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军：农民工生存状况感叹

调查显示，目前，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有一亿人；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农业户口劳动力已占百分之五十七，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农民工打工每年带回的收入达三千亿元。农民工以他们的勤劳、质朴活跃于各个地方，他们的文化普遍较低，从事的是一些技能要求较低的职业，揽的也是脏、苦、累、险的活，他们的权益经常得不到保护。北京市有关部门总结了侵害农民工权益的种种现象：拖欠工资、工作环境恶劣、工伤事故频发。农民工欲诉无门，正规劳动合同难签，签了的合同也不规范，甚至出现了“生死合同”，劳动报酬低，没有社会保障，生活条件差。

农民工受社会歧视
北京某机关的李女士说，农民工就是从工地走出的一群衣着肮脏、脸色黝黑、营养不良、操着方言，走路都写“累”字的一族。

国有企业退休干部王大爷说，农民工就是卖菜卖早点的，踏三轮车的，收旧家具的，擦皮鞋的，在饭店洗盘洗碗的，站在大街小巷拿着牌子等活干的一族。

做铁艺的小牛认为，农民工干的是他们不愿干的，或太脏太累太低眉下眼干这些活的一 族。

媒体也在调侃农民工。某报副刊有这样一句话，“某某的书法仅仅仿佛一个民工用刷子在材料上做记号。”某台文艺晚会上，一著名相声演员调侃对方，“跑的比小偷还快，长的比民工都老。”

在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易受社会歧视，成为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

农民工所受的歧视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贵州来京打工的十九岁姑娘小华说，她每月的工资是三百元二年多了都没涨。老板娘轻蔑地告诉她，“四条腿的驴难找，两条腿的民工遍地都是，不想干就滚！”她从此再不敢提涨钱的事，只能每天在餐馆默默地干十六小时！许多打工妹在城市受到的性侵犯性骚扰更是司空见惯。

湖北来京的老高今年六十七岁了，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带收废品。他告诉我，城市人经常排斥他们，有“防贼、防盗、防民工”之说。还有人把他们归入有碍市容一类……。这种心理伤害，使农民工对城市无疑又多了一 层悲哀和凄凉。

被拒于都市文明之外
在衣食住行方面，农民工已经节省到极点了。

来自河南的老赵在北京海淀区一家报社当投递员，他穿的一双破皮鞋是捡来的。四川巴中的小吴在京一家建筑工地当泥瓦工，今年添置了一件新衣，一直舍不得穿，直到春节临回家之前才穿在身上。一位关注“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家撰文说，农民工可以穿得很破、很脏，宁可捡一双破皮鞋，在工作时磨得脚上起泡、淌血、流脓，也要等到春节回家，才添置新衣。

吃的方面，从事基建工程的农民工最差。在北京海淀区西四环路小煤厂一家住宅楼建筑工地，十九岁的农民工小刘告诉我，菜吃的是最便宜的，即堆堆菜（从菜市场捡回的菜）。至于营养，在如此高强度劳动下，也不会有人考虑。

关于住宿，集体大通铺只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防潮，再就是基本平坦。至于防寒，通风，安全，卫生，那是谁都无暇顾及的。劳累一天后，他们和着汗臭、脚臭，将身上的泥浆、泥土带上通铺。这对极度疲劳的民工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要抓住这几个小时赶紧睡觉，明天好继续干活。对租房住的民工来说，冬天对他们无疑是一个“鬼门关”，媒体报道的煤气中毒事件基本都与民工有关。

在京城繁华区──天安门广场附近一家餐厅上夜班的打工妹小许说，出行乘车，上厕所交费，还有那些不欢迎她们光临的场所带给她们的冷遇，使她们对出行基本上是望而却步。

农民工服务于一 座座繁华的城市，而都市的文明却将他们拒之门外！

劳动保护极差
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是极差的。

今年夏天，河南来京打工的小晁在工地施工时不小心从九米高的钢架上摔下，医院病历记载，患者伤情为粉碎性骨折。雇佣方只给结算了工资，花去的八千元医疗费却始终不予理睬。时至今日，这起事故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农民工基本上都属于低文化层次的劳动者，自我保护的意识相当淡薄。在京城印刷厂打工的王小刚长期接触白电油，不到一年时间，他便感到四肢无力，肌肉酸痛，恶心头晕，甚至严重得不能站立，皮肤也开始溃烂。对农民工来说，一旦这种有毒、高风险的工作对他们的伤害表现出来，那将是致命的。

农民工长期的营养不良、超强度劳动，使他们原本处于“亚健康”之下的躯体更加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而高额的医疗费，使他们对医院望而却步。

在京城某建筑工地看了八年工地大门的刘师傅说，农民工一旦得了病，一边用廉价的药片对抗疾病，一边还得从事高强度的工作。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那就意味着整个打工所得基本付诸东流。至于遇到中毒、传染病，对农民工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子女教育问题严峻
黑龙江来京的农妇李某说，临近春节，附近派出所的警察到她租的小屋来了八次，就为办暂住证，她交了九十元后，才没事了。农民工在都市中，真正被都市人记起时，便是要办暂住证。这形同“绿卡”的证明，规定了农民工从某年某月到某年某月可在这个城市暂住。中国公民如果不交钱，就无权在中国的城市暂住（还不是常住）。这就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

据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最近公布的中国九大城市流动儿童调查结果显示，随农民工父母进城的近二千万流动儿童，失学率高达百分之九点三，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面临的问题相当严峻。北京城乡结合部一 民工子弟学校的吉女士说，农民工的适龄儿童不怕丢、不怕冷、不怕脏、不怕劣质食品；他们可以啃着去皮的生薯，孤独地自己玩；托儿费、借读费、户籍等问题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他们的父母身上。而父母能养活他们，已经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应结束农民二等公民处境
据调查显示，中国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城市户口的劳动力，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多年来，农民工在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劳动实现着自己的希望和价值的同时，也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增加了税收。试看京城的摩天高楼、飞机场、立交桥、地铁、公园、广场、绿地，哪一 处没有民工洒下的汗水？权威人士指出，农民进城务工，不仅是农民就业的需要，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不仅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也是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始终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

中国正向“市民社会”过渡，在这种对国人而言还是崭新的社会形态里，讲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利益群体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这既是基本的社会要约，也是根本的社会公平原则之一。按该原则进行社会福利分配与保障，是保持“市民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的必要前提。

在新形势下，国家应该加快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降低进城和就业的门槛，加快建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特别是应该废除不平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结束农民二等公民的处境。

一位经济学家说，不能以牺牲民工作为人的生存权益而完成这个社会的原始积累！农民工的生存问题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应该走近他们，了解他们，给他们营造一个人性的环境，让他们也能和城市人一样，在宪法的天空下，堂堂正正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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