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蔣介石真的不願意抗日嗎。
從最近公布的蔣介石的日記來看，蔣介石在1931年就有抗日的準備。
早在「九一八」發生不久，蔣介石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７日的日記中這樣寫的：
「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余固深知我國民固有之勇氣與決心早已喪失殆盡，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默察熟慮，無可恃也。而余所恃者在我一己之良心與人格，以及革命精神與主義而已。是故余志已決，如果倭寇逼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
抗戰之前這段日記自然是不可能公布的，世人包括身邊接近的人都無法洞察他內心真實的想法。從他的日記看來，蔣介石之所以忍辱負重，不抵抗，自認為完全是出於現實的考慮，他深知倉促應戰，只有自取敗亡。其內心的痛苦在日記中多有流露，在他授意把兄弟王郛簽定屈辱的《塘沽協定》後，１９３３年６月３日曾在日記中表明心跡：「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不過，客觀而言這個協定確實將日本全面侵華的計畫延緩、推遲了四年，為中國贏得了一定的準備時間。在當時背景下，包括胡適在內的許多有影響的知識份子也是贊成委曲求全、爭取時間的。
１９３４年９月，蔣介石授意陳佈雷寫出了關於日問題的《友乎？敵乎？》一文，以「徐道鄰」之名發表在《外交評論》１０月號。這篇長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蘇為假想敵，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內滅亡中國，如果戰爭拖上三個月、十個月或半年，「則日本地位甚為危險」。「中國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將大受犧牲，這是中國人所不容諱言。但日本的困難，亦即在於此，中國正唯因沒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輕侮的力量所在。戰爭開始，在勢力相等的國家以決戰為戰爭的終結。但是在兵力絕對不相等的國家，如日本同中國作戰，即無所謂正式的決戰，非至日本能佔盡中國每一方里之土地，徹底消滅中國之時，不能作為戰事的終結，兩國開戰之際，本以佔領政治中心為要著。對中國作戰，如以武力佔領了首都，制不了中國的死命。」
徐道鄰實有其人，並非筆名，此人是北洋軍閥徐樹諍的兒子，曾在蔣的侍從室工作過，大約是個司局級的官員，蔣不想用自己的名義，也不想用陳佈雷的名義，深思熟慮之後，決定以職位不大不小的「徐道鄰」的名義發表，陳佈雷為此叫好，認為其中還蘊涵有「慢慢與鄰道」的意思。
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覺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蔣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紛紛翻譯轉載，和平談判的空氣一時濃了起來。１９３５年３月１日，蔣在日記中幾乎鬆了一口氣：
「表明對日外交方針與態度，國民已有諒解，並多贊成，一月之間外交形勢大變，歐美亦受影響，自信所謀不誤。」而且其中隱隱透出了幾分得意。
然而，日本對華侵略蓄謀已久，箭在弦上，不能不發，早晚總是要爆發的。對此蔣也不是毫無預感。他之所以一再試圖拖延全面戰爭爆發的時間，就是希望能準備得充分一些。１９３６年９月２６日他日記中說：「三年之內，倭寇不能滅亡中國，則我何患其強迫，但此時尚不可不隱忍耳。」這一點他在三年前，即１９３３年７月１４日的日記中說得更明白：「以和日掩護外交，以交通掩護軍事，以實業掩護經濟，以教育掩護國防，韜光養晦乃為國家唯一自處之道乎。」實際上，在１９３７年前的５年間，抗戰準備的成效確實也是顯著的，比如：
１、 任用德國顧問，修訂公布了陸軍典範令；
２、 任用俞大維，將步兵兵器標準化；
３、 設立軍用化學工廠，使最基本的軍械彈藥能自足；
４、 空軍擴充到飛機６００架（儘管能實際對日作戰的只有２２０架）；
５、 在各省督促修建公路，完成了浙贛、粵漢鐵路；
６、 幣制改革，法幣用紙，白銀公有；
７、 公布兵役法，開始徵兵；
８、 派宋子文、孔祥熙、蔣廷黻等分頭遊說美、英、蘇等大國，爭取外交主動，等等。
等到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意料之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國共實現合作，結束內戰，共產黨宣布接受蔣的統一領導，共同抗日，蔣的個人聲望大大提高。在知識份子中有廣泛影響的胡適早在１９３５年８月就說過：「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大公報》主筆張季鸞也把蔣視為抗日的重心，要抵抗外侮，沒有重心是不行的，哪怕蔣有很多方面不盡人意。
可見，蔣介石是願意抗日的，只是那時候忍辱負重，一再拖延和日本開戰的時間。奈何，張無知被共產黨利用，迫使小日本提前對中國發動戰爭。在武器完全不對成的情況下，山西失守、上海失守這都是最正常不過了。現在教科書上反把這些全部歸罪於蔣介石，千古奇怨哪。
二、 張學良的無知與共產黨的用心
張學良的不學無術其實是出名的，靠他老子打下的江山，不敢和蔣介石對抗一下就投降了，於是被蔣介石器重。表現如下：
1、 其政治上的幼稚在民國大小軍閥中堪稱一學童。老爹死後便無力掌控東北軍，任由軍統滲透，不得不「東北易幟」。「918事變」出國歸來，活脫脫一個憤青面目，激動地向老蔣建議搞「法西斯屜」，全無一個方面軍統帥、國家軍隊副統帥應有的沉穩。此間的東北軍上下思想渙散，各方勢力爭相拉攏，最後發生「西安事變」，完了竟後悔不迭，為陪罪親自駕機送老蔣。身陷囹圄之間，數次要老蔣放他回去，重新統兵。
2、、「918事變」時，東北軍19萬，訓練有術，裝備精良，有作戰經驗，有飛機大炮（大家可查查日軍在瀋陽繳獲的武器便可）。在家鄉守土，佔盡地利人和。關東軍區區1.9萬人，老子憤怒！不放一彈，大好山河盡落敵手，同胞受辱，與那韓德勤有何兩樣！事後扯出一個老蔣的不抵抗電令來推卸，眾所周知，老蔣是名義上統一了中國，對地方大小軍閥是控制不住的，平時諸事都和中央對著幹，怎摸逃命的時候就如此聽話？
3、 張學良還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3年期間裡，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渖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樣」。1928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張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張學良乾脆出10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12萬英鎊購入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知什麽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把這麼一個不顧國家大局，錯誤的把戰爭時間提早的花花公子說成是民族英雄，而且難道我們中華民族的英雄是真的死光了嗎。
至於共產黨的用心，那是更加明顯的。就算共產黨轉移到延安了，如果蔣介石繼續用兵，那麼剩下的2萬紅軍遲早會被消耗光的。所以這時候共產黨最希望借刀殺人，只要國民黨和日本人一開戰，紅軍就不會完蛋。那時候其實共產黨只想生存，根本沒想過要統一中國。至於後來統一中國，一是抗日戰爭拖的實在太久了，所以給了他們很大的機會發展。另一方面是國民黨老是失敗，士氣和民心有所失去。何況在抗日中，最精銳的部隊都已經消耗光了。
三、 西安事變的後果
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了日本侵華戰爭的提前爆發。於是，對於一個1928年才基本穩固的政權來說，9年的發展怎麼與發展了半個世紀的小日本對抗。
1、 經濟上。抗戰前國民黨政府曾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加強國家金融資本的實力。１９35年的幣制改革，對當時及以後一段時期中國經濟發生了積極作用。南京政府頒布的一系列的經濟法令，如廢除釐金製和苛雜，實行統一貨物稅；頒布工廠法、實現關稅自主和海關自主，對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是有利的。在抗戰期間，國家資本的「四行兩局」由於實力雄厚，不但使戰時財政得以統籌調度，更重要的是對後方經濟，特別是工農業生產起了扶助作用。」１９３７——１９44年的８年中，‘四聯總處’對經濟事業的放款總數達４９６億元，其中對工礦企業的放款比例逐年提高，由１９37年的９．３％，列１94４年增加列７２．２％，８年間工礦放款總數達到３１６億元」。當時的貸款由於物價上漲，「而往往收回本息時只剩下原先值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貸款等於「直接成為企業的無償補貼」，更談不上對工礦企業的「收括」。對私營企業也是如此，如對民生公司、重慶電力公司、華西實業公司等都大量發放貸款（丁日初等：《抗日戰爭時期的國家資本》，《民國檔案》１98６年第４期。)。再以資源委員會來說，雖成立於抗戰前，而實際在「九•一八」後為國防作準備而成立的，最初稱「國防設計委員會」，為私人資本無力發展的重工業作了貢獻。應該說抗戰前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間之一，如果那種經濟發展的勢頭能持續10年，那麼中國和日本的差距必然會縮小。就算延遲3年，到1840年，中日差距也會減少很多。
2、 軍事上：中國陸軍有步兵182個師、46個獨立旅、9個騎兵師、6個獨立騎兵旅、4個炮兵旅、20個獨立炮兵團以及其他少量特種兵。總計200萬人。其中蔣介石中央政府直轄的只有70個師（所謂中央軍）。這70個師中，有40個接受過德國人訓練，裝備較好。1936年開始整編陸軍，到七七事變僅完成20個師整編，但裝備沒有完全到位，達不到編製數。其他各師實力僅為編製數的50％-70％。軍需補給。人員補充能力和日軍有較大差距，徵兵制剛剛在部分地區實行。所以，逼蔣抗日，就是叫還未準備好的中國去和早已準備好的日本去倉促應戰。這樣的戰爭不輸才怪。
四、 可怕的而幸好沒發生的結果
共產黨一直說論持久戰，認為中國必定可以戰勝日本。但日本在抗戰中一共才傷亡300萬軍隊，其中100萬關東軍是被蘇聯消滅的，100萬海陸空軍是被美國人消滅的。被中國消滅的部隊只有100萬，其中很多是在盟軍支援下消滅的。但這100萬軍隊，也就是1/3的軍隊，就攻佔了大半個中國，把我們的政府壓縮在西南的大山中。如果那時候沒有美國人，日本從緬甸進攻的話，重慶的淪陷也是早晚的事情。
但共產黨卻認為，淪陷不要緊，因為我們淪陷的是城市，農村和山區還掌握在我們手中，所以我們實際上控制了大半個中國。而且繼續宣揚戰爭的決定因素在於人而不是武器。如果日本那時候真的打下重慶，中國也就失去了抗戰的核心和領導人，各地武裝必定各自為政。那時候日本進行偽化是很簡單的。就算不偽化，也可以以華制華。
不要說戰爭的因素在於人而不在於武器。共產黨建國後這個錯誤理論一直持續到80年代。到了80年代以後我們才開始用科技化建設軍隊。如果那時候日本真的打下重慶，那麼剩下的地方武裝怎麼和小日本鬥。小日本完全可以集中優勢兵力個個擊破，如果兵力不夠還可以用偽軍。至於個個擊破，那是很容易的。完全可以集中3倍的兵力，再加上空中支援。共產黨其實打的仗基本是靠偷襲，完全沒有進行過正面交戰，那是因為日本在華北的兵力那時候還不足。如果從關東或者從還上抽調部分兵力，完全可以圍殲共產黨。只是日本對形勢判斷錯誤，不小心去招惹了美國。要滅掉中國應該還是可能的。近代以後，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主要在於武器和背後的實力，而不是人。游擊戰最多只能存在於少量地區，不可能蔓延在全國。所以中國在抗日中完全有被日本亡國的可能。這就是最可怕的卻沒有發生的後果，也只能算是中國的幸運了。但西安事變引發的侵華戰爭的提前爆發，卻不能不說很可能存在著這樣的危險。如果說賣國，張學良最多是無知，共產黨才是真正的賣國。他們為了保存自己，不顧民族安危，錯誤的把戰爭給提前。
所以說張學良是千古罪人一點也不過分。很希望歷史還蔣公一個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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