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之魂:花花和淘淘——两只猫和中国的命运(之一)

2007-11-24 15:01 作者: 梦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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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这两只猫曾经和我一起,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它们的悲惨命运,就是那一页历史的写照和见证。

记实性长篇小说《大江东去》节选

梦之

花花和淘淘是两只猫的名字。确切地说,是我家曾经饲养过的两只猫的名字,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两只可爱而又可怜的猫的名字。

这两只猫曾经和我一起,经历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的一段惨痛的历史。它们的悲惨命运,就是那一页历史的写照和见证。

从北京回到S城时,已是傍晚,天色有些朦胧。

心身疲惫,心情沉重。内心的阴郁、压抑犹如那晦暗的天色。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丝毫也没有回家的喜悦的感觉,当然,我也更没有想到,开门以后,居然会有一个意外,一个冲淡我的烦闷的惊喜等着我。

一晃已经在北京呆了快半年了。得到父亲患病的消息还是元旦前,我立即向所长请假,要求准许我去北京看望父亲。

当时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正举行游行,要求政府实行政治改革,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著名学 者方励之发表讲话公开支持学生的游行行动及要求;北京的大学生也闻风而动、积极起来响应。北京一动起来,对全国将产生极大的震撼作用,将使全国产生连锁反 应。所以,北京成了一个敏感的是非之地。所长个人不敢做主,经请示院长,回来对我转达院里意见:最好这个时候不要去北京。

我知道,我在院里,甚至在省委宣传部都是挂了号的。我在一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听闻已经 被上面点了名,说是与“四项基本原则”不符;有的发表了我的文章的刊物也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批评,承受了较大的压力;而且我最近又公然在所里发表同情学生游 行和支持方励之讲话的言论。虽然我既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也不是什么著名学者,但在上级的眼光里,我俨然是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方励之的小应声虫。我 早不去、晚不去,偏偏这时要求去北京,说不定是去北京搞什么串联活动。

听了所长的话,我真有点哭笑不得——组织上也太草木皆兵、太抬举我了吧!

要说对时局的关心的确不假,这是我作为一名文学研究工作者,尤其是重点研究当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者的必然职责;但我天 生是个当文人的料,压根就不是个干政治的料;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搞什么串联,从来想都没想过。至于说我赞同合肥和北京学生以及方励之的主张与要求, 那只不过是我作为一个还算清醒的、懂得维护自身权益的公民的正常的、正当的思维和意识倾向,即每一个精神健全的公民对自由民主这一理所当然的自身基本权利 的渴求和向往罢了。本来,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让人民享有自由民主,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天经地义的真理,也是世界的大趋势。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浅显的真 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却变得面目全非、是非颠倒。在当局的眼里,“自由”、“民主”等于反动和罪恶,主张和要求自由、民主的人等同于别有用心、图谋不轨, 甚至是大逆不道,象我这种同情、支持乃至呼应那些“图谋不轨”者的,自然也就成了危险分子。

若在平时,不让我去北京不去就算了,但这次是父亲因病住院,我非去不可。父亲一向身体很好,从来没生过病,但毕竟是 上了岁数的人了,我不在他老人家身边,心里却一直惦念着,担心着父亲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意外。接到妈妈电话,听说父亲住院的消息时,我只觉得头嗡地一下,心 里全乱了!父亲平时性格执拗得很,仗着自己身体好,从不听我们的劝说主动去医院做个身体检查:一来是心疼检查的费用,二来因为正在编写《国际收支》一书, 忙于查找资料,舍不得时间。我们也拿他没办法。这回父亲能乖乖住院,说明病得不轻;尤其妈妈在电话里惊慌失措地说父亲痰里有血,我不觉心里一沉:我明白, 我最担心的事情来到了!

我向所长郑重声明,这次要求去北京是因为父亲病重,必须前去护理,希望他代我向院领导说明。当然,话说到这个份上,所长也无法再加以阻拦,只得表示替我向院领导解释,并关照我到北京不要介入学生闹事云云,无可奈何地准了我的假。

就这样,从去年12月份赴京,陪伴在父亲的病榻前,与最终被确诊为动脉血管瘤的病情十分凶险的父亲一起,经历了一次又一次与死神的惊心动魄的搏斗。朝阳医院心血管科已经两次下达病危通知书,楞是让我和妈妈配合医务人员从死神手里把父亲争夺回来了。

然而我知道,父亲的血管瘤并没有消除,现在病情的暂时平稳只是一种假象,不过是类似战场上的另一次更加激烈、残酷厮 杀之前的暂时的平静而已,我的紧张心情仍然丝毫不敢懈怠。医院的医护人员被我们家人对父亲的感情和全心全意抢救、护理的精神所感动了。医院虽然觉得没有太 大的把握,但仍然从院外请来专家会诊,尽最大努力为父亲拟订救治方案。

正在这时候,接到了所里传达的院里通知,要求我立即回院参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习。通知语气十分坚决:学习是根据中央统一精神,由省委、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党委统一部署的,一律不得请假。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既然在社科院上着班,拿着社科院的工薪,就只能听单位的吆喝。更何况,这次传达的,还不 单单是单位自己的决定。我知道,我是社科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点人物,也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重点对象。缺了我,社科院的“反对资产阶级自 由化”学习任务是要大打折扣的。看来,无论父亲病轻病重,我不回去是不行了。

前一段时间父亲紧急抢救时,妻子小洁也在北京和我一起护理。看父亲病情暂时平稳了些,为免两个人都不上班工资扣得太 多,影响家庭生活,再说她在作协机关工作,需要坐班,所以我正打算让她先回S市,自己留在北京。未及小洁离京,就接到了所长的通知。无奈只好把小洁一个人 留在北京护理父亲,我独自匆匆赶回S市。

无论是在由北京返回S市的火车上,还是下火车往家赶的一路上,我既念叨着父亲的病情,担心我离开北京期间会不会突然 发生变化;又想着这次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学习究竟会怎样个搞法。现在的人,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早已经不感兴趣了,不是消极冷淡、无动于衷,就是反感 厌恶。几年前的“清除精神污染”,最终还不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但这次似乎来势凶猛:不但邓小平于12月30日发表了讲话,《人民日报》继12月23 日、12月25日、12月29日连续刊登受到邓小平夸奖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后,又于元月6日高调发表了《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社论,中共中央 1月28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定性为一场“斗争”,而且,今年以来,胡耀邦被解除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被开除了党籍。由于忙于抢救父亲,这些消息我是事后陆陆续续得知的。我感到,从粉碎“四人帮”以来,中 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刚刚呈现的一点宽松气氛,正在重新一点一点地消失。中国人民精神上的镣铐本来就未能真正彻底解除,而现在,当局又在重新加 固。想要让饱受封建专制主义和文革极左路线坑害的中国和中国人民再重新回到文革前的状态去,这是万万行不通的事情。从势头看来,老邓这回是要拼老命了。我 本来就不是党员,不怕你开除党籍,但是如果这次学习要求表态,尤其是涉及到我的那些支持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和言论,我该怎么应对呢?

心里就这样七上八下地,来到了家门口。面对着自己家的房门,这扇已有将近半年未见的,既熟悉、又似乎有些陌生了的房门,边掏钥匙边在想,不知道这次回来,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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