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教育不公是最大社会不公

教育不公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十几年来，中共以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导致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其中教育不公又是一切社会不公中最严重、最恶劣的。如果听任教育不公持续下去，甚至变本加厉，那么等待着中华民族的将是怎样的厄运，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得清楚了，旧历新年前后这一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从《中国青年报》、《炎黄春秋》杂志到许多地方报纸都纷纷刊出重要文章，尖锐地把教育不公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

先是来自湖南教育界的五位资深人士联名在《中国青年报》（二OO五年二月二日）发表以大量事实和数字为依据的呼吁，为教育不公大声疾呼。接着，不少媒体都报道了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一项权威的调查研究结果。八十多岁的钟沛璋老先生也在《炎黄春秋》（二OO五年第二期） 发表文章《中国教育值得沉思的问题》，列举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弊病，特别是不公平问题，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喊。

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严重
目前的教育不公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农村占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与日俱增，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村只获得了百分之二十三的教育资源，农村中小学基建的资金绝大多数由农民承担。教育资源配置的天平失衡，导致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上述“我国高局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表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招收的新学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这几年来新增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主要集中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在唐山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河北理工学院的高校，二OO三年农村学生的比例占到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三，比二OO一年增长了七点九个百分点。这个不可遏止的趋势就是社会不平等在教育中的集中体现。即使教育部二OO四年秋季启动的“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也不过是要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的职业技术层次的工具型、实用型人才。调查研究表明，从一九九八年至二OO二年，中国城市和县镇的普通中学数量分别增长了零点六和六点四个百分点，而农村普通中学的数量却在逐年减少，降低了七个百分点。加上极不合理的“重点”高中制度，农村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日益减少，教育不公平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原本有着调节社会不公、使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通道大大打了折扣。换言之，社会流动的门槛大大提高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失去了教育这个自然的调节器。城乡教育资源的差距对民族伤害之深，远不是短期内可以矫正的。

教育腐败愈演愈烈
二是以“钱（权）学交易”为主要特征的教育腐败愈演愈烈。首先是学费本身涨得太快，所谓义务教育是收费的教育。《人民日报》二OO四年十二月三日有一篇文章指出，大学的学费与一九八九年相比涨了二十五至五十倍，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只增长二点三倍。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名列榜首，教育还成为当今中国十大暴利行业的第二位。

最后，也是更严重的，特权阶层的子弟拼命往“重点”高中、“重点”大学挤，使原本匮乏而且不平衡的教育资源更加畸形化。“卖考分”已不是个别现象，而且从大学蔓延到了中学，使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遭到破坏，严重助长了“钱学交易”、“钱权交易”。所谓“名校办民校”实际上是利用公共教育资源，以“办分校”、“联合办学”、“名校带民校”等形形色色的名目收取高额的学费、赞助费，有些地方收费之高已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广东省教育行政部门已开始叫停，结果到底如何也难预测。

教育不公在于垄断制度
教育不公的主要症结在于现行的教育垄断制度，在于整个社会的不公平。虽然在一片滋养特权势力的土壤里，人们很难指望能长出教育公平之树，怛是教育不公的趋势必须受到遏制，不能任其蔓延下去。如果说解决社会不公是个长期的过程，那么就从寻求教育公平开始吧。

(转自争鸣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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