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钟专栏】：共产党为什么说一套做一套 党文化发展之五

上世纪文革前，北京曾经一片“霓红灯”，到处上演《霓红灯下的哨兵》。为开展阶级斗争造势。如今反过来，香港到处一片“和谐社会”，为拉出去打进来的分化民主运动的“和谐”造势；而海外网站反映出中南海颇不和谐，17大前中共内斗更凶，突显胡氏猝然反攻：海外网上揭中央书记处是“曾家店”，曾某人是抡班夺位的野心家；而专为胡氏访美抹黑，开罪美国，扬言要给美国送去核“热狗”的朱成虎，去年搬他不动，今年终于受到行政处分。

而前一年被称为嫡亲网的主人却报导温家宝宏观上调控触及胡书记党中央势力范围，分明在挑拨胡温关系。总之双方网站在中共党内都是一边倒，绝不会既攻胡温，又揭曾庆红，也不会既揭曾庆红又揭胡或温。如果那样，便成真正反共媒体了。海外党内两派所控网站，便是中共内斗的缩影。

最近有文章提到共产党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矛盾问题，很有深度。笔者孤陋寡闻，只能谈及共产教旨与行为的矛盾，亦即说一套做一套。

其实共产教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有其一致之处，那便是”唯物”主义，即《共产党宣言》所说：“要与一切传统意识形态实行彻底的决裂”，其眼中的世界是毫无道德等精神因素的纯物质世界，连人类也是“材料”，可改造为“物质武器”、“驯服工具”之类，因此在行动方法上也就毫无道德顾忌而无耻，比如“八荣八耻”之类在共产教典上都是“四旧”即“传统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宣言》之后，尤其在颂毛之后，反过来又掌自己的嘴。

这种奇怪现象屡见不鲜，即共产教旨一旦碰壁，进入死胡同，便反过来抄起早已彻底决裂的“传统意识形态”，向敌对文化找招牌，求护身符。

譬如“和谐社会”分明与“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阶级斗争”相对立，是共产教旨大批判的“阶级调和论”。但实行起来却比公开提倡阶级斗争更其残忍和无耻，它掩盖的器官移植比“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口号下的广西吃人肉运动招牌更辉煌，是“救死扶伤”，杀人规模更为前者所无法比拟。

至于为何实践一再碰壁，就是马克思本人承认的他本人“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任何主义的实践家，起码要有多少道德的承担（孙中山先生的威望便在于此）。否定一切人类传统，毫无道德的主义由毫无道德约束，绝对自私的一群“人”不择手段地去实行，正如西谚所说：“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即用暴力手段达到暴力专政，用恐怖手段达到恐怖目的，用无道德的手段建立无道德的专政，碰壁后用传统道德作掩护。

共产教旨实践纲领即列宁所说：“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约束的完全以暴力为基础的专政”，亦即马克思所说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建立的“新的国家机器”。其主要成份是军队、警察和监狱，这和“民主”势不两立，都是用来对付、压迫、禁锢民主的。

理论上马克思认为农民是私有者，散漫而不成其为阶级，”人民”是包括农民等各个阶级的，唯有无产者阶级才先进，其实质是唯有他自己才最先进，因为他是无产阶级的“导师”。

列宁批判民粹主义为反动理论，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伯留波夫三位民主主义人物，到列夫．托尔斯泰都被视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障碍。

中共所谓“人民当家作主”与“共产党领导一切”是相抵触的，即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而人民没有革命的理论要当家做主，是“反动”的民粹主义。

而“革命的理论”是共产党独家所有，别无分号。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当然也包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总之，没有共产党就什么都没有。大老粗称“儒将”的迟浩田一言一蔽之：“没有共产党一切都完了”，不知是什么逻辑？一言堂不用论证。

但是马克思以专政排斥民主的这一套，欧洲人全不买帐。马氏本人也只好孤独寂寞地死去，“去见自己”。共产党人之死都说是“去见马克思”，没别人，没有上帝，马克思只好死后去见“自己”。

列宁在二十世纪世界民主大潮中却比马克思乖巧，改共产党之名为“社会民主工党”，除了社会主义、工人等字眼外，中间又镶嵌上时髦的“民主”二字。

列宁在《论国家》一书中，坚持马克思的观点，把国家定义为“阶级压迫的工具”，其逻辑是“国家的出现证明阶级斗争的不可调合”。据说为免于两个阶级同归于尽，于是出现国家作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社会才不至于灭亡。这“压迫”简直太“必要”、太有“理”了。

但他另一部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又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是历史上最大的民主。

而给美国等西方国家贴的标签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其实这后一句才是马克思、列宁式专政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得其诡辩，说：“对人民的民主与对反动派的专政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但对党内却透底说：“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毛在1949年7月1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把全国各党派通过的《共同纲领》上写明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实质上变成了“民主”专政国，简称“人民共和国”，更简称是“人民中国”。

而北朝鲜的金日成就远没有毛高明。自1947年成立“国家”就叫做“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一直沿用了十几年，直到中共文革时期，才改称“朝鲜社会主义共和国”。

毛也学列宁手段，藏起“社会主义”，藏起“无产阶级专政”，于抗日战争后期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称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新式的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却由共产党来领导？理由是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共产党只好义务代理，当仁不让，“落在肩上”。

有人议论说北京“解放”时工人没多少，政治协商会议上也没看见工人阶级领导呀！中国共产党回答更妙：“工人阶级要通过共产党来领导”，“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就等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

而列宁承认“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从工人阶级中产生，必须从外面灌输”。灌输以后便又成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一笔糊涂帐。总之，一小撮邪教头目专政有”理”。就等于“人民当家作主”。

这种“代表”逻辑从来不需要工人阶级去投票，直传到江氏“带三块表”，也用不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选票。

列宁说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却同时指示契卡（克格勃前身）对于工人怠工，“每十个人中拉出去一个枪毙！”

而花天酒地的金正日，教育饥民的红色标语更直接了当：“领袖的福气，便是人民的福气。”

一面枪杀定州、汕尾农民，强拆居民房屋，暴打上访民众，便衣特务公然围困折磨为民忘命、誉满全国、声闻世界的高智晟律师。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已发展到“党言无忌”了，只要有京、沪、深、广四大橱窗供人参观，能蒙几个算几个，到这步田地，在党内能留多少算多少，洋教主已无咒可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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