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殘生----一個黑四類分子的離奇遭遇（三）

（原名：行路難---平民自傳）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第三章 中小學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十一

一九五零年的冬天，一個無風的暖和的日子，正在和隔壁的小夥伴、趙家的三小子玩耍，母親突然出現在面前對我說：「走，送你上學去。」上學？她事先並沒有講過呀，但我還是跟著她走，同伴惘然若失地對我說：「你走了，我跟誰玩兒呀？要不咱倆一起去。」於是我們倆一起到了學校。那時，學校剛剛成立，我們去時，書已發完，母親為我訂了一個麻紙本子，每天，老師用毛筆在本子上寫幾個字，教我認，這便是我做學生的開始。

上初小時，斷斷續續有五年之久。每年清明過後，先是在地裡打坷垃，接著點種山藥、拉動軲轆，凡是屬於孩子們幹的活都歸我做，家家戶戶都是如此。那時，學校的老師也不甚管，整個春夏，多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除此而外，非農忙時節，便和姥爺一起放牲口，一直到十三歲那年，村裡來了一位姓劉的老師，學校才走向正軌。他不允許隨便請假、曠課，每天都要給我們講新課，佈置作業，並要我們寫作文，尤其對四年級管得更嚴，說是準備考高小。也就是從這年開始，我才正式把學習當做一回事。次年夏天，果然領著我們去十五里外的寇莊村參加考試，傍晚放榜時，我的名字居然列在第一名，兩門功課都得了最高分。但開學後，僅僅在這個學校住了不到兩個月，便轉到城裡一所高小去，原因是學校不收伙食費，只收成品糧。那時統購統銷剛剛過去，家裡的糧食被強行收去，剩餘的根本不夠吃，每月拿糧很是吃力，同村考上高小的十幾個孩子紛紛退學，剩我一人，只好先轉到城裡。城裡的學校也是要糧不要錢，父親便安排我去一位本家三爺開的小莜麵館裡吃飯，在學校睡覺，勉強維持到放假，第二個學期便轉到集寧去了。

來到集寧，進入城市，自然十分高興，每天上學下學能和三叔相跟著，放學後一起拿起木刀木槍和其它街道上的孩子們打仗，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那時，爺爺和奶奶擺著一個小雜貨攤子，顧客多時，我倆也幫著賣東西，老師佈置的作業不多，自由活動時早已做完，回到家裡從來不用學習。

一年半很快就過去了，臨近畢業時，班主任老師通知我，學校準備保送我上中學，要求盡快把戶口遷來，給父親寫了信，他回信說，村裡無論如何不給開介紹信，戶口的事解決不了，希望我早些回去。那一年，我們縣裡也成立了中學，於是返回家鄉考取了縣城中學，成為村裡第一個中學生。

上中學的三年，再也不像上小學時那樣天真無邪。因為縣城中學剛成立，考取中學的不僅是應屆畢業生，往屆生也不少，這樣，一個班裡有比我大四五歲的，大家為了爭取入團，經常互相打小報告，今天告你說了什麼不合時宜的話，明天又說你哪些行為是落後的表現，防不勝防。我那時在課餘時間經常看舊小說，《三俠五義》、《三國演義》、《隋唐演義》、《說岳全傳》等，看過後常和同學們議論，自然成了積極份子們匯報的對象。我天性中特別反感這種人，為什麼自己不去努力學習，而要想方設法地踩別人的腳後跟？總認為這種人的做法有欠光明正大，有時免不了也要諷刺挖苦他們幾句，這樣一來，論學習成績我穩坐著頭把交椅，別人很難超過我；論表現卻是落後的學生，屬於不靠近組織的人。

「反右鬥爭」時，團支部甚至還組織過一次批判會，專門針對我，要求做深刻檢查，我根本不予理會，批判會開得不歡而散。原因是教我們語文課的孫秀山老師被打成「右派」，有一張大字報，批判他攻擊蘇聯老大哥。據說有一次吃飯時，老師們正誇讚著蘇聯菠菜是如何如何好吃，孫老師卻在那裡自言自語：「蘇聯的屁也是香的，果真好吃嗎？和我們的灰菜差不多！」結果被人告發，寫成大字報貼在教室外的山牆上。我看過後，隨口說了聲：「就是和灰菜長得一模一樣嘛！未必好吃。」 學校的菜園地裡種著這種菜，從外形上看酷似野生的灰菜，長得有半人高，人們稱它為蘇聯菠菜，味道如何我也沒吃過，只是推斷而已，因為我從小不喜歡吃灰菜。當時隨口說過便走開，誰想被積極份子們當做寶貝材料匯報給團支部，團支部又請示了學校團委，便組織開了個小型批判會，硬說我有同情「右派」的言論，要我做檢討，我就是不肯，後來也就不了了之。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班主任呂國瑞老師對此事不置可否，沒有做明確的表態，團支部書記也只好作罷。呂國瑞老師是河北省柴溝堡人，原先在何處教書我並不知曉，他來到朔縣中學，首先做了第七班的班主任，並給我們帶數學課。他講課特別清楚，而且是個不苟言笑的人，同學們既尊敬他又有點怕他，他為人嚴肅認真，對學生抓得很緊，使我們班無論學習、勞動，還是文體方面，在全校所有班級中，樣樣走在前面。但對於日常生活中雞毛蒜皮的小事，有的同學對他做了匯報，也不大在意，因此，團支部對我的批判他並沒有說什麼，只是坐在那裡靜靜地聽著。加之，我自入學以來，數學考試都是滿分，也頗得他的賞識，或許是不忍心傷害他的得意學生吧，也未可知，但客觀上，他的沉默卻幫了我的忙。

雖然如此，「反右」過後，我卻從此落下思想落後的惡名。

十二

轟轟烈烈的一九五八年來臨了。這一年，大量時間不上課，而是參加勞動。勞動對於我們這一屆學生算不了什麼。入學的第一年，幾乎所有課外活動、自由活動，甚至於晚自習都在勞動中度過。學校建在縣城北門外的一片荒灘地上，前幾年，還是在村裡上小學的時候，進了城，曾在此處看過槍斃一貫道。這裡地勢高低不平，簡直就是一片亂墳崗子。學校初建，只蓋起辦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與教室之間，宿舍與宿舍之間，彼此隔著大大的土堆，門前只有一米多寬的平整處可供通行。開學伊始，學校為每一個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槓，於是我們便開始了曠日持久的鏟高墊低工作，一年後，初見成效。所有建築物之間都已平整完畢，操場也初具規模，就連學校通往縣城要跨越的護城河溝（早已無水）的路也修通。我們大都來自農村，自小跟父母幹慣了農活，這些勞作實在也算不得什麼。畢竟有充足的休息時間，美美睡上一覺，年輕人也就不感到勞累了。

到了大煉鋼鐵時，勞動便不像先前那樣輕鬆，我們班被分配到本縣的神頭鎮去背鐵礦石。每天一早出發，翻過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方才到了有礦石的地方，往返幾十里，山間的崎嶇小道著實讓人感到吃力。每天背兩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有些力不從心了。同學們爭先恐後地「放衛星」，誰背的多，大喇叭上便會表揚誰，我那時身體瘦小，體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也要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總在九、十點鐘左右。日子一長，首先是瞌睡難熬，有一次，邊走邊打盹，竟栽進一個三尺多深的小溝裡，同學們把我拽上來，幸好臂膀上只有些輕傷。還有一次，天已晚了，才開始從山根向上爬，雙腿實在僵硬得不聽使喚，渾身像散了架一般，腦袋發脹，便把背上的礦石卸去大半，回來時稱下二十幾斤，為此還受到批評。就這樣我們背了一個多月，方才允許返回學校，進行正式的大煉鋼鐵。

縣城的西北角落，歷史上是否有過大規模的冶煉場所，已經無從考察，只是有許多人家的院牆上壘滿了一種叫做「砂圪筒」的器物，長約一尺多，粗不到半尺，中空有底，人們用它來橫著砌牆。那時並不知曉這種東西原來做什麼用處，只覺得人們用它砌牆，可能是一種代用品吧。直到十幾年後，住進監獄，在鑄工車間幹活時，方才知道它的正式名字叫坩堝，是專門用來冶煉金屬的。那時班裡給我們一批男生下達了任務，見砂圪筒就拆，不必理會主家是否同意。果然，在我們拆牆裝車時，居然沒有一戶主人出來制止，因為大煉鋼鐵是全民運動，是黨的決策，自然無人敢說三道四。幾天的工夫，拉回二十多車砂圪筒，留在學校的幾個同學已經砌好了幾座平爐。所謂平爐其實只是磚砌成的正方形場地，裡面挖了幾條小溝，向外有一個總出口，用來鼓風。這時，女同學也打下一堆又一堆的鐵礦石石子，大煉鋼鐵正式開始了。平爐裡燃起熊熊大火，然後把裝滿鐵礦石的砂圪筒，用火鉗夾著放入火中，一個挨一個，待完全融化，再用火鉗將砂圪筒夾出，就地踹一個小坑把鐵水倒入，凝固後，一個一個的鐵饅頭起垛成堆。起先，每煉出一批還要過磅，後來眼見我們班落後了，其他班級已經上萬斤，班幹部們一合計，知道那種「放衛星」式的產量不真實，我們班也一萬、兩萬甚至十幾萬的報了上去，果然學校的大紅喜報也送到了我們的場地上，大家都很興奮，覺得好玩極了，爭「放衛星」的熱潮一個接著一個，簡直成了吹牛比賽。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覺，實在困得支撐不住，靠牆打個盹兒，接著再干。從學校到校外的城壕邊，平爐一座接著一座，火光映紅了夜空，高音喇叭不斷傳來新的喜報，比小時候過元宵節還要熱鬧，學習的事早已忘在九霄雲外。至於煉出的鐵饅頭是否合格，能否有用，誰也不去管它，上面讓怎麼幹就怎麼幹唄！

大煉鋼鐵一結束，學校又讓我們投入深翻土地的熱潮中。說來好笑，不知從哪裡傳來的消息說，深挖過的土地，種上山藥蛋可以結下二十多層，每畝可收幾十萬斤，我們奉命在北關村外的一片耕地上開始了深挖。學校佈置，必須確保一米深。幾個人一組，先挖一米寬，一米深一道長壕，班幹部量過尺寸後，再挖同樣一道長壕，將先前的長壕填滿，這樣深挖過的土地裡，人行走起來十分困難，怎樣播種？首先是我們這些農村的學生產生了懷疑，不斷向學校反映，但校方並不理會，仍然讓我們繼續挖，幸虧後來，該村許多老農出面，極力反對在他們的地裡亂挖，結果只進行了一個多月便鳴金收兵。聽說第二年播種時，牛一進入地裡，四條腿深陷下去，肚皮挨著地面，人們費了很大的勁才將牛抬了出來，那個村的農民氣憤極了，說我們簡直是在破壞他們種地。

直到寒冬來臨，氣溫驟降，外面什麼也不好幹時，才恢復了上課。老師只好兩課並作一課來講，有些同學自然感到十分吃力。

十三

從背鐵礦的工地上回來，正式的大煉鋼鐵尚未開始，學校在做著準備工作。利用這短暫的休整期，請了兩天假回村去看望家人。一進門，炕上亂七八糟，八歲的妹妹照看著四歲的二弟和兩歲的三弟，他們緊緊地把我圍起來，問我為什麼很久沒有回來，爭著和我親熱。直到傍晚，母親才從地裡回來，一臉疲憊相，從她口中得知，父親到東南山上大煉鋼鐵去了。村裡男勞力早已走光，地裡的莊稼全靠女人們無法弄回，有的已經爛在那裡，她看了實在心疼，不住長吁短嘆。並告訴我說，近日爺爺和大爺爺被從口外押回，在公社裡關著，聽說每天只給吃幾兩糧，餓得厲害。第二天，特意蒸了些窩窩頭，要我帶著去看看兩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麼事。

我們村在縣城西南方向，離城十五里，新成立的公社，設在張家河村，位於縣城正南，和南關只隔一條河，離城不過二里，返回學校時，稍稍繞一點路，便到了公社駐地。走進大院，首先看到在烈日下跪著一排老頭，我的心「格噔「了一下，急忙走上前去，中間有我爺爺和大爺爺，他們低著頭，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褲腿挽起，膝蓋下面是碎玻璃渣子。走到爺爺面前，低聲叫著他，並問：」這是咋啦，你因為啥又被押回來「？他擺了擺手，示意我別問，大爺爺也不住地搖頭。隨即從房間裡走出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幹部，招手讓我進去。走進他的辦公室，先問了姓名，然後告訴我說：「你爺爺他們是因為土改時未鬥垮，現在押回來重新鬥爭」。並要我和他劃清界限。本來，我是來給老人家送點吃的，那人把窩窩頭留下，示意我趕快離開。獨自走在回學校的路上，百思不得其解，爺爺他們當年不是赤手空拳離開家鄉的嗎?家裡的房子、土地都分出去了，奶奶和母親領著三叔和我討吃要飯度過了一年還多，還有什麼沒有鬥垮呢？爺爺走時，還是托我母親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塊錢作盤纏呢，他又沒有帶走什麼呀，怎麼過了十幾年又重新鬥爭呢？要我和他劃清界限，也要講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麼罪？

回到學校後，迷惘了幾天，隨後的大煉鋼鐵和深翻土地，每天忙得不可開交，早把此事丟在腦後，顧不得多去想它。

直到初冬時節，全校復課後，一個星期六的傍晚又回到家中，才初步得知，當時的重鬥地主富農是怎麼一回事。原來，人民公社剛剛成立，無論公社還是大隊資金極度匱乏，購置農具沒有錢，蓋大隊辦公室、修建糧倉、籌辦飼養處都沒有材料。隊裡先是動員人們入股，經過幾年高級社的折騰，多數人早已窮的一貧如洗，誰有資金？我村為了蓋辦公室和庫房，曾幾次動員一戶徐姓人家，獻出閑著的房子。徐姓人家的家主，娶的是我的一位本家姑姑。他家過去土地較少，一邊種地，一邊給人們釘鞋、绱鞋，土改時劃為中農成分。據老人們講，徐家祖上在村裡做過小生意，有七間臨街的房子空閑著，門面倒有幾分像城裡的商鋪，也早已破舊不堪，曾被借作民校，有時讓婦女們到那裡認字，更多的時候，村裡藉此處開大會。公社成立那陣，大隊打算先蓋辦公室和庫房，曾動員我那姑父獻出這些閑置的房子。因為是祖上留下的產業，未得同意。後又動員其入股，說是要給作價，將來會償還的。無奈我那姑父生性倔強，無論咋說，高低不答應。最後村幹部夥同一個下鄉幹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報到縣裡，很快批了下來，徐家被定成漏網富農。於是，七間房子順理成章地沒收了去，我那姑父也因此被氣的大病了一場。

爺爺他們被從口外押回重新鬥爭，實際目的就是要錢。當時，公社給他定了兩千元，村裡還給我父親攤派了五百元。

回到家時，父親躺在炕上不住喘氣，臉色蠟黃，好像又病倒了。我想一定是在山裡幾個月的大煉鋼鐵勞累所致，修養一陣就會好的，他也沒對我說什麼。倒是我那多嘴的妹妹悄悄向我泄露了真相，原來在前天晚上，父親被叫去，逼他交錢，他交不出，隨即被五花大綁捆了一繩，後來又被吊在房樑上昏死過去，幾次用涼水噴醒後，見他實在支撐不住，癱在地上像稀泥一樣，方才放了回來。我再三問他，要什麼錢，他說人家要投資的錢，給他攤派了五百元。那時的五百元，對於我們這等家庭也算一個天文數字了。父親自公私合營後，已經停止了經商，一個貨郎子能有多少積蓄？這兩年，每月我要交伙食費，他還不斷地看病吃藥，早已是左支右絀，難以應付，以至於三舅還得常常幫我。五百元，他無論如何拿不出。拿不出錢就動武刑嗎？實在有些想不通。第二天上午，正在街上和幾位本家叔叔們閒聊，支部書記邢耀龍走了過來，劈口問我;「你爹躲在家裡幹啥，為啥不出去幹活」？當時我正在氣頭上，粗聲回應他：「被你們打得快死了，還能幹活」!「啊，誰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說八道」！「你知道還裝啥洋蒜呀」！我針鋒相對地答道。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雙手叉著腰，大聲訓斥道：「不要以為你上了中學有啥了不起，還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為當了支書想幹啥就幹啥，國有國法哩」！我沒好氣地回應道。誰想他一下子便惱羞成怒，伸手打了我兩個耳光，氣急敗壞地叫道：「敢教訓老子，你個小地主崽子，還反了哩」!我正要回擊他，被幾位叔叔們硬是拉著推回了家。並且警告說：「你要真敢動手，趕明兒非把你送進法院不可」！接著父親和母親，共同把我訓斥一頓，說我如何如何地不懂事，在村裡誰敢得罪支書，那不是自討苦吃嗎？我很不情願地聽著他們的說教，年輕的心裏，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講理，這兩記耳光是我終身難以忘記的恥辱。

回到學校後，心情很久不能平靜。再加上平時看到周圍的同學，有的入了團，有的加入基幹民兵，得到老師的信任，有時班裡召開積極份子座談會，都與我無干，這才初步懂得了家庭出身給我帶來多大的影響，我是處處不如人。唯有努力學習，把別人遠遠甩在後面，才讓我受傷的心靈得到些許的安慰。

然而，這不服氣的怒火始終在心裏潛藏著，遇有機會還要爆發。不久，遠在集寧的二叔來了一封信，信中寫道，他把年初和一位老鄉合買的馬車賣了，將七百元錢寄回了公社，匯款單上收款人寫著我的名字，要我去查問一下，款是否收到。本來到公社問一下就了事，但我卻怎麼也想不通，他們當年流落到口外，十幾年的艱辛，就這麼一點財產，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掙來的，憑什麼要交給公社，這是土改時未鬥淨的財產嗎？這是靠剝削得來的嗎？那時我也常常看報紙，哪有這樣的政策！照此下去，再過十年，還要重新鬥爭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沒完沒了嗎？因此，當我走進公社辦公室時，直接向他們要匯款單。一位三十多歲模樣的幹部問我： 「你憑什麼要，那是寄給我們的」！我說：「匯款單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權要」！「給你個毬」！這位幹部粗野地罵道，「我們已經把錢取回，匯款單在郵局，你到郵局去看吧」!「那你們也得給我個收據」。我說。「給你收據，以後想算賬咋地」？另一位二十多歲的年輕幹部也來幫腔，並且用諷刺的目光看著我說：「你算個毬，給你兩個耳光還差不多」！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開會時，支書談到了打我的事情，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了傷害，非要他們開個收據不可，結果被那年輕幹部推出門外，於是我又一次衝進去，只聽那個三十多歲的幹部吩咐旁邊幾個人：「給我取根繩子，把這個小地主捆起，我就不信你小子還反了哩」！正在這時，我們村的彭聚財老漢走了進來。土改後，他曾當過二年村長，後來到鄉里工作，公社成立時，擔任了信用社主任。一見這情景，死拉硬拽將我弄出公社大院，並一直推出村外，大聲喝喊道：「快回去吧，這是你說理的地方，捆一繩子還不是白挨，年紀輕輕的，別瞎鬧，這是政策，你能抗得過」！我還是不服氣，他一直把我推著過了河，方才放心。後來和父親說起此事，原來這彭聚財和我爺爺年齡差不多，過去農忙時曾給爺爺打過短工，和爺爺關係一向比較好。父親說：「你彭大爺真是為你好，捆你一繩子還不是白挨，今後凡事要忍耐點」。聽著父親的教誨，心裏總是難以完全接受，我想，人們為什麼這樣不講道理？這年放寒假時，新來的紅旗班主任，給我的操行鑑定表上寫著：「該生思想反動、牴觸現實」的字樣，我去問他時，他說：「你曾經大鬧公社，還以為我們不知道，以後要放老實點」。

自此以後，一直惴惴不安，看來想上高中、考大學的希望，怕是難以實現吧。

十四

初中三年很快就結束了，在班裡從學習方面講，我始終是第一名，但從思想方面來看，又是全班最落後的，屬於倒數第一名。特別是一九五八年的後半年，班主任老師由呂國瑞換成元子忠以後，對我的嫌棄更顯得突出。元子忠其人，當兵出身，轉業後先是在一個勞改農場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識幾個，竟然來到中學當班主任，那時，稱為紅旗班主任，和班裡大多數學生不太融洽，動輒就吹鬍子瞪眼睛罵人，同學們很討厭他的行為，這或許是管理犯人形成的居高臨下的習慣使然，而且還特別喜歡別人奉承，在班裡多次提倡，大家多向他匯報情況。因我一向厭惡背後鼓搗，從未向他匯報過什麼，和他的關係自然疏遠了一些。

臨近畢業時，班長提議在自願的情況下，每人出兩元錢，湊起來給原班主任兼數學老師呂國瑞買點禮品，以表示對他三年來辛勤教導的感謝，我自然也交了錢，別讓人家認為咱小氣。班長他們幾個年齡較大的同學，張羅著繡了一面錦旗，還買了些什麼禮品我並不知曉，然後就畢業離校了。

離校那一天，正好下著小雨，家在農村的同學，無法成行，我們把行李存放在劉桂棟同學家裡。劉桂棟，三年來一直和我是同桌，很小的時候父親便去世，母親一人拉扯著，全靠給人們做針線掙幾個小錢維持生活，家境十分貧寒，堂屋裡幾乎沒有什麼擺設，我們放好行李，然後分別到城裡其他同學家裡過夜，第二天雨停後便各自回了家。因為在畢業前夕進行了升學考試，回村後只等學校的錄取通知書。

回家只住了三天，便去內蒙古集寧看望爺爺奶奶。爺爺在張家河公社被關到去年年底，二叔賣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車，又借了點錢，湊了五百元寄回，爺爺在過年前總算被放還。父親對爺爺的情況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老人家，由於請不准假，只好委託我去。

一個月後從集寧返回，這時，錄取通知書早已發完，我到學校去問，回答是未被錄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師，雖然未給我們帶過課，卻也認的，他表現出異乎尋常的關切，並且不無惋惜地說：「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區考取了第一名，唉，唉……」問他我為什麼未被錄取，他只是搖頭，示意我別再問了，我便知趣地離開學校，隨即去到和我要好的同學雒義家中。從雒義的口中得知，原來是因為那兩元錢闖得禍。我們送了呂國瑞老師一面錦旗，惹惱了紅旗班主任元子忠，他指令團支書整理了一份材料，說我們放假後，在劉桂棟家裡以存放行李為名，開黑會，密謀反對他。這樣，由班長為首的一個「反動小集團」便出籠了。儘管我們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學，達到錄取分數線，最後只錄取了寥寥幾名，也就是靠近團支書周圍的那幾個人，當時，凡出兩元錢的人，統統被視為這個「反動小集團」的成員，全部落榜。雒義講完後，我突然問他：「招生委員會為什麼不來調查一下，情況不是這樣的嘛」！「你說人家是相信組織，還是相信你個人」？他講過這句話後，我無言以對，只覺得自己完了，到頭來還得回到村裡受窮受欺負，一種從未有過的悲涼情緒，久久地瀰漫在心頭，真是懊喪極了。雖然拿到了初中畢業證，卻從此失學了，不用說，劉桂棟同學也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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