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闻界的堕落并不始于今日，媒体腐败根源在于媒体无独立地位，自己的喉舌不属于自己，只能充当官方的传声筒，在官方控制下的媒体机制是逆向淘汰的，有良知的媒体人理想难以实现，要生存就不得不压抑自我，难以践履职业精神，而出卖灵魂者却如鱼得水，这样，社会公器难免蜕化成权贵的工具和谋取私利的饭碗。
二十多年前，我大学毕业踏入河北电台新闻部，当年部里的年终总结会就开成了"批判会"，几位负责工商新闻的老编辑轮番上阵，指责主任利用职权，经常压下给他们的采访请柬，自己前往，借采访从企业谋取私利。当时记者所得最好的无非是贵重点儿的生活用品。最肥的是负责工商口的编辑，再就是科教文卫口的，经常采访会议，至少能改善伙食，最差的是农业口的，偶尔有一点儿便宜的土特产。与今天的行市相比真是"毛毛雨"。本世纪初在北京，仅仅邀请记者采访，付给一、二百元现金的所谓"车马费"红包已形成了公开的潜规则，难怪记者签完到，拿了钱和新闻通稿就走，接着"赶场"。如今的价码不知又翻了几倍。
当初刚入行时，我充满职业理想，却很少有到一线采访锻炼的机会，编辑部人浮于事，稿子编多了用不完，只好看报、看书、侃大山。有一回我自己选材抽空外出，采写人物专访，与专题节目的老编辑合作播出，后来她希望我做搭档主持节目，可一位副台长泼了我一头冷水，说年轻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踏踏实实工作，服从安排。在此后的工作中，我遇到很多新闻不能报道的情况，令人窒息的还有开会学习、不断洗脑、强化控制。为此我曾在中共十三大赵紫阳主政后和1989年胡耀邦去世前两下海南，寻找宽松的环境去工作，但都失望而归。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期间，我这样渴望改革的人自然站在了游行队伍前列，向大学生发声援电，递交退团申请，并旗帜鲜明地写下理由："出于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失望和不信任"。"六四"惨案后，我孤身一人从电台出发，参加大学生们在烈士陵园举行的"六四"死难者追悼大会。事后，我成了省广电系统惟一被处理的人：调离新闻岗位，开除团籍。每天从事拆信封分发稿件、处理听众来信等工作，两年后我毅然离开了那里。几年后才得知我早就上了国安局的监控黑名单......
遥想上世纪八十年代，至少像刘宾雁那样的记者还能成为体制内业界同行公开敬佩的楷模，名动一时，还能出现《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杂志等敢言的媒体。可近年来，李大同、卢跃刚、程益中、长平等正直的媒体人，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稍能说点儿真话的媒体，却成了被整肃警戒的标本，更有师涛等几十名记者和撰稿人因言获罪，被关入监牢，这无疑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倒退。
入世后，表面上官方开放了一些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媒体发行、广告等经营环节，但整体上依然被严格监控，致使媒体职场日益犬儒化，年轻的媒体人甚至很少知道刘宾雁为何人；媒体内容也不断商业化、低俗化，官方乐此消解和麻木民众的政治理性；除了体育和娱乐新闻比较真实开放，其余还是表面花哨、内容苍白的宣传说教。从对民族的深远影响来说，大陆新闻界和教育界一样，是亟待改革的最重要的官方垄断领域。
面对不断扩大的新闻传播市场，中共当局沿用许多违宪的法规，钳制媒体和公众舆论，封锁不同的声音，而迟迟不敢启动制定二十多年前人大代表呼吁的《新闻法》，中共要的就是随心所欲。如果制定符合宪法精神的《新闻法》，就必须承认和尊重世界人权的普世价值，那样就捆住了中共的手脚；如果按照中共现行的做法制定《新闻法》，将会令世人耻笑。所以，制定《新闻法》成了中共一再拖延、逃避的尴尬。
10月22日，维护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推出年度新闻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在全球173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低于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津巴布韦、伊朗。只比最低的朝鲜、土库曼斯坦和厄立特里亚略高一点儿。这无疑是对中共自我吹嘘的莫大讽刺。
与现在相比，我那时虽然无自由，但被官方"包养"，奴隶的位子还算稳定。可今天大陆的媒体人，成了权力和金钱的双重奴仆，戴上了双重枷锁。除了个别官方媒体能得到部分"包养"，官方为了甩财政包袱，将大多数媒体推向市场。为了生存和发财，媒体一方面要想方设法捞钱，新闻做得像广告，广告做得像新闻，少数人成了媒体大款；另一方面还得紧跟上级眼色，稍有不慎，即遭厄运。
中共治下的大陆，与腐败沦陷中难以幸免的其他行业一样，早已没了真正的"新闻界"，有记者证的无法说真话，成了真的"假记者"，而许多无记者证的公民，却能勇敢揭露真相，成了假的"真记者"。面对逼良为娼的境遇，有官方记者无奈地将"老记"的称呼自嘲为"老妓"，实际上可怜的大陆媒体人连"老妓"都不如，人家与嫖客至少还有讨价还价的交换关系，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而中共却要媒体"无私奉献"地出卖自己，至于金钱，想给就给，多少都得接受，不给钱也得听从调遣，被"强奸"还不能说个"不"字。中共当局的所作所为与黑心矿主相比，谁是世上最牛"封口人"？
2008年11月2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参考文献
1.《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中国人权研究报告"》， 何清涟（著名经济学家）（该报告后修订扩增为《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秘》一书）
2.《解开中共网络监控机制的内幕》， 陶西喆 2007年10月
3.《政府如何监控我们的电子网络通讯？--中国网络监控报告之二》， 于声雷 2008年3月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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