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生----一个黑四类分子的离奇遭遇（三）

（原名：行路难---平民自传）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第三章 中小学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十一

一九五零年的冬天，一个无风的暖和的日子，正在和隔壁的小伙伴、赵家的三小子玩耍，母亲突然出现在面前对我说：“走，送你上学去。”上学？她事先并没有讲过呀，但我还是跟着她走，同伴惘然若失地对我说：“你走了，我跟谁玩儿呀？要不咱俩一起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到了学校。那时，学校刚刚成立，我们去时，书已发完，母亲为我订了一个麻纸本子，每天，老师用毛笔在本子上写几个字，教我认，这便是我做学生的开始。

上初小时，断断续续有五年之久。每年清明过后，先是在地里打坷垃，接着点种山药、拉动轱辘，凡是属于孩子们干的活都归我做，家家户户都是如此。那时，学校的老师也不甚管，整个春夏，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除此而外，非农忙时节，便和姥爷一起放牲口，一直到十三岁那年，村里来了一位姓刘的老师，学校才走向正轨。他不允许随便请假、旷课，每天都要给我们讲新课，布置作业，并要我们写作文，尤其对四年级管得更严，说是准备考高小。也就是从这年开始，我才正式把学习当做一回事。次年夏天，果然领着我们去十五里外的寇庄村参加考试，傍晚放榜时，我的名字居然列在第一名，两门功课都得了最高分。但开学后，仅仅在这个学校住了不到两个月，便转到城里一所高小去，原因是学校不收伙食费，只收成品粮。那时统购统销刚刚过去，家里的粮食被强行收去，剩余的根本不够吃，每月拿粮很是吃力，同村考上高小的十几个孩子纷纷退学，剩我一人，只好先转到城里。城里的学校也是要粮不要钱，父亲便安排我去一位本家三爷开的小莜面馆里吃饭，在学校睡觉，勉强维持到放假，第二个学期便转到集宁去了。

来到集宁，进入城市，自然十分高兴，每天上学下学能和三叔相跟着，放学后一起拿起木刀木枪和其它街道上的孩子们打仗，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那时，爷爷和奶奶摆着一个小杂货摊子，顾客多时，我俩也帮着卖东西，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多，自由活动时早已做完，回到家里从来不用学习。

一年半很快就过去了，临近毕业时，班主任老师通知我，学校准备保送我上中学，要求尽快把户口迁来，给父亲写了信，他回信说，村里无论如何不给开介绍信，户口的事解决不了，希望我早些回去。那一年，我们县里也成立了中学，于是返回家乡考取了县城中学，成为村里第一个中学生。

上中学的三年，再也不像上小学时那样天真无邪。因为县城中学刚成立，考取中学的不仅是应届毕业生，往届生也不少，这样，一个班里有比我大四五岁的，大家为了争取入团，经常互相打小报告，今天告你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明天又说你哪些行为是落后的表现，防不胜防。我那时在课余时间经常看旧小说，《三侠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岳全传》等，看过后常和同学们议论，自然成了积极分子们汇报的对象。我天性中特别反感这种人，为什么自己不去努力学习，而要想方设法地踩别人的脚后跟？总认为这种人的做法有欠光明正大，有时免不了也要讽刺挖苦他们几句，这样一来，论学习成绩我稳坐着头把交椅，别人很难超过我；论表现却是落后的学生，属于不靠近组织的人。

“反右斗争”时，团支部甚至还组织过一次批判会，专门针对我，要求做深刻检查，我根本不予理会，批判会开得不欢而散。原因是教我们语文课的孙秀山老师被打成“右派”，有一张大字报，批判他攻击苏联老大哥。据说有一次吃饭时，老师们正夸赞着苏联菠菜是如何如何好吃，孙老师却在那里自言自语：“苏联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吗？和我们的灰菜差不多！”结果被人告发，写成大字报贴在教室外的山墙上。我看过后，随口说了声：“就是和灰菜长得一模一样嘛！未必好吃。” 学校的菜园地里种着这种菜，从外形上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长得有半人高，人们称它为苏联菠菜，味道如何我也没吃过，只是推断而已，因为我从小不喜欢吃灰菜。当时随口说过便走开，谁想被积极分子们当做宝贝材料汇报给团支部，团支部又请示了学校团委，便组织开了个小型批判会，硬说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论，要我做检讨，我就是不肯，后来也就不了了之。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班主任吕国瑞老师对此事不置可否，没有做明确的表态，团支部书记也只好作罢。吕国瑞老师是河北省柴沟堡人，原先在何处教书我并不知晓，他来到朔县中学，首先做了第七班的班主任，并给我们带数学课。他讲课特别清楚，而且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同学们既尊敬他又有点怕他，他为人严肃认真，对学生抓得很紧，使我们班无论学习、劳动，还是文体方面，在全校所有班级中，样样走在前面。但对于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的同学对他做了汇报，也不大在意，因此，团支部对我的批判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加之，我自入学以来，数学考试都是满分，也颇得他的赏识，或许是不忍心伤害他的得意学生吧，也未可知，但客观上，他的沉默却帮了我的忙。

虽然如此，“反右”过后，我却从此落下思想落后的恶名。

十二

轰轰烈烈的一九五八年来临了。这一年，大量时间不上课，而是参加劳动。劳动对于我们这一届学生算不了什么。入学的第一年，几乎所有课外活动、自由活动，甚至于晚自习都在劳动中度过。学校建在县城北门外的一片荒滩地上，前几年，还是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进了城，曾在此处看过枪毙一贯道。这里地势高低不平，简直就是一片乱坟岗子。学校初建，只盖起办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宿舍与宿舍之间，彼此隔着大大的土堆，门前只有一米多宽的平整处可供通行。开学伊始，学校为每一个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杠，于是我们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铲高垫低工作，一年后，初见成效。所有建筑物之间都已平整完毕，操场也初具规模，就连学校通往县城要跨越的护城河沟（早已无水）的路也修通。我们大都来自农村，自小跟父母干惯了农活，这些劳作实在也算不得什么。毕竟有充足的休息时间，美美睡上一觉，年轻人也就不感到劳累了。

到了大炼钢铁时，劳动便不像先前那样轻松，我们班被分配到本县的神头镇去背铁矿石。每天一早出发，翻过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方才到了有矿石的地方，往返几十里，山间的崎岖小道着实让人感到吃力。每天背两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有些力不从心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谁背的多，大喇叭上便会表扬谁，我那时身体瘦小，体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也要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总在九、十点钟左右。日子一长，首先是瞌睡难熬，有一次，边走边打盹，竟栽进一个三尺多深的小沟里，同学们把我拽上来，幸好臂膀上只有些轻伤。还有一次，天已晚了，才开始从山根向上爬，双腿实在僵硬得不听使唤，浑身像散了架一般，脑袋发胀，便把背上的矿石卸去大半，回来时称下二十几斤，为此还受到批评。就这样我们背了一个多月，方才允许返回学校，进行正式的大炼钢铁。

县城的西北角落，历史上是否有过大规模的冶炼场所，已经无从考察，只是有许多人家的院墙上垒满了一种叫做“砂圪筒”的器物，长约一尺多，粗不到半尺，中空有底，人们用它来横着砌墙。那时并不知晓这种东西原来做什么用处，只觉得人们用它砌墙，可能是一种代用品吧。直到十几年后，住进监狱，在铸工车间干活时，方才知道它的正式名字叫坩埚，是专门用来冶炼金属的。那时班里给我们一批男生下达了任务，见砂圪筒就拆，不必理会主家是否同意。果然，在我们拆墙装车时，居然没有一户主人出来制止，因为大炼钢铁是全民运动，是党的决策，自然无人敢说三道四。几天的工夫，拉回二十多车砂圪筒，留在学校的几个同学已经砌好了几座平炉。所谓平炉其实只是砖砌成的正方形场地，里面挖了几条小沟，向外有一个总出口，用来鼓风。这时，女同学也打下一堆又一堆的铁矿石石子，大炼钢铁正式开始了。平炉里燃起熊熊大火，然后把装满铁矿石的砂圪筒，用火钳夹着放入火中，一个挨一个，待完全融化，再用火钳将砂圪筒夹出，就地踹一个小坑把铁水倒入，凝固后，一个一个的铁馒头起垛成堆。起先，每炼出一批还要过磅，后来眼见我们班落后了，其他班级已经上万斤，班干部们一合计，知道那种“放卫星”式的产量不真实，我们班也一万、两万甚至十几万的报了上去，果然学校的大红喜报也送到了我们的场地上，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好玩极了，争“放卫星”的热潮一个接着一个，简直成了吹牛比赛。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觉，实在困得支撑不住，靠墙打个盹儿，接着再干。从学校到校外的城壕边，平炉一座接着一座，火光映红了夜空，高音喇叭不断传来新的喜报，比小时候过元宵节还要热闹，学习的事早已忘在九霄云外。至于炼出的铁馒头是否合格，能否有用，谁也不去管它，上面让怎么干就怎么干呗！

大炼钢铁一结束，学校又让我们投入深翻土地的热潮中。说来好笑，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消息说，深挖过的土地，种上山药蛋可以结下二十多层，每亩可收几十万斤，我们奉命在北关村外的一片耕地上开始了深挖。学校布置，必须确保一米深。几个人一组，先挖一米宽，一米深一道长壕，班干部量过尺寸后，再挖同样一道长壕，将先前的长壕填满，这样深挖过的土地里，人行走起来十分困难，怎样播种？首先是我们这些农村的学生产生了怀疑，不断向学校反映，但校方并不理会，仍然让我们继续挖，幸亏后来，该村许多老农出面，极力反对在他们的地里乱挖，结果只进行了一个多月便鸣金收兵。听说第二年播种时，牛一进入地里，四条腿深陷下去，肚皮挨着地面，人们费了很大的劲才将牛抬了出来，那个村的农民气愤极了，说我们简直是在破坏他们种地。

直到寒冬来临，气温骤降，外面什么也不好干时，才恢复了上课。老师只好两课并作一课来讲，有些同学自然感到十分吃力。

十三

从背铁矿的工地上回来，正式的大炼钢铁尚未开始，学校在做着准备工作。利用这短暂的休整期，请了两天假回村去看望家人。一进门，炕上乱七八糟，八岁的妹妹照看着四岁的二弟和两岁的三弟，他们紧紧地把我围起来，问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回来，争着和我亲热。直到傍晚，母亲才从地里回来，一脸疲惫相，从她口中得知，父亲到东南山上大炼钢铁去了。村里男劳力早已走光，地里的庄稼全靠女人们无法弄回，有的已经烂在那里，她看了实在心疼，不住长吁短叹。并告诉我说，近日爷爷和大爷爷被从口外押回，在公社里关着，听说每天只给吃几两粮，饿得厉害。第二天，特意蒸了些窝窝头，要我带着去看看两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么事。

我们村在县城西南方向，离城十五里，新成立的公社，设在张家河村，位于县城正南，和南关只隔一条河，离城不过二里，返回学校时，稍稍绕一点路，便到了公社驻地。走进大院，首先看到在烈日下跪着一排老头，我的心“格噔“了一下，急忙走上前去，中间有我爷爷和大爷爷，他们低着头，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裤腿挽起，膝盖下面是碎玻璃渣子。走到爷爷面前，低声叫着他，并问：”这是咋啦，你因为啥又被押回来“？他摆了摆手，示意我别问，大爷爷也不住地摇头。随即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招手让我进去。走进他的办公室，先问了姓名，然后告诉我说：“你爷爷他们是因为土改时未斗垮，现在押回来重新斗争”。并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本来，我是来给老人家送点吃的，那人把窝窝头留下，示意我赶快离开。独自走在回学校的路上，百思不得其解，爷爷他们当年不是赤手空拳离开家乡的吗?家里的房子、土地都分出去了，奶奶和母亲领着三叔和我讨吃要饭度过了一年还多，还有什么没有斗垮呢？爷爷走时，还是托我母亲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钱作盘缠呢，他又没有带走什么呀，怎么过了十几年又重新斗争呢？要我和他划清界限，也要讲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

回到学校后，迷惘了几天，随后的大炼钢铁和深翻土地，每天忙得不可开交，早把此事丢在脑后，顾不得多去想它。

直到初冬时节，全校复课后，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又回到家中，才初步得知，当时的重斗地主富农是怎么一回事。原来，人民公社刚刚成立，无论公社还是大队资金极度匮乏，购置农具没有钱，盖大队办公室、修建粮仓、筹办饲养处都没有材料。队里先是动员人们入股，经过几年高级社的折腾，多数人早已穷的一贫如洗，谁有资金？我村为了盖办公室和库房，曾几次动员一户徐姓人家，献出闲着的房子。徐姓人家的家主，娶的是我的一位本家姑姑。他家过去土地较少，一边种地，一边给人们钉鞋、绱鞋，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据老人们讲，徐家祖上在村里做过小生意，有七间临街的房子空闲着，门面倒有几分像城里的商铺，也早已破旧不堪，曾被借作民校，有时让妇女们到那里认字，更多的时候，村里借此处开大会。公社成立那阵，大队打算先盖办公室和库房，曾动员我那姑父献出这些闲置的房子。因为是祖上留下的产业，未得同意。后又动员其入股，说是要给作价，将来会偿还的。无奈我那姑父生性倔强，无论咋说，高低不答应。最后村干部伙同一个下乡干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报到县里，很快批了下来，徐家被定成漏网富农。于是，七间房子顺理成章地没收了去，我那姑父也因此被气的大病了一场。

爷爷他们被从口外押回重新斗争，实际目的就是要钱。当时，公社给他定了两千元，村里还给我父亲摊派了五百元。

回到家时，父亲躺在炕上不住喘气，脸色蜡黄，好象又病倒了。我想一定是在山里几个月的大炼钢铁劳累所致，修养一阵就会好的，他也没对我说什么。倒是我那多嘴的妹妹悄悄向我泄露了真相，原来在前天晚上，父亲被叫去，逼他交钱，他交不出，随即被五花大绑捆了一绳，后来又被吊在房梁上昏死过去，几次用凉水喷醒后，见他实在支撑不住，瘫在地上像稀泥一样，方才放了回来。我再三问他，要什么钱，他说人家要投资的钱，给他摊派了五百元。那时的五百元，对于我们这等家庭也算一个天文数字了。父亲自公私合营后，已经停止了经商，一个货郎子能有多少积蓄？这两年，每月我要交伙食费，他还不断地看病吃药，早已是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以至于三舅还得常常帮我。五百元，他无论如何拿不出。拿不出钱就动武刑吗？实在有些想不通。第二天上午，正在街上和几位本家叔叔们闲聊，支部书记邢耀龙走了过来，劈口问我;“你爹躲在家里干啥，为啥不出去干活”？当时我正在气头上，粗声回应他：“被你们打得快死了，还能干活”!“啊，谁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还装啥洋蒜呀”！我针锋相对地答道。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大声训斥道：“不要以为你上了中学有啥了不起，还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为当了支书想干啥就干啥，国有国法哩”！我没好气地回应道。谁想他一下子便恼羞成怒，伸手打了我两个耳光，气急败坏地叫道：“敢教训老子，你个小地主崽子，还反了哩”!我正要回击他，被几位叔叔们硬是拉着推回了家。并且警告说：“你要真敢动手，赶明儿非把你送进法院不可”！接着父亲和母亲，共同把我训斥一顿，说我如何如何地不懂事，在村里谁敢得罪支书，那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很不情愿地听着他们的说教，年轻的心里，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讲理，这两记耳光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耻辱。

回到学校后，心情很久不能平静。再加上平时看到周围的同学，有的入了团，有的加入基干民兵，得到老师的信任，有时班里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都与我无干，这才初步懂得了家庭出身给我带来多大的影响，我是处处不如人。唯有努力学习，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才让我受伤的心灵得到些许的安慰。

然而，这不服气的怒火始终在心里潜藏着，遇有机会还要爆发。不久，远在集宁的二叔来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他把年初和一位老乡合买的马车卖了，将七百元钱寄回了公社，汇款单上收款人写着我的名字，要我去查问一下，款是否收到。本来到公社问一下就了事，但我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当年流落到口外，十几年的艰辛，就这么一点财产，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挣来的，凭什么要交给公社，这是土改时未斗净的财产吗？这是靠剥削得来的吗？那时我也常常看报纸，哪有这样的政策！照此下去，再过十年，还要重新斗争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吗？因此，当我走进公社办公室时，直接向他们要汇款单。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干部问我： “你凭什么要，那是寄给我们的”！我说：“汇款单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权要”！“给你个毬”！这位干部粗野地骂道，“我们已经把钱取回，汇款单在邮局，你到邮局去看吧”!“那你们也得给我个收据”。我说。“给你收据，以后想算账咋地”？另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也来帮腔，并且用讽刺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算个毬，给你两个耳光还差不多”！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开会时，支书谈到了打我的事情，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伤害，非要他们开个收据不可，结果被那年轻干部推出门外，于是我又一次冲进去，只听那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吩咐旁边几个人：“给我取根绳子，把这个小地主捆起，我就不信你小子还反了哩”！正在这时，我们村的彭聚财老汉走了进来。土改后，他曾当过二年村长，后来到乡里工作，公社成立时，担任了信用社主任。一见这情景，死拉硬拽将我弄出公社大院，并一直推出村外，大声喝喊道：“快回去吧，这是你说理的地方，捆一绳子还不是白挨，年纪轻轻的，别瞎闹，这是政策，你能抗得过”！我还是不服气，他一直把我推着过了河，方才放心。后来和父亲说起此事，原来这彭聚财和我爷爷年龄差不多，过去农忙时曾给爷爷打过短工，和爷爷关系一向比较好。父亲说：“你彭大爷真是为你好，捆你一绳子还不是白挨，今后凡事要忍耐点”。听着父亲的教诲，心里总是难以完全接受，我想，人们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这年放寒假时，新来的红旗班主任，给我的操行鉴定表上写着：“该生思想反动、抵触现实”的字样，我去问他时，他说：“你曾经大闹公社，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要放老实点”。

自此以后，一直惴惴不安，看来想上高中、考大学的希望，怕是难以实现吧。

十四

初中三年很快就结束了，在班里从学习方面讲，我始终是第一名，但从思想方面来看，又是全班最落后的，属于倒数第一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的后半年，班主任老师由吕国瑞换成元子忠以后，对我的嫌弃更显得突出。元子忠其人，当兵出身，转业后先是在一个劳改农场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竟然来到中学当班主任，那时，称为红旗班主任，和班里大多数学生不太融洽，动辄就吹胡子瞪眼睛骂人，同学们很讨厌他的行为，这或许是管理犯人形成的居高临下的习惯使然，而且还特别喜欢别人奉承，在班里多次提倡，大家多向他汇报情况。因我一向厌恶背后鼓捣，从未向他汇报过什么，和他的关系自然疏远了一些。

临近毕业时，班长提议在自愿的情况下，每人出两元钱，凑起来给原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吕国瑞买点礼品，以表示对他三年来辛勤教导的感谢，我自然也交了钱，别让人家认为咱小气。班长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张罗着绣了一面锦旗，还买了些什么礼品我并不知晓，然后就毕业离校了。

离校那一天，正好下着小雨，家在农村的同学，无法成行，我们把行李存放在刘桂栋同学家里。刘桂栋，三年来一直和我是同桌，很小的时候父亲便去世，母亲一人拉扯着，全靠给人们做针线挣几个小钱维持生活，家境十分贫寒，堂屋里几乎没有什么摆设，我们放好行李，然后分别到城里其他同学家里过夜，第二天雨停后便各自回了家。因为在毕业前夕进行了升学考试，回村后只等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回家只住了三天，便去内蒙古集宁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在张家河公社被关到去年年底，二叔卖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车，又借了点钱，凑了五百元寄回，爷爷在过年前总算被放还。父亲对爷爷的情况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老人家，由于请不准假，只好委托我去。

一个月后从集宁返回，这时，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完，我到学校去问，回答是未被录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师，虽然未给我们带过课，却也认的，他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切，并且不无惋惜地说：“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区考取了第一名，唉，唉……”问他我为什么未被录取，他只是摇头，示意我别再问了，我便知趣地离开学校，随即去到和我要好的同学雒义家中。从雒义的口中得知，原来是因为那两元钱闯得祸。我们送了吕国瑞老师一面锦旗，惹恼了红旗班主任元子忠，他指令团支书整理了一份材料，说我们放假后，在刘桂栋家里以存放行李为名，开黑会，密谋反对他。这样，由班长为首的一个“反动小集团”便出笼了。尽管我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达到录取分数线，最后只录取了寥寥几名，也就是靠近团支书周围的那几个人，当时，凡出两元钱的人，统统被视为这个“反动小集团”的成员，全部落榜。雒义讲完后，我突然问他：“招生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调查一下，情况不是这样的嘛”！“你说人家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你个人”？他讲过这句话后，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自己完了，到头来还得回到村里受穷受欺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情绪，久久地弥漫在心头，真是懊丧极了。虽然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却从此失学了，不用说，刘桂栋同学也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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