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介石的花园里留连

2007-12-14 04:39 作者: 茉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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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在台北蒋介石官邸的花园里,心中五味杂陈。痛苦的家史和「国民党」连在一起,同时,对称蒋介石为独裁者的台湾朋友,也有了多一份的理解。

茉莉

 作者茉莉在蒋介石故居士林官邸的花园中。


夏末的傍晚,空气中荡漾着玫瑰的香味。走过士林官邸的内外花园和凯歌堂,在小咖啡店里喝了茶之後,我们沿着花草扶疏的小路,在园中一座红色凉亭里坐了下来。 

  暮霭降临,游人渐少,这台北市幽静的一角,愈发安静了。寂静中仿佛有人对我一遍遍私语:「这里曾是蒋介石的花园 ...... 」

  我的心中五味杂陈。一些早就遗忘的旧事,已经消隐的痛苦,慢慢地浮现出来。

百年顿尽追怀里

  在陪同我的台湾朋友眼里,蒋介石是一个独裁者,是压迫他们台湾人的外来势力的代表。他们很难明白,「蒋介石」这个名字,对出身大陆的「国民党崽子」的我,以及我们一类的家庭,曾经意味着甚麽。

  第一次听到「蒋介石」的名字,我才六岁。有一天公安局到我们家抄家,抄出了一张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影,全家陷入一片惊恐之中。我父亲向公安人员自辩说,国共重庆谈判时,他正在重庆读大学,因为毛泽东的照片在当时稀以为贵,於是他寄上一张蒋毛合影回老家,让家属把照片珍藏起来。

  因为那张照片上还有毛泽东,我的父亲侥幸逃过一劫。但是,他曾经加入国民党的历史,却是我们一家洗不清的罪孽。在我的惨澹少年时,我被赶出中学课堂,我被强迫做苦工,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档案表格上有一栏写着:父亲是国民党员。

  红卫兵曾在我父亲脖子上吊起大字牌,上面写着「国民党残渣馀孽」。从小就听到老师教导我们:「万恶的蒋匪帮」如何如何。而我先天就属於「蒋匪帮」的後代,身为「黑五类子弟」,必须承受所有的歧视和侮辱。

  少不更事的我常常苦恼地想:要是父亲当年不去读那个中央政治大学,就不会加入国民党了。父亲是一个刻苦读书成绩优异的农家子弟,他曾同时考上三个大学。最终他选择这个蒋介石任校长的大学,只是因为,这个学校每年给学生免费提供两套制服。

  我曾经看过父亲穿制服的一张旧照。被後来的生活折磨得有点木纳的父亲,在那张照片上年轻潇洒,英气勃勃得令我吃惊。那大概是蒋介石给我的唯一的一点好感,他使穿土布出身的父亲,穿上了像模像样的洋布服装。

  但是那位老校长走了,他逃到台湾,在这个美丽花园里颐养天年,抛下我们这些被烙上蒋家烙印的老老小小,在大陆沦为贱民,惨死或者苟活,遭受非人的煎熬。

  「百年顿尽追怀里,一夜难为怨别人。」对於我,「蒋介石」这个名字和政治关系不大,它是和我们痛苦的家史丶和我悲哀的童年联系在一起的某种象徵。

「国民党崽子」的个人情结

  汉娜.阿伦特曾经宣称:「作为犹太人受到攻击者,必以犹太人身份还击。」.这位自幼融入德国文化的学者,在逃出纳粹集中营之後,坚持要以犹太人身份去面对本民族的命运。

  被定性为「国民党崽子」而受辱的少年经历,成了我心中解不开的个人情结。文革後大陆的民主党派开始活跃,记得有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去寻找湖南的「民革」党部,要求加入中国国民党。谁知这个共产党控制的「花瓶党」吸收新党员有年龄和地位等诸多限制,年轻的我尚未符合他们的条件。

  当年,出身不好的女孩子如果不是太丑的话,是可以通过出嫁改变自己的身份的。而我却选择了一个同样是国民党家庭出身的知青做丈夫。异类归於异类,贱民归於贱民。我们这一对贱民,终於在八九年「六四」镇压中站出来,发出异类的呼声,而後双双流亡异国。

  二○○三年我第一次去台湾,那时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权力。虽然明知此时的国民党早就不是我父亲曾加入的那个党了,但我在访问国民党党部时,仍然偷偷地生出许多感伤的情怀。当时我拍了不少照片,回到瑞典就把照片和马英九赠送的一支钢笔,一起寄给我年迈的父亲,我的父亲曾在中央政治大学与马英九的父亲同学,并且在台湾实习过。没想到,这些给老人留念的东西,全被大陆当局没收了。

  葱茏的福山,此刻在鸟鸣和蟋蟀声中更加朦胧了。福山下面是士林官邸灰绿色的正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居住过的公馆。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就在这里去世。这个神秘的住宅至今仍未对外开放。这位在浙江奉化出生的老人,尽管贵为总统,但他至死都是一个异乡人。一个每日必读《圣经》的异乡人,他需要基督的信仰来稳定他的心灵。

  一种共同的命运感,减少了我对这位老人的怨意。如今,他和他的妻子已经接受了死神赐予的安谧,而我们的流亡却遥遥未知归期。

巨大和较小的黑暗之比

  「在感叹的恍惚中,咏叹起人间的悲运。」英国诗人奥登的诗句,正是我在花园凉亭的心情写照。许多和我有相同命运的中国人,至今仍然怀有「国民党情结」。流亡给人的好处之一,就是扩大视野。今天的我,已经不会像当年一样傻乎乎地去要求加入国民党了。那天,在台北一○一大楼 PAGEONE 书店召开我的新书座谈会之後,几位台湾朋友和我一起喝咖啡,他们谈及当年蒋介石屠杀台湾精英的历史。

  我联想起半年前读过的一本书,那是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赠送的《走出白色恐怖》。康宜姐生於北京,成长於台湾。在她六岁时,原籍大陆的父亲因受台湾本土亲友牵连,被国民党政府以「叛乱罪」无辜下狱十年。蒋介石当年在台湾镇压异己的残酷可见一斑,难怪他们招致台湾人普遍的怨恨。

  但同时,我以大陆人的眼睛,在这本书中惊讶地发现,康宜姐这位台湾政治犯的女儿,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时期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学业,并顺利留学美国,这是那个年头的大陆政治犯子女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康宜姐的父亲後来赴美,其签证一度被驳回,由於蒋经国的暗中协助而终於成功。

  和中共的「红色恐怖」相比,蒋家的「白色恐怖」似乎还没有完全灭绝人性,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由的「有无」与「多少」的区别。尽管如此,侵犯人权的罪恶,仍然是罪恶。由於当时台湾遭受中共军事威胁的危急局势,蒋介石用铁腕镇压有共特嫌疑的异己,因此在有些人看来,镇压乃是不得已之举,它保证了台湾的安全与发展,似乎是必要而合理的。

  我怀疑台湾後来的平安是由於「白色恐怖」的效应。即便如此,评价那段历史,我们首先有一个角度问题。如果仅从政治功利角度来看,也许蒋介石的做法有其道理。但是,知识份子是为社会守护意义的人,他们所持的,应该是尊重个人生命价值的人道主义立场。

  在温柔的夜色中,我们漫步走出士林官邸,走进台北市璀璨的灯火之中。这个傍晚,我对一路上称蒋介石为「独裁者」的台湾朋友,多了一份理解。在回顾自己的生涯之後,我也坚定了自己的理念:知识份子反对一切黑暗,不论是巨大的黑暗还是较小的黑暗。

二○○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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