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汪兆鈞公開信,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為何集體失語?

2007-11-29 07:45 作者: 向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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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給中共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寳的公開信發表已經近一個月了。這封信猶如一塊巨石投進水中,在社會激起千層浪。一個月來,公開信不脛而走,迅速傳遍海內外。據知,在國內,千千萬萬民眾都在傳讀此信,不少人並將公開信傳給在國外的親友,出現少有的"內消轉出口"現象。公開信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造成什麼樣的效應,一時尚難於估計(目前已有郭泉先生等寫公開信響應)。

由於公開信談及的問題相當敏感相當尖銳,加之作者的特殊身份,當局對此必然感到十分尷尬、棘手。近年來,出現過無數給胡溫的公開信。但這樣的信胡溫本人一封也未必能讀到。讀到也可以置之不理。而汪兆鈞這封公開信他們應該會讀到,對公開信提出的問題,胡溫本人讀到也將會渾身冒汗,因此不可能無動於衷。但如何反應,就不得而知。目前他們所做的,是沉默。沉默是金。胡溫都是忍功相當到家的人。

於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自由知識份子們,以及海內外的民運人士們,面對這封公開信,也表現得出奇的冷靜,絕少有人表態,可謂應者寥寥。而中國號稱有100多位公共知識份子,海內外也有為數不少的民運組織、民主人士。他們也多是保持沉默,集體失語了。在這方面,倒是"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這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

細讀了了汪兆鈞這封公開信,不能不讚賞他過人的勇氣。其思路之清晰,觀點之鮮明,對社會問題剖析之深刻犀利,有如空谷傳音,沙漠響箭。因為他是個企業家、有豐富的社會實踐經驗,他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理解,多有獨到之處,所談少有空泛的理論,處處閃現出理性的光彩,令人耳目一新。

毫無疑問,公開信表達的政治理念與廣大自由知識份子並不相悖。這更是別的許多人想說而不敢說出來的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念叨著,盼星星盼月亮那樣盼望著體制內有人站出來說話,啟動中國的政治改革。好不容易,出來了個汪兆鈞。他官雖然不大(政協本身就是政治花瓶),但畢竟是第一個敢於站出來說話的較高級別官員。而且話講得在理,講得真誠,連中共宣傳機器也一時無話可說,無從辯駁。當然,不能預期中國的政治改革從此就啟動了。但至少是個非常良好的開端。汪信的重要性在於其不可替代的象徵意義。

可以預期的是,如果體制內外知識份子,社會各界千千萬萬人士都站出來,給予聲援,給予支持,大家都在這把火上添柴加薪,形成燎原之勢,公開信的影響就會越來越大,就會對中國的政治改革起到催化作用。就像人們說的,產生蝴蝶效應。

但遺憾的是此時我們的自由知識份子們,我們的民主鬥士們沉默了。人們總是抱怨說民智已開,官智未開。如今官智開了,大家卻又裝聾作啞(甚至有人出來冷嘲熱諷,說風涼話)。機會到來時,沒有人去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

這不是"葉公好龍"故事的新版嗎?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人們像避瘟疫那樣對公開信避之唯恐不及?

據說,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怕支持了汪兆鈞,就與法輪功"攪在一起"。因為汪信裡提出要停止迫害法輪功,要為法輪功平反。

汪兆鈞在信中是這麼說的:

信仰自由,是當今世界的普遍共識,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和我國憲法均有規定。但是"6.4"以後,鄧小平的繼任者為了繼續一黨獨裁的統治,對於任何非共產黨系統的組織都列為"不穩定因素",要"消滅在萌芽中",即把"法輪功"一個群眾煉功組織作為目標,殺雞儆猴。人家不服,要"說清楚",更是大不敬,施以種種迫害。這顯然不是針對"法輪功",而是對全國人民的鎮壓!所以應當立即對"法輪功"停止鎮壓。對受害人給予國家賠償。

當今最迫切的是:停止對法輪功的迫害!

建議中共可派出代表,與"法輪功"談判,對當時決定鎮壓的決策者追究刑事責任。本人只是建議,而建議的目的:使對"法輪功"的鎮壓盡快得以停止,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盡快得以推進。

在汪兆鈞四萬多字的公開信中,就只有這一段文字提出法輪功問題。可見,法輪功問題並非汪信的重點。問題在於,為什麼不能提法輪功?法輪功真有那麼可怕嗎?連提出停止迫害都不能接受嗎?

這是因為,人們對法輪功仍有許多誤解(也不能不承認中共對法輪功妖魔化的成功)。人人都有宗教信仰自由,在現代社會,應是無容置疑的。法輪功作為一種宗教信仰,你可以完全不認同他們的宗教理念,但必須尊重他們的信仰。事實上他們提倡的真、善、忍對社會和諧有益無害。而對法輪功修煉治病健身的事實,如果不帶偏見的話,隨便瞭解一下,就不難得出結論。因此,輕率地將他們定為邪教,對他們血腥鎮壓,絕對是反人道、反人性的行為。自1999年鎮壓以來,光是有名字記錄的死難者就有三千多人。更有無數的人傷殘或受到嚴重精神迫害。活體摘除器官的事也許有所誇大,但從國外人士蒐集的資料看,肯定存在。這種事哪怕只有一例,也是極其殘忍的行為。

人血不是胭脂!在和平時期造成這樣的悲劇,是絕對的悲哀!

由於有這樣的天大冤屈,法輪功在申訴、反抗的過程中表現執著甚至情緒偏激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的抗爭始終都是以和平方式進行,至今未發現過他們使用暴力。他們手無寸鐵,連一支匕首也沒有從他們身上發現過。

可見汪兆鈞提出停止鎮壓迫害法輪功,並無不妥之處,而是正義之舉。

正是因為汪兆鈞為他們說了話,法輪功的媒體理所當然的會支持汪兆鈞。但總不能說,凡是法輪功支持的,我們就反對。法輪功也支持自由民主,我們反對不反對?

也有些人對法輪功的團結、執著、堅韌表示擔憂。說白了,是怕他們對政治的僭越。其實在現代民主社會,處理宗教問題是極簡單的一件事,完全可以大而化之。在這些國家裡,不同宗教自由發展,政府並不干預。而無論任何個人或團體(當然包括宗教團體),一旦觸犯法律,對他人利益造成危害,就由司法去解決。目前在世界幾十個國家地區都有法輪功修煉者,包括日本、臺灣、香港、南韓等與中國相同或相似文化的國家地區。至今未發現他們與這些國家地區的政治和權力有什麼糾葛。

中共害怕法輪功,除了他們思維的僵化,主要是他們缺乏執政的合法性,他們不能容忍任何可能威脅他們政權的事物存在,包括假想的威脅。"要把一切消滅在萌芽狀態。"

但自由知識份子們害怕法輪功什麼呢?我不知道。

中國體制內外知識份子對汪兆鈞公開信冷漠的另一原因,是他們往往自視過高,以民主權威理論權威自居,對別人都不屑一顧。有些海外民運人士更是對出現體制內轉型的可能性嗤之以鼻。

須知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純粹靠理論靠口號就能解決問題的。我們並非貶低理論、口號的作用,在黑暗中的每一點燭光都是珍貴的。毫無疑問汪兆鈞們也從這些理論文章中得到過啟發,受到過影響。但實踐永遠是最重要最關鍵的。每一次的社會變革,都是由實踐者去打開缺口,去趟地雷,去堵槍眼,去衝鋒陷陣。沒有武昌起義打響第一槍,孫中山先生就還會在美國街頭繼續流亡。"煙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哥爾巴喬夫不是個理論家,葉利欽更是老粗一個。沒有實幹家,政治改革永遠會是一句空話。古人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我這話說得有點難聽)。

汪兆鈞正是這樣一個有正義感,有民主理念、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實踐者。在中國政治轉型中,在實現民主憲政過程中,以及以後的國家管理建設中,都需要大量這樣有實踐經驗的人才。他的理論也許不太成熟,信中也許存在不少疏漏,但仍要肯定其價值,要支持他的行動。

民運人士當然也不容易。沒有人會貶低他們的付出,他們多年堅守自由民主的信念也極其難得。他們對社會造成的影響、形成的壓力,都是促進中國社會轉化的必要條件之一。

但他們沒有理由對汪兆鈞這類體制內的改革者冷眼旁觀,更不能冷嘲熱諷,酸不溜啾。說實話,在海外喊幾句激烈口號也並不是太難的事。這跟在白宮門前高喊打倒美國總統那樣,並無特別的風險。而體制內的人士要站出來說話就不是那麼簡單了。他們是擔著身家性命的,他們自己隋時都有消失的危險,連他們的親人、家族都會受到迫害牽連。所以這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徹底的犧牲精神。

也有人認為汪兆鈞因身份特殊,對其公開信所產生的強烈效應不服氣,認為這不公平。但現實正是如此。在這方面,的確沒有公平可言。不同職位不同級別的人因佔有的資源不同,表態效果當然不一樣。這道理已經沒有必要贅述。如果胡錦濤先生出來表態,情況會怎樣?

也有人對汪兆鈞事後表現的低調不以為然,認為他應當有更多的承擔。這的確有些遺憾。但我們不能只要求別人去奉獻,去付出去犧牲,也要為別人著想,同時想想我們自己做了些什麼。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明確,由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有人說是超穩定)。如今的人類文明也不崇尚暴力。和平、對話是解決社會矛盾,實現社會轉型的最佳選擇。已經不再是陳勝、吳廣的時代,揭竿而起不再是改變社會的不二法門。幾年前發生在莫斯科軸承廠歌劇院的人質危機中,俄羅斯特種部隊20多分鐘就趕到現場並實行封鎖。希望維權民眾以石頭、梭鏢去改變什麼,是一廂情願的,也是殘忍的想法。

中國社會的政治轉型,代價最小、成本最低,也最有可能實現的,就是體制內,尤其是共產黨高層的開明人士站出來,由他們自己來結束獨裁統治。蘇聯解體和東歐的轉型,都是這種模式。這是宿命,中國也許無法擺脫這一模式。

而汪兆鈞先生公開信的出現,就是這樣一抹黎明的曙光。這是一種先兆。這足於證明在中國完全存在這種可能。可以認定的是,體制內肯定不止一個汪兆鈞那樣的人。有更多的汪兆鈞,更多的葉利欽們,在時機成熟時就會站出來。而所謂的時機,也就是需要千千萬萬人的支持表態,包括這些自由知識份子們仗義摯言,共同去創造。在這方面,自由知識份子的份量恰恰是無窮的大,因為他們掌握了比普通民眾多得多的話語資源。槓桿的支點已經有了,就看你們能不能把地球撬起來。

據說,汪兆鈞現在仍然安全。但誰也不敢保證他有多久的安全。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越來越多人站出來支持他,影響越來越大,他就會越來越安全。而汪兆鈞安全了,我們大家也就將會更安全。反之,如果汪兆鈞被抓,下一個被抓的也許就是我們大家。汪兆鈞提出制止迫害法輪功,也等同此理。

納粹時期的倖存者,尼莫拉牧師在臨終前說了這麼一段發人深省的話:"當他們(納粹)抓猶太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當他們抓共產黨人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來抓貿易工會主義者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不是貿易工會主義者。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無人留下替我說話了。"

這段話也是我們的自由知識份子們所經常引用的。

倒是海外華文作家馬建,面對汪兆鈞的公開信,坦誠說了這樣一番話:

"在中國這樣的一個社會裏,知識份子還是社會代言人的角色。就是說,普通百姓還是沒有權力、沒有機會或文筆等去寫文章、去說話、去呼籲。作家、知識份子、學者、記者這些靠筆為生的人卻沒有站出來說話,而一個商業家或者說是企業家把他要說的話說了出來了。這是讓我非常汗顏的。"

讓我們共飲一桶高度數的高粱酒,集體臉紅一次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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