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个一发千钧的问题，敏感的周勍在几年前就做出了大量的、翔实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为此写出一本书《民以何食为天》。这部书在零六年世界上最高的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评奖中获得第四名。它虽然在大陆一出版就遭到了禁止，但是在香港、台湾，以及日本等得到发行，英文本已经在出版运行中。
我以为《民以何食为天》不仅是一本难得的好书，而且作者在当今中国知识界也可谓凤毛麟角。为此，在所谓“纸包子”事件再次使得中国的食品污染问题引起人们关注的时候，我希望向读者推荐周勍和他的这本书。
我认识周勍并不很久。
二零零六年九月他到德国柏林参加当今世界最高的报告文学奖——尤利西斯奖的评比与颁奖典礼。八月，诗人贝岭告诉我，他有一位朋友到德国领奖，可能会和我联系，我并没有在意，答应一声，放心，我一定会好好接待。此后，我只是在例行地等这个电话。
九月底，电台希望我能够重点介绍一下今年尤利西斯奖的评奖情况，我才想到，贝岭说的那位远方的朋友还没有和我联系。于是我找到尤利西斯评奖委员会，问了周勍住的旅馆，拨通电话。非常平常的几句话就使我眼前突然一亮，精神习惯性地兴奋起来。我立刻感到，周勍有个非常好使的大脑。这个大脑不仅能够举重若轻、庖丁解牛般地驾驭解析各种沉冗繁琐的资料，而且有一种迅速的凝聚能力，这种凝聚力能够使他的思想穿透、并超越现实，洞察更开阔的历史深处。
十月，周勍以他固有的对世界、社会和人的好奇和探究，在欧洲跑了几千公里。此间，我也有幸接待了周勍。这的确是萍水相逢，周勍乘坐飞机，伴着北欧的星空，在深夜十二点钟到达德国的文化名城科隆，接到周勍，驱车进入深夜，返回百公里外的埃森。接下来是杯觥交错，历罢古今盛衰，数尽人世沧桑，短暂的几天，使我更深地领会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我最近二十多年来少有的感觉。
从七零年以来，我开始关心中国当代思想和知识分子问题。虽然去国已经十几年，但是我始终感到，当代中国思想界，对我来说，仍然是囊中之物。对于每一个流派、人物，他们的思想、语言，他们讨论时会提出什么问题，能够谈到哪种程度，甚至他们有机会以及有能力看哪些书，我都觉得了如指掌。但这次和周勍的认识，使我第一次惊讶地感到陌生、不解。这个四十岁出头，成长在共产党的封闭教育下，在国外只呆了一、两年，并且不太懂外语的周勍，他的思想，他对概念的把握和捕捉，他对于文字的驾驭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四十岁的一代，还有多少像周勍这样的人呢？我第一次感到，中国现今知识界对于我来说有一块陌生的区域。
导致我认识周勍的这部作品——《民以何食为天》，在柏林，获得了尤利西斯奖评奖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评为第四名。事后，一些评委坦率地承认，由于异国语言、文化等原因，使他们对这部作品和作者的理解缓慢，因此，对于它和最高奖失之交臂感到遗憾。
《民以何食为天》，单就他所涉及的题目来说，就应该是每个人必读的书籍，因为，食品，这是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内容。你如何能不知道你吃的是什么，它们是怎样来的。为此，这样一个题目，这样一个问题，是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造作的，就像吃的食品一样，必须严肃对待。但是，当我们谈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污染毒化了的食品的时候，寻根而上，就会发现，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欺骗之风，不仅在物质产品上，而且也在精神产品、文字产品上。
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没有一个领域是孤岛，甚至那种浮夸虚脱的欺骗之风正是起自文字，起自知识分子。物质领域假冒伪劣和精神领域中假冒伪劣相辅相成造成了今天中国社会的腐败。然而，这却也正是周勍的过人之处，这个生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前一年的周勍（一九六五年），受的是一整套假大空的教育，入门、成名的是最容易浮躁虚华的文学，最终却居然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说周勍的这部作品在当今中国的文坛是一株清新爽丽的荷花，我觉得毫不为过。在谈假的、伪劣、污染有毒的食品的时候，周勍为我们提供了一盘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营养丰富的精神食品。这本《民以何食为天》掷地有声！
因为它翔实有物，有分量、有风格，所以它有魅力、有锋芒，放在任何地方都会颖脱而出。尤利西斯奖的评委，一下子就感到了它在当今中国知识界的独树一帜，为此，在给它的评语中说，“此书的语言风格，把中国一般‘报告文学’问题中常见的渲染鼓吹降低到了最小，而基本上以冷静客观叙述为主，常常面对越令人恐怖的事件，作者的叙述语调越平静，甚至只引用数字，因而把事实本身的冲击力凸现到了极限。可以说，在本书中，文学意识很成功地服务于报道，并加强了报道的深度和力量。”
这一点在我来看，不但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甚至其中包括做人的问题。周勍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充满污染的社会，抛弃了那套假大空的叙述论证语言，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已经超离了那种意识形态式的党文化框架。这种意识形态式的作品的典型特点就是主题先行，一切为主题服务。对他们，由于主题是最重要的，于是，一旦主题确定了，就肆意滥用很多他们自己也不懂的概念、术语，弄得花里胡哨、云山雾罩。这样的作品常常不但减低了那些真正事实、数字，乃至思想观点的分量，而且无论它持什么样的政治立场其自身都是有毒的，就好像某些具有强烈副作用的药物和食品一样。与此相反，周勍在作品中却是有事说事、有问发问，没有任何装腔作势和虚张声势。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非常不容易。它使我感到，现实中的周勍一定是求实多于求名，现实中的周勍一定是真正思索清楚了这些问题，所以，他有实力不需要那种虚张声势。
周勍显示的其实是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哈维尔所说的，“生活在真实中”，或者也可以翻译成“为真理而生活”。当然，这话说来简单，但是做起来谈何容易。不久前，人们非常滑稽地看到，在中国大陆以及海外吹捧哈维尔的这句话的很多知识人，介绍的时候用的语言和行文的句式甚至仍然是虚张声势、假大空。这真让人啼笑皆非！
这个对比，使我深深地感到，就凭周勍的简洁、朴实，就可以让人们看到此人才高八斗！
为写这本书，周勍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为获得第一手的资料，了解到真实的情况，他城市乡村、天涯海角，亲自进行了实际的调查和访问。结果令人震惊，我们这样一个以“美食文化”著称，几千年来推崇忠孝礼仪廉耻的民族，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的。为了求生和金钱，美食也罢，礼仪廉耻也罢，在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都遭到彻底的蹂躏。食品污染、毒化已经几乎无处不在。你吃的猪肉是用有毒的瘦肉精催发的，面粉有添加剂，水果有催熟剂，甚至驰名中外的咸鱼和泡菜的泡制，为了制作便利居然使用了剧毒的“敌敌畏”。
是商业和自由经济摧毁了我们的美食文化，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传统社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来自西方的经济现象为什么在西方还能够被社会秩序，被民众带上约束的缰绳，不能肆无忌惮地泛滥呢？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周勍不是一个浅尝辄止的人，他的揭示让人们看到，原来为食品污染打开了大门的是人们对于政策多变的恐惧和那个说谎比说真话要安全的社会秩序。
没有人能够否认，谎言曾经统治了中国半个多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谎言”使得中国的经济几乎崩溃，每一个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中国人都曾经经历过食品和精神文化的赤贫。八十年代后，在谎言的继续中开始的所谓“改革”，因为不但根本没有想对谎言的进行彻底清理和检查反省，而且仍然压制迫害任何对过去谎言的揭露，所以民众当然也就不会相信此后的一切就不再是谎言。果然，食品毒化如此严重的原因就是那些“职能部门”，就是那些建立社会秩序的政府官员的“放水养鱼”、“养寇自肥”。
的确，社会秩序五十年来对精神的毒化，对社会伦理道德和传统的摧毁和毒化，是这个食品污染的基础。沿着周勍的目光，你能够看到，和五光十色的有毒食品紧密相连的五十多年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基础，就是“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和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使民众能够放肆地说谎、欺骗的，就是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靠吹牛撒谎造假等手段混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位置”上的现实。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有人能够一手遮天。有个民谣一针见血地道出藏在食品欺骗下的更大的欺骗：“乡上骗县上，县上骗市上，市上骗省上，省上骗中央”。所以，透过食品问题周勍呼吁，必须针对这种泯灭天良的撒谎综合症患者，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从官员到民众都不敢撒谎、不能撒谎。
在《民以何食为天》中，不仅显示了周勍的才华和眼界，还让我们看到一个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良知。他忧虑民众赖以为生的食品，忧虑健康食品赖以存在的社会道德和制度，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个来自关中的周勍，古风犹存，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民以何食为天》只是周勍愈发不可收拾的、计划要写的系列丛书中的一本。立足于神州大地的周勍的目光，早已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透支的年代，眼下这种食品安全的现状，是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正是这一系列的透支，犹如釜底抽薪，使民族、国家和山河失去了基础，面临彻底崩溃。“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生于末世的周勍，无法“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但却要以他的才华为我们计划撰写“透支年代”系列。看到这本《民以何食为天》，笔者相信，在其后出版的系列丛书中，他会给读者提供更多的好的精神食粮，相信他会在世界文坛、中国文坛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2007-7-22修改于德国埃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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