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科学家的文字狱

2005-10-30 17:38 作者: 王大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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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业大学生态学家王大齐因在主办的《生态学研究》刊物上发表批评中共专制主义的文章,以十高龄之躯被中共投入狱中一年,受尽折磨,出狱后仍受迫害。

八九民主爱国运动,已经过去十六周年。但那轰轰烈烈的场景,我记忆犹新。六四过后,中共的清算运动在大学展开。我由于参与民主运动,在合肥工业大学“赫赫有名”,中共党委要报复我一九九O年八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第五届国际生态学大会”,中国生态学会同意我为中国代表出席。但校党委借“出国人员政治审查”不让我过关。在我多次抗争之下,才发下政审结果,由于时间延误,我首次出国未成,我的“巢湖生态系统调控”论文已在国际发表,并收作论文集。

国内外专家支持主办生态学杂志
一九九三年五月,在意大利召开“第五届国际湖泊环境大会”,我的论文被列入报先论文,这次成功出席,已是我退休两个月的事了。我与西安理工大学范荣生合编的《水资源水文学》,是全国通用的大学教科书,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这更是退休后第三年的事了。九三年我接到主编《生态学研究》杂志的任务,一直主编了十年。它给我带来无限欢乐也带来无际悲哀,我因此被关进大牢,渡过一年零十五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开办《生态学研究》杂志,组稿、审稿、编辑、出版、发行,基本是我一个人,其中我的研究生们和我妻子冯素华给予了不少帮助。缺乏经费,十年间我拿出了五万多元贴补进去,很多人认为不值得。但我一不抽烟,二不喝酒,三无不良嗜好,出钱办杂志也是一种享乐。我乐而忘苦,乐而忘忧。国内外友人的热心帮忙也是办杂志成功的困素。美国、日本、奥地利和台湾以及国内的专家学者是杂志的编委。杂志发行数最多时是四百份,一般是二百份,最少时仅印五十份。论文以生态环境为主,刊发过反对三峡建坝的论文,反对阻碍社会信息流通的干扰台,论文是我与研究生合写;还有介绍台湾民主化过程的文章;有一篇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司洛特教授的《当代暴君列传》,点名批判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出版后,合肥工大的张裕怡副教授拿去向党委告发我,说我攻击毛。张是我的学生,是九三学社的,人品不佳。后来合肥市国家安全局传讯我十二小时,拿出省委文件通知安全局整我,逼迫我停办刊物,并掏出手枪相威胁。我当场声明,一时难以停下来,我继续办。

发表支持民主自由批毛批专制文章
为了向读者宣扬民主、白由、人权的理念,我增设“社会生态”专栏。全文刊发《世界人权宣言》;郭罗评中共签署两个人权公约的文章;《雪白雪红》纪实小说部分内容;在《文革三十五周年祭》文中说:“一党专制的未日已经为时不远,末日审判不一定要等到世界专制压迫的人们,应该为早日结束一党专制而共同努力。”公开谴责毛泽东、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的血腥屠杀(本段文字是我的判决书的中心内容)我还刊发了安徽省知名人士欧远方的文章《五四运动与民主自由》,“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毛暴君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个歪曲民主的理论,朕即真理,残酷迫害知识份子。”“民主可以集中指导吗?毛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不抗日,成天向国民党要民主,在他夺取政权后又提“民主基础上集中,集中指导下民主”这个错误公式,实质上是只集中,不民主。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台湾的国民党主席蒋经国能做到,中共能做到吗?”还刊登沈良庆的《狱中诗抄》也是我的罪过之一,还有由我撰写的“三评中国可以说‘不’等等”以上内容,都是肺腑之言,是知识份子良心,却触怒中共当局,决定对我这位已退休十年,年届七十的老人下毒手了。

狱中身体不好,不让取保候审
二OO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我出门买菜,被国家安全局的警察秘密逮捕。在东陈岗的美菱大道上,四个穿黑衣无标志的“流氓”,连同合肥工业大学保卫处的李科长,一同把我驾上一辆无标志的黑色汽车,驶过合工大的大门时,我心中无限悲凉,说了声“别了,合工大”。最后驶入安全局。就在我被捕的同时,安全局七八个警察,搜查了我的家,把我妻子控制在一旁不许动,他们翻书架、书柜,拿走我的日记、杂志、书籍、明信片、电话本、电话卡、账目、外币以及未发表的文章《反右运动四十五周年祭》,以及一本一九二一年极其珍贵的地图。事后冯素华多次索要这本地图,安全局的警察既不承认拿了也不否认拿了,但就是不归还。我被关押在有二十多名犯人的看守所监牢里,条件极其恶劣,喝自来水,冬天也洗冷水澡,上厕所要排队。牢房昏暗,不见天日,靠两只电灯二十四小时照着,送饭从一个洞口递进来。早饭是米汤,很难见到米粒,天天吃白菜皮子,无油。关进去一个月就减轻体重至少十斤,一个月无大便,头发胡须尽白,体力不支,蹲下就站不起来。我患有心速过缓,脑供血不足,已在牢房内几次晕倒。白被关押,不能与家人通信,直至案件由安全局进入检察院以后的八月,才能和家人通信,但不能见面。律师会见我,见我身体很差,愿意给我申请“取保候审”。检察院叫工大出面保我,工大不肯,检察院又让我妻子交一万元取保,当我妻子去交钱时,安全局不许以“ 取保候审”。

检察院说,我们都在安全局监管之下,法律不起作用,只好进入起诉。但在此时,工大一位基建处长被人告发贪污八百万元,被关押,不到三天,工大就用盖有“镰刀斧头”的公文保了出去。可见,工大不保我这个思想犯,却去保贪污犯,说明事关重大,不保他会引火上身。党委在离休干部会上说“此事到此为止,不许再说,谁说谁负责。”在党大于一切的情况下,法律无用,肃贪更是笑话。法院判我一年徒刑,说我“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是一个七十岁老人,一无政党,二无武装,如何颠覆国家?只不过说了真话,反对专制,反对腐败,要求民主自由人权,我何罪之有?安全局一位人员对我妻子说“此老人不过先知先觉”,看守一个警员私下对我说“你是意识形态问题,是持不同政见者。”另一位警员说“你是文字狱”。

二OO三年二月六日,我刑满出狱,回家后,除了友好者表示善意外,一般人都不敢理我,真是一片白色恐布,而在工大则是不同。可见,工科大学的人文知识低下“工科治国”会误人歧途,令人担忧。二OO三年五月起,工大停发我的退休金和一切福利。中共口口声声要保障“生存权”,而我是已工作四十四年的退休老人,不能再工作了,岂非死路一条!中共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它不许服过刑的人去工作,如合肥的沈良庆,为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多次被关押、劳教,出来后每次工作,都被安全警察威胁厂家,迫他失业。中国社会已堕落为法西斯主义,用恐怖手段维持统治。近日又听闻香港资深记者程翔被中共指控从事间谍活动,真是越想越心寒!

(王大齐:中国生态学家、合肥工业大学教授)

(开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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