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即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史料记载远在西周就已有太学之名。到了西汉，经著名学者董仲舒倡导，汉武帝元朔五年建立太学院，董为首任“院长”。开始规模很小，只设教师５人，弟子５０人。后来学生增至２００人、１０００人。王莽当政时，有人上书说，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我们搞的太学太小了。于是增至３０００人。
东汉刘秀在洛阳建太学，至公元199年左右，大概也是数千人的规模。后来逐渐扩大规模，“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再后来，学生人数达到３万余人，成为古代教育的奇迹。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帮助政府解决遇到的疑难问题。
中国在近两千年前就有如此规模宏大、师生众多的太学，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无数儒家子弟的梦想之地洛阳的太学，那时候真是人才济济、全国人文鼎盛的所在。东汉初期，国家初定，刘秀就在洛阳建立太学，很快形成了“内外讲堂，诸生横巷”的盛况。汉明帝本人崇儒好学，精通《春秋》和《尚书》，他曾两次亲临太学讲经论道，使太学盛况空前：“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连北方的匈奴都派遣子弟来洛阳留学。
洛阳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学者杨雄把“模”与“范”二字相联，首创“模范”一词，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可说代表了当时对太学教师的看法。西汉的太学博士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还要考试，要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如孔安国、匡衡、董仲舒、贾逵、许慎等，都曾在太学“掌教弟子”。
太学常常大班上课。这里的“大教室”“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
太学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学。太学生有充裕的自学时间，可以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
太学常集会辩难。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学术气氛浓郁。学生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
太学学习的，不仅是儒家的经典，还有天文、历法、数学等各方面。
这样的学风，使汉代太学造就了一大批学识渊博、思路开阔、研究能力强的高才生。
东汉洛阳太学的高才生们所著的名作至今仍为后人所传诵。如张衡的浑天学说、发明的地动仪、赋作中的典范《二京赋》，以及“杂文”《七辩》等。 董仲舒将儒学与阴阳灾异之学融合为一体，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局面。“通儒”贾逵精通天文学和数学，认为月球的运动为不等速，大力推介民间天文学家傅安的测量结果，主张历法计算中应按黄道计量日、月的运动，东汉灵台上用的黄道铜仪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建造的。马融学兼百家，为一代学者和音乐大师；王符博通古今，是著名的政论家，直到现在，他的《潜夫论》还是研究汉代社会的重要资料；而崔瑗精于文史，又多才多艺，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物理。
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大学能够一千多年年有如此宏大的规模和产生了如此众多的影响一时风流的大人物。东汉洛阳太学，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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