卡尔提出理性主义新方法，推动西方启蒙运动，社会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逐步展开，稳步前进。十九世纪末，美国融合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提出实用主义，更保证了新大陆在二十世纪的崛起。欧美代表的西方带动世界由近代,而现代，而信息化,一体化，由地球，而月球，而火星，而土卫六，跟他们在自由而激烈地辩论中，孜孜不倦地深入研究认识工具－－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数理逻辑，科学哲学－－是分不开的。
而中国的圣贤重视认识的结果，轻视认识的过程，知道认识的来源，不知道认识的方法。远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很早很早，就概括出阴阳的观念作为世界的基础，总结出世界由阴阳的对立统一转化组成的图式，完成了对世界的认识。这个对已知世界的认识相当合理，保证了中国很早就在世界的东方崛起。这种认识是对经验的表述，从经验到认识，依靠的是具体经验的积累，而不是抽象思维的概括。所以，在认识深入以后，没有接续着认识工具的创造。所谓“格物致知”，强调的还是从经验得到知识，欠缺的依然是从零散的经验中归纳出真知的办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也只能是在已知的知识范围内，调查新出现的情况，虽有慎重思考，因无工具，唯靠定势，必然“物惟求新，人惟求旧”，新情况只能证明旧定理，新行为只能保卫旧江山。
至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笃行旧知识的步骤，根本不是认识新世界，获取新知识的方法。众多征圣，宗经，义理，考据，辞章，起承转合的准则要求，无不如此，也都是表述已知世界旧知识的方法，不是获取未知世界新知识的工具。
古人既无思想工具，认识不了新世界，只能“述而不作”，今人虽想作，因无思想工具，“作”也只能是“述而”而已。严复是中国译介西方思想学术名著第一人，传播自由民主不遗余力，最后竟名列“筹安会”，劝进洪宪皇帝登基。孙中山结束帝制，推行共和，晚年竟军政第一，训政第二，后生门人，一个独裁（蒋），一个专制（毛），自由民主，杳如黄鹤。蔡元培以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一代新风，北伐后期竟赞同“清共”，依然是“我花开后百花杀”的专制衣钵。胡适是自由主义大师，中外瞩目，抗战胜利后居然赞成“戡乱”，仍然是“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独裁家法。毛泽东由“五四运动”起家，举着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旗号，由共产（党）而共和（国），“万寿无疆”，“最高指示”，“三忠于”，“四无限”证明，“敢教日月换新天”，换回来的原来是曾被孙中山踹下台的帝制。青年学生追求自由民主，到天安门广场静坐绝食，不惜以血肉之躯对抗坦克机枪，然而又以爱国命名民主，在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面前，居然向专制政府下跪，连汉之清流，明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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