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汪兆钧公开信,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为何集体失语?

2007-11-29 07:45 作者: 向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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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给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发表已经近一个月了。这封信犹如一块巨石投进水中,在社会激起千层浪。一个月来,公开信不胫而走,迅速传遍海内外。据知,在国内,千千万万民众都在传读此信,不少人并将公开信传给在国外的亲友,出现少有的"内消转出口"现象。公开信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造成什么样的效应,一时尚难于估计(目前已有郭泉先生等写公开信响应)。

由于公开信谈及的问题相当敏感相当尖锐,加之作者的特殊身分,当局对此必然感到十分尴尬、棘手。近年来,出现过无数给胡温的公开信。但这样的信胡温本人一封也未必能读到。读到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汪兆钧这封公开信他们应该会读到,对公开信提出的问题,胡温本人读到也将会浑身冒汗,因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如何反应,就不得而知。目前他们所做的,是沉默。沉默是金。胡温都是忍功相当到家的人。

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以及海内外的民运人士们,面对这封公开信,也表现得出奇的冷静,绝少有人表态,可谓应者寥寥。而中国号称有100多位公共知识分子,海内外也有为数不少的民运组织、民主人士。他们也多是保持沉默,集体失语了。在这方面,倒是"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这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细读了了汪兆钧这封公开信,不能不赞赏他过人的勇气。其思路之清晰,观点之鲜明,对社会问题剖析之深刻犀利,有如空谷传音,沙漠响箭。因为他是个企业家、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理解,多有独到之处,所谈少有空泛的理论,处处闪现出理性的光彩,令人耳目一新。

毫无疑问,公开信表达的政治理念与广大自由知识分子并不相悖。这更是别的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出来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念叨着,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着体制内有人站出来说话,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好不容易,出来了个汪兆钧。他官虽然不大(政协本身就是政治花瓶),但毕竟是第一个敢于站出来说话的较高级别官员。而且话讲得在理,讲得真诚,连中共宣传机器也一时无话可说,无从辩驳。当然,不能预期中国的政治改革从此就启动了。但至少是个非常良好的开端。汪信的重要性在于其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可以预期的是,如果体制内外知识分子,社会各界千千万万人士都站出来,给予声援,给予支持,大家都在这把火上添柴加薪,形成燎原之势,公开信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就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催化作用。就象人们说的,产生蝴蝶效应。

但遗憾的是此时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我们的民主斗士们沉默了。人们总是抱怨说民智已开,官智未开。如今官智开了,大家却又装聋作哑(甚至有人出来冷嘲热讽,说风凉话)。机会到来时,没有人去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不是"叶公好龙"故事的新版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人们象避瘟疫那样对公开信避之唯恐不及?

据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怕支持了汪兆钧,就与法轮功"搅在一起"。因为汪信里提出要停止迫害法轮功,要为法轮功平反。

汪兆钧在信中是这么说的:

信仰自由,是当今世界的普遍共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我国宪法均有规定。但是"6.4"以后,邓小平的继任者为了继续一党独裁的统治,对于任何非共产党系统的组织都列为"不稳定因素",要"消灭在萌芽中",即把"法轮功"一个群众炼功组织作为目标,杀鸡儆猴。人家不服,要"说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种种迫害。这显然不是针对"法轮功",而是对全国人民的镇压!所以应当立即对"法轮功"停止镇压。对受害人给予国家赔偿。

当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建议中共可派出代表,与"法轮功"谈判,对当时决定镇压的决策者追究刑事责任。本人只是建议,而建议的目的:使对"法轮功"的镇压尽快得以停止,使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尽快得以推进。

在汪兆钧四万多字的公开信中,就只有这一段文字提出法轮功问题。可见,法轮功问题并非汪信的重点。问题在于,为什么不能提法轮功?法轮功真有那么可怕吗?连提出停止迫害都不能接受吗?

这是因为,人们对法轮功仍有许多误解(也不能不承认中共对法轮功妖魔化的成功)。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在现代社会,应是无容置疑的。法轮功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你可以完全不认同他们的宗教理念,但必须尊重他们的信仰。事实上他们提倡的真、善、忍对社会和谐有益无害。而对法轮功修炼治病健身的事实,如果不带偏见的话,随便了解一下,就不难得出结论。因此,轻率地将他们定为邪教,对他们血腥镇压,绝对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行为。自1999年镇压以来,光是有名字记录的死难者就有三千多人。更有无数的人伤残或受到严重精神迫害。活体摘除器官的事也许有所夸大,但从国外人士搜集的资料看,肯定存在。这种事哪怕只有一例,也是极其残忍的行为。

人血不是胭脂!在和平时期造成这样的悲剧,是绝对的悲哀!

由于有这样的天大冤屈,法轮功在申诉、反抗的过程中表现执着甚至情绪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抗争始终都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至今未发现过他们使用暴力。他们手无寸铁,连一支匕首也没有从他们身上发现过。

可见汪兆钧提出停止镇压迫害法轮功,并无不妥之处,而是正义之举。

正是因为汪兆钧为他们说了话,法轮功的媒体理所当然的会支持汪兆钧。但总不能说,凡是法轮功支持的,我们就反对。法轮功也支持自由民主,我们反对不反对?

也有些人对法轮功的团结、执着、坚韧表示担忧。说白了,是怕他们对政治的僭越。其实在现代民主社会,处理宗教问题是极简单的一件事,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在这些国家里,不同宗教自由发展,政府并不干预。而无论任何个人或团体(当然包括宗教团体),一旦触犯法律,对他人利益造成危害,就由司法去解决。目前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都有法轮功修炼者,包括日本、台湾、香港、南韩等与中国相同或相似文化的国家地区。至今未发现他们与这些国家地区的政治和权力有什么纠葛。

中共害怕法轮功,除了他们思维的僵化,主要是他们缺乏执政的合法性,他们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胁他们政权的事物存在,包括假想的威胁。"要把一切消灭在萌芽状态。"

但自由知识分子们害怕法轮功什么呢?我不知道。

中国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汪兆钧公开信冷漠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往往自视过高,以民主权威理论权威自居,对别人都不屑一顾。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更是对出现体制内转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

须知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纯粹靠理论靠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并非贬低理论、口号的作用,在黑暗中的每一点烛光都是珍贵的。毫无疑问汪兆钧们也从这些理论文章中得到过启发,受到过影响。但实践永远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是由实践者去打开缺口,去趟地雷,去堵枪眼,去冲锋陷阵。没有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孙中山先生就还会在美国街头继续流亡。"烟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哥尔巴乔夫不是个理论家,叶利钦更是老粗一个。没有实干家,政治改革永远会是一句空话。古人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这话说得有点难听)。

汪兆钧正是这样一个有正义感,有民主理念、有丰富社会经验的实践者。在中国政治转型中,在实现民主宪政过程中,以及以后的国家管理建设中,都需要大量这样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他的理论也许不太成熟,信中也许存在不少疏漏,但仍要肯定其价值,要支持他的行动。

民运人士当然也不容易。没有人会贬低他们的付出,他们多年坚守自由民主的信念也极其难得。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形成的压力,都是促进中国社会转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但他们没有理由对汪兆钧这类体制内的改革者冷眼旁观,更不能冷嘲热讽,酸不溜啾。说实话,在海外喊几句激烈口号也并不是太难的事。这跟在白宫门前高喊打倒美国总统那样,并无特别的风险。而体制内的人士要站出来说话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他们是担着身家性命的,他们自己隋时都有消失的危险,连他们的亲人、家族都会受到迫害牵连。所以这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彻底的牺牲精神。

也有人认为汪兆钧因身分特殊,对其公开信所产生的强烈效应不服气,认为这不公平。但现实正是如此。在这方面,的确没有公平可言。不同职位不同级别的人因占有的资源不同,表态效果当然不一样。这道理已经没有必要赘述。如果胡锦涛先生出来表态,情况会怎样?

也有人对汪兆钧事后表现的低调不以为然,认为他应当有更多的承担。这的确有些遗憾。但我们不能只要求别人去奉献,去付出去牺牲,也要为别人着想,同时想想我们自己做了些什么。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明确,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有人说是超稳定)。如今的人类文明也不崇尚暴力。和平、对话是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转型的最佳选择。已经不再是陈胜、吴广的时代,揭竿而起不再是改变社会的不二法门。几年前发生在莫斯科轴承厂歌剧院的人质危机中,俄罗斯特种部队20多分钟就赶到现场并实行封锁。希望维权民众以石头、梭镖去改变什么,是一厢情愿的,也是残忍的想法。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代价最小、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体制内,尤其是共产党高层的开明人士站出来,由他们自己来结束独裁统治。苏联解体和东欧的转型,都是这种模式。这是宿命,中国也许无法摆脱这一模式。

而汪兆钧先生公开信的出现,就是这样一抹黎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先兆。这足于证明在中国完全存在这种可能。可以认定的是,体制内肯定不止一个汪兆钧那样的人。有更多的汪兆钧,更多的叶利钦们,在时机成熟时就会站出来。而所谓的时机,也就是需要千千万万人的支持表态,包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们仗义挚言,共同去创造。在这方面,自由知识分子的分量恰恰是无穷的大,因为他们掌握了比普通民众多得多的话语资源。杠杆的支点已经有了,就看你们能不能把地球撬起来。

据说,汪兆钧现在仍然安全。但谁也不敢保证他有多久的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越来越多人站出来支持他,影响越来越大,他就会越来越安全。而汪兆钧安全了,我们大家也就将会更安全。反之,如果汪兆钧被抓,下一个被抓的也许就是我们大家。汪兆钧提出制止迫害法轮功,也等同此理。

纳粹时期的幸存者,尼莫拉牧师在临终前说了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当他们(纳粹)抓犹太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抓共产党人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当他们来抓贸易工会主义者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贸易工会主义者。当他们来抓我时,已无人留下替我说话了。"

这段话也是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们所经常引用的。

倒是海外华文作家马建,面对汪兆钧的公开信,坦诚说了这样一番话: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社会里,知识分子还是社会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说,普通百姓还是没有权力、没有机会或文笔等去写文章、去说话、去呼吁。作家、知识分子、学者、记者这些靠笔为生的人却没有站出来说话,而一个商业家或者说是企业家把他要说的话说了出来了。这是让我非常汗颜的。"

让我们共饮一桶高度数的高粱酒,集体脸红一次吧。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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