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科學家的文字獄

2005-10-30 17:38 作者: 王大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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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工業大學生態學家王大齊因在主辦的《生態學研究》刊物上發表批評中共專制主義的文章,以十高齡之軀被中共投入獄中一年,受盡折磨,出獄後仍受迫害。

八九民主愛國運動,已經過去十六週年。但那轟轟烈烈的場景,我記憶猶新。六四過後,中共的清算運動在大學展開。我由於參與民主運動,在合肥工業大學「赫赫有名」,中共黨委要報復我一九九O年八月,在日本橫濱召開「第五屆國際生態學大會」,中國生態學會同意我為中國代表出席。但校黨委借「出國人員政治審查」不讓我過關。在我多次抗爭之下,才發下政審結果,由於時間延誤,我首次出國未成,我的「巢湖生態系統調控」論文已在國際發表,並收作論文集。

國內外專家支持主辦生態學雜誌
一九九三年五月,在義大利召開「第五屆國際湖泊環境大會」,我的論文被列入報先論文,這次成功出席,已是我退休兩個月的事了。我與西安理工大學範榮生合編的《水資源水文學》,是全國通用的大學教科書,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由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出版,這更是退休後第三年的事了。九三年我接到主編《生態學研究》雜誌的任務,一直主編了十年。它給我帶來無限歡樂也帶來無際悲哀,我因此被關進大牢,渡過一年零十五天。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我開辦《生態學研究》雜誌,組稿、審稿、編輯、出版、發行,基本是我一個人,其中我的研究生們和我妻子馮素華給予了不少幫助。缺乏經費,十年間我拿出了五萬多元貼補進去,很多人認為不值得。但我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無不良嗜好,出錢辦雜誌也是一種享樂。我樂而忘苦,樂而忘憂。國內外友人的熱心幫忙也是辦雜誌成功的困素。美國、日本、奧地利和臺灣以及國內的專家學者是雜誌的編委。雜誌發行數最多時是四百份,一般是二百份,最少時僅印五十份。論文以生態環境為主,刊發過反對三峽建壩的論文,反對阻礙社會信息流通的干擾臺,論文是我與研究生合寫;還有介紹臺灣民主化過程的文章;有一篇介紹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司洛特教授的《當代暴君列傳》,點名批判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出版後,合肥工大的張裕怡副教授拿去向黨委告發我,說我攻擊毛。張是我的學生,是九三學社的,人品不佳。後來合肥市國家安全局傳訊我十二小時,拿出省委文件通知安全局整我,逼迫我停辦刊物,並掏出手槍相威脅。我當場聲明,一時難以停下來,我繼續辦。

發表支持民主自由批毛批專制文章
為了向讀者宣揚民主、白由、人權的理念,我增設「社會生態」專欄。全文刊發《世界人權宣言》;郭羅評中共簽署兩個人權公約的文章;《雪白雪紅》紀實小說部分內容;在《文革三十五週年祭》文中說:「一黨專制的未日已經為時不遠,末日審判不一定要等到世界專制壓迫的人們,應該為早日結束一黨專制而共同努力。」公開譴責毛澤東、斯大林、希特勒等暴君的血腥屠殺(本段文字是我的判決書的中心內容)我還刊發了安徽省知名人士歐遠方的文章《五四運動與民主自由》,「民主是手段還是目的。毛暴君說,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這個歪曲民主的理論,朕即真理,殘酷迫害知識份子。」「民主可以集中指導嗎?毛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不抗日,成天向國民黨要民主,在他奪取政權後又提「民主基礎上集中,集中指導下民主」這個錯誤公式,實質上是只集中,不民主。開放黨禁、報禁,還政於民,臺灣的國民黨主席蔣經國能做到,中共能做到嗎?」還刊登瀋良慶的《獄中詩抄》也是我的罪過之一,還有由我撰寫的「三評中國可以說『不』等等」以上內容,都是肺腑之言,是知識份子良心,卻觸怒中共當局,決定對我這位已退休十年,年屆七十的老人下毒手了。

獄中身體不好,不讓取保候審
二OO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時,我出門買菜,被國家安全局的警察秘密逮捕。在東陳崗的美菱大道上,四個穿黑衣無標誌的「流氓」,連同合肥工業大學保衛處的李科長,一同把我駕上一輛無標誌的黑色汽車,駛過合工大的大門時,我心中無限悲涼,說了聲「別了,合工大」。最後駛入安全局。就在我被捕的同時,安全局七八個警察,搜查了我的家,把我妻子控制在一旁不許動,他們翻書架、書櫃,拿走我的日記、雜誌、書籍、明信片、電話本、電話卡、賬目、外幣以及未發表的文章《反右運動四十五週年祭》,以及一本一九二一年極其珍貴的地圖。事後馮素華多次索要這本地圖,安全局的警察既不承認拿了也不否認拿了,但就是不歸還。我被關押在有二十多名犯人的看守所監牢裡,條件極其惡劣,喝自來水,冬天也洗冷水澡,上廁所要排隊。牢房昏暗,不見天日,靠兩隻電燈二十四小時照著,送飯從一個洞口遞進來。早飯是米湯,很難見到米粒,天天吃白菜皮子,無油。關進去一個月就減輕體重至少十斤,一個月無大便,頭髮鬍鬚盡白,體力不支,蹲下就站不起來。我患有心速過緩,腦供血不足,已在牢房內幾次暈倒。白被關押,不能與家人通信,直至案件由安全局進入檢察院以後的八月,才能和家人通信,但不能見面。律師會見我,見我身體很差,願意給我申請「取保候審」。檢察院叫工大出面保我,工大不肯,檢察院又讓我妻子交一萬元取保,當我妻子去交錢時,安全局不許以「 取保候審」。

檢察院說,我們都在安全局監管之下,法律不起作用,只好進入起訴。但在此時,工大一位基建處長被人告發貪污八百萬元,被關押,不到三天,工大就用蓋有「鐮刀斧頭」的公文保了出去。可見,工大不保我這個思想犯,卻去保貪污犯,說明事關重大,不保他會引火上身。黨委在離休幹部會上說「此事到此為止,不許再說,誰說誰負責。」在黨大於一切的情況下,法律無用,肅貪更是笑話。法院判我一年徒刑,說我「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我是一個七十歲老人,一無政黨,二無武裝,如何顛覆國家?只不過說了真話,反對專制,反對腐敗,要求民主自由人權,我何罪之有?安全局一位人員對我妻子說「此老人不過先知先覺」,看守一個警員私下對我說「你是意識形態問題,是持不同政見者。」另一位警員說「你是文字獄」。

二OO三年二月六日,我刑滿出獄,回家後,除了友好者表示善意外,一般人都不敢理我,真是一片白色恐布,而在工大則是不同。可見,工科大學的人文知識低下「工科治國」會誤人歧途,令人擔憂。二OO三年五月起,工大停發我的退休金和一切福利。中共口口聲聲要保障「生存權」,而我是已工作四十四年的退休老人,不能再工作了,豈非死路一條!中共要建立「和諧社會」,但它不許服過刑的人去工作,如合肥的瀋良慶,為爭取民主自由人權,多次被關押、勞教,出來後每次工作,都被安全警察威脅廠家,迫他失業。中國社會已墮落為法西斯主義,用恐怖手段維持統治。近日又聽聞香港資深記者程翔被中共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真是越想越心寒!

(王大齊:中國生態學家、合肥工業大學教授)

(開放9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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