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
到达温哥华,安顿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告诉中国大陆上的亲人们,说我们已居住在加拿大。在台湾时,因为不准通信,顾虑很多,写信时除互道平安外,不敢详谈。尤其不敢告诉他们,我们是住在台湾。来到加拿大后,至少对加拿大政府不必有什么顾虑。而且可以直接通信,比较方便。
我写信并寄钱给二弟,叫他将父母亲的遗骨合葬。不久二弟来信说已办妥,并附有照片,总算完成了我心头的一件大事。
一九八八年,台湾政府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我和永英也决定回去。于是办妥手续,于四月二十五日,自温哥华起飞,经上海转飞北京。永英的妹夫赵学智,特别从重庆赶到北京来接我们。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两天,然后乘火车前往成都,四月三十日晨抵达成都火车站。永英的弟妹们群集在月台上等我们,除七弟在香港见过外,其余的九弟和小弟,她已是三十九年未见面了。小妹是她离开成都后才出生的,还是第一次见面。一同乘车去七弟家,拜见岳母。老人家当年在成都时,我见过一次,别来也是四十一年了。岳父已经去世,但坟墓却因公用建筑而被毁了。
我欲祭无觅处,无可奈何!
四月三十日晚上,自成都乘火车前住重庆。永英的六妹永芝在火车站接我们,姊妹俩也是三十九年未见面了。
五月二日早上,我同永英去南坪二弟家。见到二弟和他的家人。我们分别了四十三年,彼此都老了。我又见到了姚三娘。姚姑爷已经去世。三娘现住她的女婿家。二弟特地接她过来让我们见面。吃过午饭后,我将永英送回她六妹家,我再单独回二弟处,准备次日回老家去。
现在我才知道了中共占领大陆后,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先从二弟说起:
民国三十八年,陆军官校撤离成都。在前往西康途中,邓锡侯和刘文辉宣布投共,派军将军校的部队包围。派代表前来说明,他们也是不得已。大势已去,除此别无他策。劝说投降,或各自回家,二弟选择了后者。回家后与李元德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力行,很小就因病死了。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力,次于名李明。祖力远出打工未能见面;李明已结婚,媳妇梁满,刚生了一个儿子。祖力曾与一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女孩,由二弟收养中。二弟本人曾去北京受训,不久即被斗争,送往眉山县劳改了二十年。我的第一封信是大公家的业培么叔收到后转给他的,那时他正在劳改营。他请示上级,获得允许后,才敢写回信给我。他是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垮台,才获释回家的。他感慨地对我说:
"对弟妹们,对太太,对两个儿子,都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在劳改营惟一的收获,是大饥荒年代有公粮可吃,未被饿死。"
家里,共军到后,先是收缴武器。父亲的手枪被收缴以后,就开始被斗争。先是关在县城里,后来放回家,罚他去为邻人挑水,做苦工,不准任何人拿东西给他吃。邻人见他饿得可怜,偷偷的让他吃点东西。大约是民国四十年三月,他被判死刑。与曾任乡长的文树成,李希成,郑治等七人,同时被杀。父亲死时才四十五岁。行刑的那天,大公家的业培公叔不让二弟前去,因为如果去了,很可能同时被杀。只有三娘,六妹和元德去了。三娘说,父亲不让人扶往刑场,昂首阔步,自己走去。当他看到三娘时,大声地对三娘说:
"长治,长泽,一定要读书。"
这就是父亲最后的遗言。
子弹正中父亲的头部。六妹和元德跑过去将脑浆捧起来,再将尸体搬运回家,觅地下葬。不久有人来说那地是他家的产业,母亲只好又将父亲的尸体迁葬到另一处地方,后来再被人辟为农耕地,幸余么娘记住确实地点。我从温哥华写信回去、敦二弟将父母亲的遗骨合葬时,还是么娘协助将父亲的遗骨找到的。
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保长、教员,这就是他被判死刑的罪。加上我投考了国民政府的空军官校,跟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当了国军的空军飞行员,于是就罪上加罪,难逃一死了。我问当时是谁判的?二弟说,就是那位一向为死人做道场的道士。共产党到来后,就任他为乡长。告诉他杀那些人,他就杀那些人。我问他还在否?二弟说,他后来也被共产党杀了。
父亲死后,共产党将母亲和弟妹们赶出家门。除身上穿的,不准带走一针一线。房屋田产全部没收。母亲带着弟妹们住进戴家湾毛草屋,祖父也一同搬进去,住在一起。家里没有吃的,母亲叫三弟去六见滩三舅娘家要点粮食。三舅娘拿了一点粮食给三弟,但却一再叮咛:
"长治,下次不能再来。不是三舅娘舍不得,而是上级不准。要是被上级知道了,我也是要受罚的。"
母亲在走投无路时,只好自己出去要饭。无奈左邻右舍都不敢给,因此一家人经常挨饿。
民兵共干经常找上门来,要这要那。一天夜里,一批民兵要母亲交出我的党证。母亲说我人都不知道在那里,那来的党证。民兵不由分说,将母亲、二弟、六妹,吊在门外大树上。三个年纪尚幼的弟妹躲在屋内,听到母亲,二弟和六妹的惨叫声,又不敢跑出来,吓得抱头痛哭。
家里没有饭吃,么娘来将祖父接去住在她家里。老人家冬天要烤火炉,有一次下小心将火炉打翻了,差一点闹火灾,不久又送了回来。共干强迫祖父和大公去为人家做工,劻不动就打耳光,大公三次跳水自杀未遂。大公家的长庆大哥,师范学校毕业,算是高级知识份子,共干将他吊在门外的树上,两脚只离地一吋,但却不能站立。他痛苦惨叫,大公想去救他,共干不准,而且逼他站在旁边看。长庆大哥已经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房屋已被没收,在屋外的坟土具上搭了一个草蓬栖身。大嫂回娘家去了。一天早上,人们只听到蓬内小孩的哭声,进去一看,大哥已死,小孩还在他的怀中。
大公死后,没有棺材,埋在曾祖父母的墓旁。
祖父本来有预先做好的棺材,被共产党拿走了,死后也是草草下葬。
母亲实在养不活一大家人,姚三娘在云台乡的一位覃姓朋友,愿意领养一位男孩。母亲有意让三弟去,三弟不肯。四弟对三弟说:
"三哥,你不愿去,我就去啰!"
结果是四弟去了,取名覃翰林。
民国四十二年五月,母亲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只活了四十九岁,从此人亡家破了!余大娘为六妹做媒,让六妹嫁到邓家去,夫婿邓耀杰在吉林,由邓家出路费,二弟送六妹去重庆,然后她独自乘轮船去汉口。还未满十七岁,就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汉口换乘火车去北平,再去东北吉林,与邓耀杰结婚。一同在煤矿场工作,生了两儿一女。邓耀杰因曾在上海当过警察,被判劳改。六妹独自一人持家,将三个儿女养大。
母亲死后,三娘和姚姑爷商量,让么娘领养小妹,他俩领养三弟。三弟住到三娘家后,距四弟的覃家很近,兄弟俩经常见面,后来又一同去长寿县读中学。毕业后,三弟去余大娘家附近当老师,认识了余自辉,两人后来结为夫妇,生了四个儿子。四弟认识了赵天敏,两人结婚后生了三女一男。
三弟和四弟参加新疆生产兵团,到了新疆,后来两人回川将小妹也接去。小妹认识了张宝瑜,结婚后生了两男两女。
我家的房子,共产党没收去,分给原来曾被我家救助的李二。后来房子也被拆了,全部木料被搬到另一处,盖了一户独立屋。李二曾为我家送了一件羊毛衣去大姨妈家,共产党教他去取回来自己穿。
当我知道了这些事后,悲喜交集。悲的是父母亲死得好惨;喜的是弟妹们都健在,而且一大家人丁兴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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