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罪人张学良


现在共产党的教科书上都认为蒋介石抗日在西安事变印发的,如果没有西安事变,蒋介石就会继续卖国,不会抗日。于是,就说张学良是英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后来在抗日中的惨败,全是张学良的错误行动引起的。

  一、 蒋介石真的不愿意抗日吗。

  从最近公布的蒋介石的日记来看,蒋介石在1931年就有抗日的准备。

   早在“九一八”发生不久,蒋介石就在1931年10月7日的日记中这样写的:

   “此次对日作战,其关系不在战斗之胜负,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长,与夫国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国民固有之勇气与决心早已丧失殆尽,徒凭一时之兴奋,不具长期之坚持,非惟于国无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虑,无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与人格,以及革命精神与主义而已。是故余志已决,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于绝境,迫我民族至无独立生存之余地,则成败利钝自不暇顾,只有挺然奋起,与之决一死战,恃我一己之牺牲,以表示我国家之人格,以发扬民族之精神。”

   抗战之前这段日记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边接近的人都无法洞察他内心真实的想法。从他的日记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忍辱负重,不抵抗,自认为完全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深知仓促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其内心的痛苦在日记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签定屈辱的《塘沽协定》后,1933年6月3日曾在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不过,客观而言这个协定确实将日本全面侵华的计划延缓、推迟了四年,为中国赢得了一定的准备时间。在当时背景下,包括胡适在内的许多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也是赞成委曲求全、争取时间的。

   1934年9月,蒋介石授意陈布雷写出了关于日问题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10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10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

   徐道邻实有其人,并非笔名,此人是北洋军阀徐树诤的儿子,曾在蒋的侍从室工作过,大约是个司局级的官员,蒋不想用自己的名义,也不想用陈布雷的名义,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以职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邻”的名义发表,陈布雷为此叫好,认为其中还蕴涵有“慢慢与邻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1935年3月1日,蒋在日记中几乎松了一口气:

   “表明对日外交方针与态度,国民已有谅解,并多赞成,一月之间外交形势大变,欧美亦受影响,自信所谋不误。”而且其中隐隐透出了几分得意。
   然而,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发,早晚总是要爆发的。对此蒋也不是毫无预感。他之所以一再试图拖延全面战争爆发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准备得充分一些。1936年9月26日他日记中说:“三年之内,倭寇不能灭亡中国,则我何患其强迫,但此时尚不可不隐忍耳。”这一点他在三年前,即1933年7月14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以和日掩护外交,以交通掩护军事,以实业掩护经济,以教育掩护国防,韬光养晦乃为国家唯一自处之道乎。”实际上,在1937年前的5年间,抗战准备的成效确实也是显著的,比如:

   1、 任用德国顾问,修订公布了陆军典范令;
   2、 任用俞大维,将步兵兵器标准化;
   3、 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的军械弹药能自足;
   4、 空军扩充到飞机600架(尽管能实际对日作战的只有220架);
   5、 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赣、粤汉铁路;
   6、 币制改革,法币用纸,白银公有;
   7、 公布兵役法,开始征兵;
   8、 派宋子文、孔祥熙、蒋廷黻等分头游说美、英、苏等大国,争取外交主动,等等。

   等到1936年12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实现合作,结束内战,共产党宣布接受蒋的统一领导,共同抗日,蒋的个人声望大大提高。在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胡适早在1935年8月就说过:“蒋先生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是一个事实,因为更没有别人能和他竞争这领袖的地位。”《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也把蒋视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没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蒋有很多方面不尽人意。

  可见,蒋介石是愿意抗日的,只是那时候忍辱负重,一再拖延和日本开战的时间。奈何,张无知被共产党利用,迫使小日本提前对中国发动战争。在武器完全不对成的情况下,山西失守、上海失守这都是最正常不过了。现在教科书上反把这些全部归罪于蒋介石,千古奇怨哪。

  二、 张学良的无知与共产党的用心

  张学良的不学无术其实是出名的,靠他老子打下的江山,不敢和蒋介石对抗一下就投降了,于是被蒋介石器重。表现如下:

  1、 其政治上的幼稚在民国大小军阀中堪称一学童。老爹死后便无力掌控东北军,任由军统渗透,不得不“东北易帜”。“918事变”出国归来,活脱脱一个愤青面目,激动地向老蒋建议搞“法西斯屉”,全无一个方面军统帅、国家军队副统帅应有的沉稳。此间的东北军上下思想涣散,各方势力争相拉拢,最后发生“西安事变”,完了竟后悔不迭,为陪罪亲自驾机送老蒋。身陷囹圄之间,数次要老蒋放他回去,重新统兵。

  2、、“918事变”时,东北军19万,训练有术,装备精良,有作战经验,有飞机大炮(大家可查查日军在沈阳缴获的武器便可)。在家乡守土,占尽地利人和。关东军区区1.9万人,老子愤怒!不放一弹,大好山河尽落敌手,同胞受辱,与那韩德勤有何两样!事后扯出一个老蒋的不抵抗电令来推卸,众所周知,老蒋是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对地方大小军阀是控制不住的,平时诸事都和中央对着干,怎摸逃命的时候就如此听话?

  3、 张学良还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上,当上了总务长;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後,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後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麽时候故宫中属於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把这么一个不顾国家大局,错误的把战争时间提早的花花公子说成是民族英雄,而且难道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是真的死光了吗。

  至于共产党的用心,那是更加明显的。就算共产党转移到延安了,如果蒋介石继续用兵,那么剩下的2万红军迟早会被消耗光的。所以这时候共产党最希望借刀杀人,只要国民党和日本人一开战,红军就不会完蛋。那时候其实共产党只想生存,根本没想过要统一中国。至于后来统一中国,一是抗日战争拖的实在太久了,所以给了他们很大的机会发展。另一方面是国民党老是失败,士气和民心有所失去。何况在抗日中,最精锐的部队都已经消耗光了。

  三、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于是,对于一个1928年才基本稳固的政权来说,9年的发展怎么与发展了半个世纪的小日本对抗。

  1、 经济上。抗战前国民党政府曾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强国家金融资本的实力。1935年的币制改革,对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生了积极作用。南京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经济法令,如废除厘金制和苛杂,实行统一货物税;颁布工厂法、实现关税自主和海关自主,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在抗战期间,国家资本的“四行两局”由于实力雄厚,不但使战时财政得以统筹调度,更重要的是对后方经济,特别是工农业生产起了扶助作用。”1937——1944年的8年中,‘四联总处’对经济事业的放款总数达496亿元,其中对工矿企业的放款比例逐年提高,由1937年的9.3%,列1944年增加列72.2%,8年间工矿放款总数达到316亿元”。当时的贷款由于物价上涨,“而往往收回本息时只剩下原先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贷款等于“直接成为企业的无偿补贴”,更谈不上对工矿企业的“收括”。对私营企业也是如此,如对民生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华西实业公司等都大量发放贷款(丁日初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家资本》,《民国档案》1986年第4期。)。再以资源委员会来说,虽成立于抗战前,而实际在“九•一八”后为国防作准备而成立的,最初称“国防设计委员会”,为私人资本无力发展的重工业作了贡献。应该说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间之一,如果那种经济发展的势头能持续10年,那么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必然会缩小。就算延迟3年,到1840年,中日差距也会减少很多。

  2、 军事上:中国陆军有步兵182个师、46个独立旅、9个骑兵师、6个独立骑兵旅、4个炮兵旅、20个独立炮兵团以及其他少量特种兵。总计200万人。其中蒋介石中央政府直辖的只有70个师(所谓中央军)。这70个师中,有40个接受过德国人训练,装备较好。1936年开始整编陆军,到七七事变仅完成20个师整编,但装备没有完全到位,达不到编制数。其他各师实力仅为编制数的50%-70%。军需补给。人员补充能力和日军有较大差距,征兵制刚刚在部分地区实行。所以,逼蒋抗日,就是叫还未准备好的中国去和早已准备好的日本去仓促应战。这样的战争不输才怪。

  四、 可怕的而幸好没发生的结果

  共产党一直说论持久战,认为中国必定可以战胜日本。但日本在抗战中一共才伤亡300万军队,其中100万关东军是被苏联消灭的,100万海陆空军是被美国人消灭的。被中国消灭的部队只有100万,其中很多是在盟军支援下消灭的。但这100万军队,也就是1/3的军队,就攻占了大半个中国,把我们的政府压缩在西南的大山中。如果那时候没有美国人,日本从缅甸进攻的话,重庆的沦陷也是早晚的事情。

  但共产党却认为,沦陷不要紧,因为我们沦陷的是城市,农村和山区还掌握在我们手中,所以我们实际上控制了大半个中国。而且继续宣扬战争的决定因素在于人而不是武器。如果日本那时候真的打下重庆,中国也就失去了抗战的核心和领导人,各地武装必定各自为政。那时候日本进行伪化是很简单的。就算不伪化,也可以以华制华。

  不要说战争的因素在于人而不在于武器。共产党建国后这个错误理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到了80年代以后我们才开始用科技化建设军队。如果那时候日本真的打下重庆,那么剩下的地方武装怎么和小日本斗。小日本完全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个个击破,如果兵力不够还可以用伪军。至于个个击破,那是很容易的。完全可以集中3倍的兵力,再加上空中支援。共产党其实打的仗基本是靠偷袭,完全没有进行过正面交战,那是因为日本在华北的兵力那时候还不足。如果从关东或者从还上抽调部分兵力,完全可以围歼共产党。只是日本对形势判断错误,不小心去招惹了美国。要灭掉中国应该还是可能的。近代以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主要在于武器和背后的实力,而不是人。游击战最多只能存在于少量地区,不可能蔓延在全国。所以中国在抗日中完全有被日本亡国的可能。这就是最可怕的却没有发生的后果,也只能算是中国的幸运了。但西安事变引发的侵华战争的提前爆发,却不能不说很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如果说卖国,张学良最多是无知,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卖国。他们为了保存自己,不顾民族安危,错误的把战争给提前。

  所以说张学良是千古罪人一点也不过分。很希望历史还蒋公一个清白。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