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铭：中共正在向西方自由企业体系附体

近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连创新高。整个2003年一年，外汇储备的增加相当于之前50年的总和，高达1600亿美元！ 2004年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历史纪录的6099亿美元，比2003年底的4033亿美元增加了几乎50%。据估计，今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可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传统观点认为，一国外汇储备的合理水平是能满足3个月的进口需求，一般不宜超过GDP的10%。按这个标准。中国只需保有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足矣。有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应该保持在满足6个月的进口需要，但即使如此，3000亿美元也就够了，毋需目前两倍于此的水平。

对外贸易的顺差，以及外国投资，使中国的金融系统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市场人士认为，中国央行成为这些外汇(如美元)的唯一买家。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说，中国央行去年为了维护人民币同美元汇率的稳定，增发了1.61万亿人民币购买外汇。为了减缓汇率的压力，中国允许更多的外汇出境；此举被认为是替贪官向国外转移赃款开大了方便之门。人们较少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同时也鼓励中资企业到西方国家投资。这一为巨额外汇储备找出路的做法，实际上起到了让中共控制下的国营企业向西方自由企业体系附体的作用。

在最近的中海油对于优尼科收购案中，中海油首席执行官反复强调中海油和中国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对于这笔185亿美元的交易，如果没有160亿美元来自北京官方的低于市场利率的融资或无息贷款，资产总值只有219亿美元的中海油根本无能力竞标。中海油在年初即打算对优尼科提出并购要约，但因资金不足而作罢。一名为中海油提供咨询服务的人士透露，促使中海油卷土重来的主因，除该公司新到任的董座傅成玉对拓展海外雄心勃勃外，得到北京当局指令以及挹注资金的承诺，才是其在各方不看好的情况下，勇于一搏的主因。德意志银行石油分析员David Hurd指出，北京政府全力补贴中海油的海外收购，甚至可能动用外汇储备。

另外，目前国企的负责人基本上是国家任命，管理层更多的被看作“特殊的公务员”而非企业家。如191家中央企业的“一把手”中，53家由中组部决定产生，其余由国资委决定产生，而且大多数国企主要负责人都是来自本系统内的政府官员。比如，试图在海外上市的中行和建行都曾经承诺，要提高银行的透明度，达到上市公司的要求。但是，在建行张恩照下台的问题上，无论是建行还是银监会都没有向公众提供任何具体的内容，只是笼统地说，他是因个人原因辞职的。《金融时报》认为，这种做法显示，国有银行原有的制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华尔街日报》则指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国有银行向世界级的商业银行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建设银行的高层人事变动依然要有中共来决定。建行新负责人郭树清的任命就是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在建行党委会上宣布的。再以中国银行为例，该行在过去十年中因内部腐败问题损失了数亿美元，现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864亿股股份全部属于政府所有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这给政府干预留下相当大的空间。中国银行股份公司新任行长李礼辉曾在央行和工商银行工作25年之久，最近两年曾担任海南省副省长。从其它省份提拔官员来领导中国银行，表明中央政府仍握着国有银行高层的人事大权。

正是因为众多中资企业近几年来一直企望在海外上市，促使海外民众和政府机构对中资企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了解。所以在今年中海油对于优尼科收购案中，各方对此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是国营企业，有国库当后盾，是不公平竞争，且能源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政府应该依法严审并否决这项交易。华尔街日报与国家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指出，73%的美国民众不乐见中海油并购优尼科。中海油收购优尼科，虽然派出公关游说，以公司体质、自由市场经济为轴，力陈立场。但中国是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独裁国家，作为世界第2大石油消费大国，中国对石油的依赖与日俱增，国有控股的中海油如果收购了优尼科，那么优尼科的石油资源在党意高于一切的状况下，自由市场经济可否坚持而不被政治挂帅取代，会不会被优先分配给中国政府，这是大多数美国人的疑虑。这反映出，一般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能源争夺策略已有戒心。

中国也对美国的近邻及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动了手脚，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导，中海油在今年四月以1.5亿加币购入加拿大的能源公司 MEG 16.69%的股权；五月份中国石油化工公司与Synenco能源公司协议设立合资企业，准备以1.5亿加币投资一项石油探勘计划，以开发阿尔伯特省北部“北极之光”的油砂；此外，北京的石油集团也将与加拿大的石油输油管公司合作建设加拿大西部海岸的油管，以利石油从加国西岸装船运往中国。

中国近来大量的自然资源投资并没有使加拿大工业部长戴维•艾默生感到担心，他说“这当然不是什么让我处于红色警报状态的事情”。当中国国有的中国五矿公司斥资60亿加元竞购矿业巨头Noranda的时候，“联邦政府在此事上的沉默令人惊愕，”新民主党的议员查里•安格斯说，“一旦交易取得成功，它将使中国政府有效地控制加拿大多个重要的冶炼企业的未来。我们是在走向完全未知的领域，外国人将拥有我们的资源储备。”

阿尔伯特省前能源部长墨瑞•史密斯说：“我们将放开做生意。正是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才建立起一个强大和繁荣的阿尔伯特，我们还将继续这么做。”现为阿尔伯特省驻华盛顿贸易办公室的负责人的史密斯还表示，他要劝告担心中海油的美国人“不要恐慌。美国的国力十分强大，足以应对市场的任何变化。”由此可见，一些加拿大官员将中共控制下的中资企业当作他们的同类，毫不设防的将其纳入西方自由企业体系。无独有偶，在美国会众议院就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对美国优尼科公司的收购事项举行的听证会上，自然资源研究专家泰勒认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不会使中共拥有“石油武器”。他说，中国政府必须占据整个中东地区，才会对国际石油价格和流通产生重大影响力。

中资企业到海外进行并购，现在才刚刚开始，其对西方自由企业体系的影响，目前还无足够例证进行分析，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国业已成熟的对外贸易上看出一些端倪。上世纪80年代，当中共决定在广东沿海开办几个特区进行来料加工、合资合作、补偿贸易时，谁也不会想到，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民币币值的升降，会成为多国政府、金融界、商会及劳工组织紧张谈论的话题。

1999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有欧元之父称号的蒙代尔从一九九四年起就坚决反对改变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美国最近一直说人民币汇率太低，严重伤害美国产业，因此要人民币升值。蒙代尔则说，人民币汇率变动，不论是一次把汇率升足或是采用浮动汇率对大陆都不好。而且，人民币升值也不能解决美国经济的根本问题。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主席﹝格林斯潘﹞、另一位美国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史蒂格利兹﹞也都认为，人民币升值，大陆货变贵了，美国人会买别的地方生产的便宜货，对美国经济和美国厂商都没有帮助。

近年来美国财政连续在高赤字下运行，却没有通货膨胀之虞。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于来自中国为主的廉价商品。这个观点虽然在公开报道中不常见，在民间却已广为流传。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大陆货变贵了，美国人当然可以买别的地方生产的便宜货。不过产品替代过程不是短期的，在新的廉价商品没有上市之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可能就上去了。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去年的名目预算赤字达四千一百三十亿美元，实质上都是外国投资人的资金在支应。中国的外汇存底中，近两千五百亿美元购买了美国的政府公债。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大陆出口减少，购买的美国政府公债必定要减少，由此造成的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也是需要考虑的。

有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行为相当于为中国的出口企业提供百分之二十一的出口补贴。来自丧失制造业工作机会比例最高的南卡州议员在国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的行为做出警告，如果在半年内中国政府仍然不允许人民币汇率根据市场供求状况来决定的话，美国财政部要把进入美国的中国产品的关税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七。斯普拉特议员的这项动议自从提出以来，只得到了少数议员的支持。由几十名国会议员联名向布什行政当局提出的一项有关申诉也曾被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拒绝受理。由此可见美国经济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

在各贸易伙伴国已一再施压下，人民币终于在本月升值2%，不过这种象征性的升值对中国的庞大贸易顺差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大陆对外贸易中包含相当比例的转口贸易，人民币升值后，用同等数量的人民币可以买到更多的上游产品。真正影响出口产品价格的，是大陆的劳工成本。低廉的劳工成本，是中共目前不想改变也不敢改变的状况。提高劳工成本，出口必定减少；提高劳工成本对增加国内需求有帮助，但有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中共仍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那几次通货膨胀心有余悸，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既能增加内需又能避免通货膨胀的好办法。低廉的劳工成本，加上大陆企业对国外产品的技术仿照日趋成熟，以及工业间谍源源不断发回的技术和科研情报，将会使中国的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外汇存底继续增加。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共，还会继续指使其控制下的国营企业向海外市场进军，向西方自由企业体系附体。

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各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对，的确是个需要慎重研究的课题。特别是那些跟中共走得比较近的官员，他们也许会说：“中加友好，而核子对抗只是中美之间的事。”不知他们是否想过，中共将军朱成虎所威胁的毁灭美国数百个城市的核弹爆炸后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是否会飘过美加边界，遮住加拿大蔚蓝的天空？当然中国目前未必有这样的军力，如果西方社会毫不设防，任由中共企业随意扩张，附体在西方自由企业体系上吸取能量，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共将军的威胁就可能成真。

中国经济现在表面上和市场经济接轨，但骨子里还是高度集权的那一套。既然中共可以用低息或无息贷款支撑国有企业收购外国企业，那中共同样有权将赚来的钱用各种形式拨回去发展核武、信息柏林墙等用于巩固其专制制度。而从中共的发家史来看，所谓国有企业，实为党营企业，其资产是通过武装斗争和政治运动从民间强取豪夺来的；与现代西方社会的企业，实质上是两码事。

当然笔者不是永远反对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中国真正成为自由民主的社会后，西方社会就可将中资企业视为同类，张开双臂加以拥抱。当初授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及中国入世贸时，国际社会曾以人权自由的改善作为先决条件；即使这样还发生了北电帮助中共建造信息柏林墙等丑闻。目前当中国国有企业急于出国投资之际，却没有听到“以人权换投资”的声音，实在是令人费解和担心。(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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