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精神就是政治---马建 :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

作者:马 建 发表:2007-07-28 19:38
手机版 正体 打赏 0个留言 打印 特大

零六年初冬,我应邀去布拉格查理大学演讲“当代中国文学与专治政治”,这也是捷克作家们曾经历过的文学时代。我也想和哈韦尔、克里玛或瓦楚利克等作家交流,谈谈生活在极权主义权力支配之下,在基本上是谎言的社会意识占主流中,作家如何摆脱它的控制以保住自己的思想。

因为在中国的作家,几乎都没有个人思想和政治观点,成为政府得心应手的工具也习以为常了。

但三天的时间太紧,哈韦尔、瓦楚利克都不在。最后去拜访了曾经担任捷克笔会主席的克里玛。

克里玛生于犹太人家庭,曾在集中营被关了四年,父母和亲人都死在里面,他侥幸活了下来。1960年使开始发表小说和戏剧,在共产专治时期,长期从事着地下文学写作。

他住在布拉格郊区。我和汉学家罗然在雨中沿着林中小道,来到了他的家,一座三层高的楼房。

克里玛今年七十四岁,白头发不多,谈话思维清楚。坐下后他问喝什么,我举着自备的中国式不锈钢杯说,有热茶,不用了。然后从包里拿出袋绿茶送给了他。

克里玛笑了笑说:我的中国朋友也是送茶叶。

我说:那他们一定是老人,现在的中国年青人几乎不喝茶了。

我们就这样聊着进入了有关“萨米亚特samizdat”〔地下文学〕的话题。

克:……我要给你看看我的中文书,是在中国和台湾出版的。这些方块字对我来说如天书了。

马:现在正是捷克作家热了,而你又首当其冲,我想,捷克的过去正是中国的今天,你和中国读者正好可以沟通了。今天的共产党出版系统又开放了对你们这一类作家的控制,当然,起码他们以为你不会影响到中国读者去反思自己的社会,而是证明共产党容纳了百花齐放的外国文学。

克:你读了我小说的中文还是英文?

马:是在中国发行的中文版。其中这两本就在你手上,你看,这位叫石涛的编辑以前也写过小说,他编的书比较注重文学性和品味。当然你知道,在共产党的极权国家,出版物都要经过政治和思想的审查。我的《红尘》在中国出版时甚至删掉了金斯堡的《嚎叫》选段。因为我说他们坐在窗台上嚎叫的社会,正是我们追求的天堂。那你怎么看待自己的书,能在中国出版?

克:我没想到中国读者对我的书感兴趣,也不敢说出版时是不是还保存了书的原貌或者己被审查删改。像《我的初恋》,应该没有删改的必要,但其它的小说不删改我反而会很奇怪了。我也不知道译者是谁,虽然我认识一位老的译者,但不是她翻译的,也许他们是从英文转译。记得我的第一本书《快乐的早晨》就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出版了,而且是从英文转译的。当时我很反对,要译也要从捷克原文,但他们马上要出版了,还告诉我己经找过懂捷克语的专家看过。

马:有位叫星灿的女土,曾在捷克学过语言,也是你太太的同学吧,她看到你当年常在窗下等待着初恋。

克:〔大笑〕她记得,我们还是老朋友,她就常给我茶叶喝……。回答你刚才的出版问题。我的书当年在捷克共产党执政时期是不准出版的,是地下的。那么,今天在中国能够出版,至少说明比当年的捷克共产党开放多了。

马:不对,这个问题我想和你交流看法;在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之后,共产党的残酷冲击了世界整个共产体系,捷克因此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整个东欧的共产党国家也都垮台了。可中国的形势就相反,镇压的结果是保住了政权,而且很快发展经济,成为强国,但在文学领域的思想监控,超过了刚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政治恐惧和自利之上的。今天锁进监狱的中国作家就有四十多人。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克:我明白,明白,政治行为的目的就是控制作家的文学精神,思想审查也是政治审查,在这种社会,人们只有两种生活选择;谎言和真实。而作家应该选择真实,起码也是真实的提醒者,但无论你怎么决定,都是政治选择。捷克文学的人格就是诚实。赫拉巴尔就是一位直面人生的作家,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底层的珍珠》以及《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等,都有真诚的气息。其实,在文学思想被监控的社会,公开发表的作品怎么会给作家荣誉感呢?作家本能就会从事着地下文学。起码在捷克,很多作家是那样做的。那么,只能是这么看吧,捷克当年的严酷远比中国的要小,另外,中国的出版社出的不是我的文学思想,而是经过处理了的小说故事而己。

马: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了,他们会选一个作家的故事部份,思想部份会改得适合国情。所以,中国的官方作家都是没有思想观念要传达的小说家或者叫讲故事者。现在中国人正在读你的小说,出版社的广告口号是:过去读昆德拉,现在读克里玛。请问,你是怎么看住在法国的作家昆德拉写的小说。

克:他出国很久了,我感到他更像是从游客的角度来描写捷克人了。

马:我同意,他的语言很华丽,也就失去了捷克社会的简朴旧寒之气。语言必须与心态合拍才能展示出真实的情节,不然就失去了写作的根基和底气。中国流亡作家常要面对得到天空失去土地的困惑,你不再离开捷克是否怕面对流亡的生活。

克:六八年捷克被苏军占领时,我曾带着全家流亡到美国,而且很快有了房子和工作,当时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回来的原因就是不愿意做流亡作家,不要失去我的土地。当时捷克的政治体制是很差,但肯定没有中国的体制那么残酷。美国的友人劝告我不要回国,担心也许会坐牢甚至死亡。但我心里清楚,捷克的情况没那么差。当时虽然官方不能出版和发表我的作品,但通过地下文学的出版传播,当年的读者比现在人们的兴趣还大。我也相信,捷克作家大都没有成为流亡作家,那对捷克人民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我很认同你的观点,得到了天空确实失去了土地,都会缺其一的。

马:当然也因人而议,有些作家受不了政治压力就走了,昆德拉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很敏感,他们无法再活下去更不能创作了,政府甚至还要断了你的生路,稍不小心就进监狱。可出了国又进了失语的焦燥,像是一个人打不了乒乓球的运动员。

克:这也是说,语言和生活经验不能脱节,你很难在自由轻松的环境,去描写着严酷的社会。我也在美国住了一年,就感到作家很像政治家,是最不适合移植出国,他必须扎根在本土壤中。所以独裁者都会流放诗人作家和政治家以示惩罚,而艺术家、商人和科学家们,出国肯定不是惩罚,是获得了自由和新的人生。

马:是,把哈韦尔流亡到加拿大,他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写作的激情通常是从小人物的同情开始,由于政治对生命的压迫无处不在,描写专治和人物的生活成为思考的习惯了。甚至可以说,在非洲或亚洲的第三世界的作家中,政治命运的描述仍然是主要的。那么你们失去了对手,现在自由了,两种社会和思考在同一个作家身上发生,那对写作的激情灵感还有吗?或者是失落感?

克:必须声明,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比如道德。当然,如果你捍卫道德的话,你也必须反对暴力和谎言。那你自然就会反对共产党,但任何激进都是革命,甚至丧失了通向自由和正义的方向。无产者获得了权力之后,会比推翻的统治者更无原则和残暴。我刚写了一篇稿,准备交给广播电台,是谈关于最近发现了剧作家恰彼克〔CAPEK〕的手稿,那是他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字几天之前的演讲。他说,将来我们不仅会失去土地,也会失去我们的灵魂。我现在就给你念一段;……在这危机的时刻,请你们保护自己的灵魂,你们必须相信,这个谎言和暴力的时代会崩溃。道德意识无论如何是不能忘记的。……他的演讲已经过了七十多年了。现在来看,当外在的敌人己消失,但它留在人们内心的恶意还依然存在,并在自由和开放时依然继续产生。我难过的是人们对道德的要求更少了。再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作家无论在独裁或自由的社会,他一直都有主题要说,就是灵魂和道德,那是人类的永恒问题。

马:那你们通过自由得到了什么,我们遥望着自由又失去了什么,大概永无平衡的尺度,但灵魂和道德在中国的作家群体中,起码失去了良知那一部份,极权国家的特色就是作家不对他的读者承担社会责任,这在中国是很普遍的。宁愿在专治社会当地下作家的文人很少。那你们曾用文学改变了历史和政治,我们将来也会走在这路上吗?

克:不,文学不能改变历史,过去捷克发生的变化是个偶然。将来再也不会看到这种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力量了。但你的话也有部份道理,那就是在极权时期作家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与自由社会是不同的,因为那几乎就是代表人民发出的唯一声音。哪怕它不涉及政治也具有意义,因为他是作为人在表达着什么。但在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意义己经不大了。

马:还有另一个情况,当年你们身在国内,经常冒着危险传播印刷着流亡在外的捷克作家的作品,你们的地下文学很发达,一本地下出版的书虽然出版量很小,但是很多人会偷偷地看,然后流传。对你们这一代作家来说,当时的地下读者比现在的地上读者还多。但中国正相反,禁止流亡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出现不是共产党,是那些号称同行的作家们在努力地围堵着。我的小说在中国难以发表,有时要改换名字。地下文学几乎不存在了。那么,中国的写作环境就不如你想的那么开放了,共产党在出版你的书的同时,也不断地把中国作家们关进监狱,像诗人师涛就被判了十年,现在关在监狱里的作家有四十多人,几乎是你们捷克笔会的五分之一的作家了。

克:这正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情况比中国好,作家进监狱的也不多,捷克共产党其实挺弱,也很穷,又处在国际的边缘,他们不敢也没有经济实力嚣张。中国经济很强大,影响也大,共产党政府就什么都敢做了。

马: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制度,会明确地也要求人们撒谎,以和党的要求一致,甚至不在乎你是否出于内在的深信;一种害怕任何人过问的制度,不可能允许任何人真诚。那当年诗人塞佛尔特曾是共产党政权下的诗人,他怎么能又是一位反对者,又能够成为体制里的花瓶呢?比如七七宪章他也签了名,他在哪一方面修饰了自己的真诚和思想?

克:首先这是个误解,塞佛尔特在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许他发表作品的,而且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直也在批判他的思想和作品。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共产党很没面子,就出版了他一二本诗集,而且是删改过的。捷克作家将文学看作是生活品质的捍卫者,作品充满当下的严肃问题。我们始终相信一古老的信条:写作可以使人获得自由。

马:而中国作家通常并不需要理想,所谓的先锋、美女、反贪、武功、名人传等文学杂烩都不在乎理想,而是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另外,你怎么看你的犹太籍身份,以及生活在布拉格,你介意自己是犹太作家,还是捷克作家?这问题是因为中国人很在乎,他们不用语言判断作家的归属。像作家高行健获了诺贝尔文学奖,明明奖给了汉语作家,但中国人硬说成是给了法语的法国,因为他入了法国籍,甚至我在华东师大演讲,学中文的学生也这么看。

克:这个话题是可以说一个晚上的。我不喜欢别人说我是犹太作家,捷克的情况很复杂,比如过去(二次大战之前)多数作家用德语写在布拉格的生活。又比如美国的犹太作家,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美国作家,尽管也有人在强调自己的犹太背景。当今世界,民族问题正在弱化。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大部份犹太作家对伊斯兰问题不感兴趣,美国的犹太作家的小说你去翻一翻,几乎都没有触及。他们的主题大多是二战的内疚感,那就是当欧洲犹太亲属被屠杀,他们生活在安全的家园。

马:昨天我去了卡夫卡的墓地,他明明死了,尸体上面铺了一层石头。可因为写小说的原因,他无法从我的思维中死去。我不知道他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克:我十五年前写过一篇卡夫卡的文章,复印一份给你看。我的目的就是把卡夫卡的神话剥掉,还原成一个正常人。我分析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个人化的人生经验,他是在暴露自己的内心,失败的爱情总是他的主题。

马:你是说他是在展示自已的弱?自己的小胆以及惧怕参与改变社会的人的处境?那他正如海明威在展示自己的强一样?都是同一种勇气?

克:卡夫卡是一位脆弱的人,他也总在描述个人的被爱,不敢去追求。他想结婚但又缺乏走进“城堡”的勇气。他也很难解决生活里的实际问题,比如去邮局还要付钱,他就没办法做下去。哪怕他活在七十年代,也肯定不敢参与政治,表达点什么,还是写同样的作品。我在文章里提到一个《城堡》的细节,那位土地测量员躺在床上,困极了。这也是他和米勒娜(MILENA)见面的一个真实的情节,他因为太激动而几夜未眠,真正见面他确昏昏欲睡了。

马:现在捷克不再有思想警察,什么都可以写了,面对没有比赛感的空运动场,是否有被时代边缘化的心境?

克:那么,我们面对的就是无聊,面对人们对娱乐和享乐而失去理想的时代,道德也在缺失,犯罪率不减。社会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随时会爆发,人类社会如在走钢丝,甚至也会发生战争。我刚写完一部短篇小说集,十五篇全是有关女人的故事,我说的是看似正常的生活,确潜伏着可怕的后果。这一批小说内容都处在现实和超现实之间。

马:也是超验现实的故事吧,在极权下的社会,真实就己经够离谱了,几乎拿来就写,连虚构都省了。那你能否讲一个情节,有关这个时代的?

克:第一篇是描写一位姑娘爱上了摄影师,这位摄影师在家里养了一条毒蛇。她很想知道他去逝的前妻的事,但一无所获。摄影师爱蛇超过爱他的女友,令这位姑娘总是处在迷茫之中。早晨姑娘独自走进了洗手间,一条毒蛇面对着她。她便温柔地和蛇说话,蛇就离开了。姑娘转身逃了出去的同时就想到,爱不仅是温情,还有害怕,他因为恐惧而对蛇表示爱,她也因为怕他而会去爱。

马:像是篇自由社会的故事,人与人的关系更私人化了。你做为过去捷克笔会的主席,能否介绍还有哪些好作家应该介绍给中文读者。

克:赫拉巴赫〔HRABAL〕是捷克我觉得最重要的作家,他已经去世,他那一代作家还有像昆德拉、瓦楚力克SKVORECKY是大家,可惜他写得不多了。现在这一代,我比较喜欢沙巴赫(SABACH),他比现在流行的 Viewegh 好,还有BINAR、 URBAN等都很会写作,一些女作家也很棒,但从中选出一流作家可不容易。捷克的情况是老一代作家经历了战争和共产主义极权的压迫,有主题讲,但年青一代便很难找到主题,缺少生活经验。还忘了,有位青年作家TOPOL,第一部小说《天使》我还喜欢,天使是布拉格的一个地名,小说是典型的后现代意识。但第二部就不容易读下去了,写得太长太复杂。我介绍他给一家国外出版社写评论时就告诉他,英译版必须写得简短,不然我就不推荐你的小说,可英译版出了以后,还是太长了。我自己也在写一部像是自传的小说,也许叫随想录更合适。刚写了一半,名字叫《我发狂的世纪》。里面有谈到共产主义、极权、纳粹和共产党是怎样利用年青人的天真和理想。其中有一章探讨了公平与报仇的问题。我的观念是,在报仇意识中是不存在公平的。

马:像你和哈韦尔等这一代作家的写作和政治处境的经验,能否复制到中国,能否影响中国,尽管捷克和宗教的传统从未切断,而中国和传统已断开了近一个世纪了。或者说我们是否在不切实际地梦想着文化和政治是可以移植,读哈韦尔的思想经验是会在我们的现实应验。

克:这当然不是梦想,会发生的,我对历史的看法是如钟摆一般,当摆向极权的极端时,就一定会往自由这一方摆去。这种摇摆当然和文化相关联。我不清楚中国的政治文化,但它是有着很深的文化和传统,那也就会处在摆动之中,除非是非洲一些还活在中古时代的社会才例外。中国发展的很快,人们会明白自由的价值,民主就是人民制约政府,专制就是政府主宰人民,你想,那一种更符合人性和未来……。

访谈结束后走到街上又下起了小雨,把远处布拉格的灯光也遮盖了,我和罗然教授走进了幽静的树林里,便感到冷风令人耳目焕然。但克里玛说清楚和没说清楚的问题还是挥之不去,令人心烦。这种情况常常在讲演或谈话结束时出现,是一股思想无法清晰的苦恼。自已的大半生活在被审查思想的制度中渡过,是否浸了很多固定的思维方式,令思考无法再深入了。共产党的理想是把人弄得都一样,叫统一思想,甚至也要统一认识和向党“交心”,以便统治你。那被监控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是不会存在真正的文学精神,而是些嘻笑怒骂的小说故事而己了。从这一点看,布拉格的文学革命,始终是一个文学与政治无法切开的例子,也更是激励专制国家垮台的榜样。

马建2007.6.4日写于伦敦

简介:
马 建,作家,着有《红尘》、《拉面者》等,现居伦敦。
罗 然(Olga Lomova),汉学家,任捷克查理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短网址: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本站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荣誉会员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善举如烛《看中国》与您相约(图)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加入看中国会员

donate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blank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并分析我们的流量。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