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从丢失民心开始


公元1074年正是北宋的熙宁七年,一个空气里都弥漫着焦躁气息的年份。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这实在令王安石想不明白。

  他想不明白,皇帝神宗赵顼更想不明白——“富国”、“强兵”,这变法多好!怎么竟会是一个民不聊生的结局。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了历史的前台。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葸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那时,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蹙眉难展。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试想,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端的气势恢宏,于是终极答案的追寻并不重要。但还是那个道理,姿态再高,事物终究要还原本相。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 “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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