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绝:中共官方套话说辞洋洋大观
作者:王不留行
发表:2009-03-07 06:03
“中国不能乱”
这句话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1989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年3月,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也许是天意弄人,就在邓小平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不到四个月,中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动乱”,虽然这个“动乱”最后以统治者的强硬手段而收场,但中国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负面形象再也无法抹灭。而更重要是,这次“动乱”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创伤是:怕乱。从此以后,“中国不能乱”成为了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人问其是非对错。
这个概念的首要问题是“乱”的定义。什么是“乱”?如果说“乱”是天下大乱,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都不会同意,这句话等于是一句废话。如果说“乱”是不让老百姓诉求无门、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上街示威游行)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渎职或社会不公的不满,这种“乱”的定义就得打问号了。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可说是“乱”象丛生。如果当权者以“乱”的定义来压抑民众的不满,就会积“小乱”变“大乱”,如同中国成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因为没有哪个统治者是圣人,更何况在当代中国这样“官本位”封建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的缺乏法制的国家,要想让社会有健康的发展,着眼点不是防人民的“乱”,而是“治官”;如果本末倒置,中国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到中国大陆旅游,不管是大城小镇,高干底官,“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概是最常见或听到的一句口号了。这句话是由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而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或许是这句话太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句听起来和看起来比较有内涵的语言。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内涵,无非就是“实用主义”或“拜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说法,说成“挣钱才是万能的”,可能会更让人体会。对于这种全社会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信仰丧失,伦理不轨,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不要说一般的公民道德,就是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中国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假药、毒奶粉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当局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枝节问题,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有了钱,的确会让人的感觉很好。就象一个暴发户一样,口袋里有了许多钱,衣服穿得很体面,车子也有了,家里的房子也翻新了,外界的许多人自然也会来讨好,心里就有了受尊敬的感受。可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暴发户是不会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人们来讨好也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就是如此吗?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暴发户常常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他们没有理念,难以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总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了邓小平所开辟的正确路线。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邓小平调整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是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其实,不但是中国,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在这种趋势中获利,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打个比如说,发达国家象是处于高位的水库,发展中国家象是处于底位的池塘,全球化就象一个水笼头,当这个水笼头被打开时,高水位自然会流向底水位。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把中国对外的闸门打开,全球化的利益也不会流向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终于意识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益,他们要关起这个水笼头了,即使他们不关水笼头,高水位里水库能流的水也流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怎么办?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全球性反应终于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怎样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是对中国严峻的考验。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最初,这个观念只是一部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学者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台湾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当然,这跟大陆新闻的偏向性报道也有关系。有关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民主本身无关。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这个概念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民主是否能分类?二是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主的概念按照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民主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由一整套做法和程序构成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民主是结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人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也可从许多日常生活中看出,到中国去旅游,随处可见正在修建漂亮的大楼,可是,却把周围的环境变得象工地一样。中国天天在建设,天天象工地一样,漂亮的大楼又有什么意义?对民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民主而实行不民主,民主只能是遥遥无期。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模式。总而言之,民主是没有类别的,也不分国界,也应该没有时间上的巨大差异的。
搞清了第一个问题,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讲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是西方实行民主的唯一模式,在西方的其他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多种多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它们的民主制度都互有差别,特别是象一些北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制度,更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点都是一样,就是保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因此,“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式”而是在“民主”: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成功的模式,难道中国人不能借鉴吗?中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而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比如说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一种新的仁政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制”。民主不是“人制”,民主是一种长治久安的体系,是不会因人而异的;而作为“人制”的仁政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只能按照实行民主的规律来进行,舍此别无他法。
“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
这个集体无意识是由“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引审而来。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集体无意识给中国带来的困扰。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例如,人口众多、人均素质差、经济腐败、社会不公现象、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环保问题、证券市场不良、银行呆坏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的问题除了人口众多,其余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当前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即使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存在,象是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所以,中国问题说到底,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崩溃,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特大灾难,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外逃,周边的国家生产和生活秩序就会大乱,世界也将陷入一片恐慌。邓小平曾用这种现象吓住了西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吓唬人,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恐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怕中国强大又怕中国崩溃,一个强大的异类中国无疑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一个崩溃的中国对人类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成了许多西方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可又束手无策。然而,同样的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西方人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那么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以自闭症患者的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问题,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抱怨外国人有双重标准时,自己更是以双重标准对待外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于外界对中国的帮助或支援,就认为是友好的,对于外界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或指责,就认为是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但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有权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类的生存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仅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人类内部那种陈旧的误己害人的观念和方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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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1989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年3月,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也许是天意弄人,就在邓小平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不到四个月,中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动乱”,虽然这个“动乱”最后以统治者的强硬手段而收场,但中国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负面形象再也无法抹灭。而更重要是,这次“动乱”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创伤是:怕乱。从此以后,“中国不能乱”成为了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人问其是非对错。
这个概念的首要问题是“乱”的定义。什么是“乱”?如果说“乱”是天下大乱,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都不会同意,这句话等于是一句废话。如果说“乱”是不让老百姓诉求无门、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上街示威游行)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渎职或社会不公的不满,这种“乱”的定义就得打问号了。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可说是“乱”象丛生。如果当权者以“乱”的定义来压抑民众的不满,就会积“小乱”变“大乱”,如同中国成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因为没有哪个统治者是圣人,更何况在当代中国这样“官本位”封建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的缺乏法制的国家,要想让社会有健康的发展,着眼点不是防人民的“乱”,而是“治官”;如果本末倒置,中国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到中国大陆旅游,不管是大城小镇,高干底官,“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概是最常见或听到的一句口号了。这句话是由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而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或许是这句话太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句听起来和看起来比较有内涵的语言。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内涵,无非就是“实用主义”或“拜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说法,说成“挣钱才是万能的”,可能会更让人体会。对于这种全社会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信仰丧失,伦理不轨,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不要说一般的公民道德,就是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中国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假药、毒奶粉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当局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枝节问题,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有了钱,的确会让人的感觉很好。就象一个暴发户一样,口袋里有了许多钱,衣服穿得很体面,车子也有了,家里的房子也翻新了,外界的许多人自然也会来讨好,心里就有了受尊敬的感受。可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暴发户是不会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人们来讨好也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就是如此吗?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暴发户常常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他们没有理念,难以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总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了邓小平所开辟的正确路线。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邓小平调整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是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其实,不但是中国,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在这种趋势中获利,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打个比如说,发达国家象是处于高位的水库,发展中国家象是处于底位的池塘,全球化就象一个水笼头,当这个水笼头被打开时,高水位自然会流向底水位。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把中国对外的闸门打开,全球化的利益也不会流向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终于意识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益,他们要关起这个水笼头了,即使他们不关水笼头,高水位里水库能流的水也流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怎么办?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全球性反应终于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怎样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是对中国严峻的考验。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最初,这个观念只是一部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学者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台湾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当然,这跟大陆新闻的偏向性报道也有关系。有关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民主本身无关。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这个概念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民主是否能分类?二是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主的概念按照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民主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由一整套做法和程序构成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民主是结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人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也可从许多日常生活中看出,到中国去旅游,随处可见正在修建漂亮的大楼,可是,却把周围的环境变得象工地一样。中国天天在建设,天天象工地一样,漂亮的大楼又有什么意义?对民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民主而实行不民主,民主只能是遥遥无期。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模式。总而言之,民主是没有类别的,也不分国界,也应该没有时间上的巨大差异的。
搞清了第一个问题,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讲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是西方实行民主的唯一模式,在西方的其他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多种多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它们的民主制度都互有差别,特别是象一些北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制度,更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点都是一样,就是保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因此,“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式”而是在“民主”: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成功的模式,难道中国人不能借鉴吗?中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而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比如说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一种新的仁政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制”。民主不是“人制”,民主是一种长治久安的体系,是不会因人而异的;而作为“人制”的仁政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只能按照实行民主的规律来进行,舍此别无他法。
“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
这个集体无意识是由“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引审而来。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集体无意识给中国带来的困扰。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例如,人口众多、人均素质差、经济腐败、社会不公现象、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环保问题、证券市场不良、银行呆坏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的问题除了人口众多,其余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当前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即使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存在,象是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所以,中国问题说到底,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崩溃,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特大灾难,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外逃,周边的国家生产和生活秩序就会大乱,世界也将陷入一片恐慌。邓小平曾用这种现象吓住了西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吓唬人,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恐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怕中国强大又怕中国崩溃,一个强大的异类中国无疑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一个崩溃的中国对人类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成了许多西方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可又束手无策。然而,同样的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西方人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那么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以自闭症患者的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问题,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抱怨外国人有双重标准时,自己更是以双重标准对待外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于外界对中国的帮助或支援,就认为是友好的,对于外界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或指责,就认为是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但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有权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类的生存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仅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人类内部那种陈旧的误己害人的观念和方式。(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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