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狗(第二章 魂兮归来)

2010-11-23 22:15 作者: 齐家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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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得很,我深信不疑的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在二弟安邦和三弟治平的身上触礁。他俩与上万名重庆青年一起豪情满怀去到丰富的石油矿区挖石油,石油没有挖出一滴,浪费了几年青春,全部遣回重庆。政府给这批人发了硬指标,也就是说一人一个名额,工作安排打了包票。可是,政府又早有规定,对申请工作的人,单位要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所谓的政治审查,主要是审查他们的家庭背景。齐家的背景坏得出奇,姐姐刚刚出狱,父亲还在牢里,使安邦与治平的申请表,一份一份退了回来,所有单位都拒绝接收,包括自来水公司和没人愿去的扫大街的清洁公司。所有石油局回来的青年人都有了工作,只剩下一帮“关(牢)、管(制)、杀(头)”家庭背景的人还在引颈企望。

自相矛盾的政策,使硬指标等于没有指标,“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才是最逗硬的政策。于是,出身好的那怕是“马屎皮面光,里头一包糟”也个个有份,出身不好的再是“蒙垢钻石”也人人落选。看看这些雄姿英发,热情横溢的可爱的青年安邦、治平和他们的难友,终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我极为他们浪费大好时光惋惜。

后来,安邦在大阳沟蔬菜副食品商场找了个修补门窗的木工工作。他业余自学的木工技术派上了用场,安邦得意极了。每天他背着那副木工行头兴高采烈地上班,兴高采烈地回家,干活劲头十足,没人看得出他只是个临时工。正因为是临时工,单位不政审,他才临时地钻了进去。单位上对安邦的工作很满意,如果让他在这里继续干下去,我敢打赌,安邦决不会是今天这副模样,他的整个生活都将改变。但是,鬼使神差,他被借调到另一个急需木工的单位。不久,中央下达档,凡是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以前到该单位,并且下达时仍在该处工作的临时工一律转正。“一律转正”,这就是说政府普天大赦,不要求政审,只要合乎时间条件,都有份。这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安邦来说,简直就是癞蛤蟆吃天鹅肉,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安邦的确是十一月三十日前去的,但党下达时他却被借调在另外一个单位,按理说既然是借,根就应当在大阳沟,但是大阳沟不认,临时工有什么根,有根还叫临时工?就这样,安邦像个被传递着的球,从这只手传递到那只手之间,他两头失落,失去了转正的机会。

他不仅没有转正,那批活赶做完了,他被放回了家。安邦又开始无精打采灰溜溜地过日子了,靠在窗台上看来来去去的车辆,看行人不同的走路姿势,看蹦蹦跳跳的孩子们去上学,看熙熙攘攘的工人们下班回家……常常一连数小时。

一天,他回家要我替他写一份申请,用词要好,要求参加街道运输队——最被人瞧不起的“工作”。我按照当时最“革命”时髦的格式,在申请书的顶端写上大大的“为人民服务”的“最高指示”,最后引用毛主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语录,以“保证搞好搬运工作”结尾。这样,在扇扇门都对安邦关闭的情况下,街道运输队对他敞开了大门。我为他庆幸,找到了饭碗——殊不知是给他掘了坟墓。他开始用扁担绳子出卖劳动力。这种营生,拿劳改队的话说就是“压槽头肉”(扁担压肩头)。

街道运输队是什么地方呢?那些没有单位挂靠的地富反坏右,那些被管制被开除,劳改劳教释放回来找不到工作,那些像安邦这样家庭出身不好单位拒绝接受的青年等等,被社会当作垃圾抛弃的不幸者们,借街道运输队这方“宝地”堆放。试想,对待“垃圾”怎么会有好差事?他们每天清晨到办公室外等候派工,什么工厂要五个人上下车,某家要两个人挖坟墓抬死尸,某单位要三个突击大扫除……依轮子分派,做完了回来又等,做多得多,做少得少,哪天轮不上,就一分钱不挣,每天都是碰运气。

这种占据你的本钱——时间,未必付给酬金——工资的活路,是相当折磨人的。整天白等,第二天不去吧,又怕有工轮到你,钱让别人挣去了,自己饭票没着落,去吧,分分秒秒不知下文的等候,往往是一天时间的浪费,简直是在熬人骨头汤。每天在那里等待,都有过剩的时间,过剩的精力,怎么样打发?“垃圾”们想出了好办法,他们打牌。没有工,便喔呵连天打牌,有工来,收起牌就走,一举两得劳逸兼顾,何乐而不为。打牌,赢家当然要惩罚输家才有兴趣,办法从最初的脸上贴纸条子,打手板,钻桌子,刮鼻子,发展到赌实物,从胡豆、花生、香烟,升级到永恒的赌博目标——钞票。

安邦在运输队数年,过得很快活,他天天“为人民服务”,天天打牌赌博,技术“精益求精”,“完全”、“彻底”陷进了赌潭。

安邦曾经是齐家的功臣,他从小就有做生意的天才。父亲和我关在重庆石板坡看守所期间,时值“自然灾害”,十四岁的他与母亲一起收荒篮(收破烂),走街串巷日晒雨淋,几个月就变成又黑又瘦的“人干”。挣的钱,他全数交给母亲买高价点心买高价粮食,大包小包往看守所送,从头肿到脚爬着去受审的父亲才有气力站起来,我的身体才停止消瘦,基本未受大的损伤。

石油局工作的那几年,石油虽然没挖出,但安邦没少忙,他风餐露宿,这里钻井那里打洞,都是劳动标兵,年年评先进。每次回家探亲,他恨不得把当时重庆市场缺销的鸡鸭鱼肉、猪油花生全给妈咪挑回来,临走时还要扔几件挺新挺时髦的衣裤给兴国,你穿吧,我另外买。现在他二十四岁了,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材,真正的男子汉,漂亮的女孩主动追求他,他还故意不理不睬——这么年青,无穷无尽的精力需要为工作奉献,他理该有个“单位”使自己骄傲,有份正常的职业使自己直得起腰,这才有资格谈情说爱。想不到从石油局回来,含在嘴里的肉竟然会被叼走,硬指标变成无指标,连扫大街都不够资格,临时工“大赦”的好事又鬼使神差被错过,最后,这个热血青年被逼进了“垃圾堆”,我们倒霉的安邦成了赌鬼。

那是一个星期日,晚饭后我走去七星岗看望蒋忠梅,她是我十年前认识的,是大浪淘沙后仅存的友人,她的家是我唯一可以踏足的地方,她是我独一无二的可倾诉的对象——当时我这样以为,数年后才知,她是公安局派来做我朋友的特务,我这第二次与她的再接触,差点为我的倾诉第二次入狱——可是,门上的大锁让我扫兴而归。

走回家,我的家门也紧闭着,是从里面栓住的。我敲门,没回应,很奇怪,再敲,还是没有动静,我急起来了,开始捶门。安邦答话了,他说:“捶啥子捶?”我说:“我要进来。”他说:“你各人出去耍,我有事,不开门!”竟有这等奇事,自己的家不准回,叫我出去耍,我到哪里去耍?“我哪里都不去,我要进来!”我生气得连连捶门,把门捶得鼓响。一阵,“谑”一下,门突然打开,安邦站在门口,另外三个年青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纸牌,钱已经收藏起来,他们肯定是在赌。

把赌场搬到家里来了,这还得了。我愤怒之极,指着墙上母亲的黑框照片说:“妈咪在这里看你,她临死前要求我们团结争气,团结,争气,你忘记得这么快呀?她才逝世几个月。你现在当着她的面赌钱,心里不惭愧吗?”安邦竟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不晓得,我不晓得。你不安逸我,马上到派出所去报告。”我生气地回答:“我为啥子要到派出所去告你,我要告诉你,这个家,不允许你用来当赌场!”安邦认为他的几个好朋友美美地被请到家里打牌,我却给他扫脸,他要与我一决雌雄。大叫一声说:“我要,我要,我要在这里赌博,怎么样?这是我的家,有我的一份。”他的气比我还大,顺手拿起墙脚木架上的脸盆,猛地扔在地上,“咣当”一声巨响,击碎的搪瓷四处散落。打烂了脸盆还不罢休,他冲出房门,从厨房里拿进来一把菜刀,我吓得不敢出声,以为他疯了要杀人。他瞪大着发红的眼睛,高举菜刀朝我们小时侯四个人合睡的木板床床脚砍下去,一边砍一边吼:“这是我的家,我也有一份,我想拿它做啥就做啥。老子要把这个家砍烂!”

那三个年轻男人,见状大惊,一个一个溜走了。安邦歇斯底里完了,愤愤地也走了。他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有时通宵不归。我们白天很少碰面,见到安邦时,他总是呼呼大睡,昏睡无边,今日难得一见,却爆发一场家庭大战。

安邦失落的自我与暴烈的个性,母亲很早就担心他会做出一些越轨或者极端的事情,她疼爱这个极其聪明极能吃苦的儿子,在他身上花费过很多时间和心血,只要有可能,她总是把安邦带在身边,给他更多的关怀与爱怜,希望安邦的性格回归正轨。

对这个家,对妈咪,我始终有着难以言说的深深的自责。我闯下了大祸,自己坐十年牢不算,父亲也殃及十五年刑期,四个弟弟,三个初中只准进民办,高中都没让考,以后的工作分配全部受影响……家里的中流砥柱,我们的母亲,桩桩苦难都令她锥心沥血,二十多年的煎熬她默默承受,直到她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常常在查找,查找我对这个家庭犯罪的根源,我的内心我的灵魂,肮脏的动机卑鄙的私欲……没有办法,我查找不出,真的查找不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也做了母亲,直到今天我写这本书,想起给这个家带来的灾难,我也锥心,我也沥血,我还是找不出我犯罪的动机。无知幼稚,不识时务,不计后果,这既不是犯罪理由,也并非犯罪动机,像个孩子,不小心打翻了蜡烛,烧毁了房子烧残了屋里的每一个人,甚至连来我家玩耍的孩子也没有幸免。我有罪,大罪,但没有理由动机。没有理由动机,但后果太沉重,黑十字架压在我身上,穿过无数交替的白天黑夜,穿过漫长生命的隧道,背负着它直到我隧道的出口。

墙上挂着妈咪的照片,那温婉哀伤的眼神,看了令人心头颤痛。在这个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我觉得母亲的眼睛老是在追随我,我愧对这双眼睛,竭力回避。今天她又心痛地目睹了这一幕。

物理学有条胡克定律:在弹性限度内,物体在外力的作用下产生形变,作用力越大,形变也越大,外力消失,形变也跟着消失。安邦并非天生嗜赌,他过去生活习惯很好,从来不打牌。我曾经要求弟弟们别责怪政府,“首先端正自己的态度”。安邦的经历是我亲眼所见,我挑剔不出他有什么不端正。直到进了“垃圾堆”,在“外力”的作用下,他“产生形变”,天天“变”,不断“变”,外力的作用太大,时间太长,大大超过了“弹性限度”,安邦象被折断的筷子,成了赌鬼,即使外力消失,他再也形变不回来了。

母亲的爱心敌不过超过限度的形变,她为安邦付出的心血付诸东流。

七四年春的一天,地段积极分子在楼下吼叫通知居民群众开会,三楼黄代表走过我家门口,特别伸进头来再通知一声,我被她看见,不得不去。

想不到,开的竟是安邦的宣判会,他经常不在家,这次,他们既没有通知家属他被逮捕,也不知道他去了何处,怎么就“一步到位”判起刑来了?

那天阿弟齐大同也在家,我俩坐在第三排,盯着戴手铐的安邦,感到莫名其妙。政府明文禁止赌博,但嗜赌如命者何止千万,比他资格老,比他陷得深,比他名堂多的大有人在。到目前为止,我没听说过“赌博就是犯罪”,没见过有人因赌博而坐牢,尽管我坐过十年监狱。当然,由于嗜赌,安邦偷窃过,据说技术不错,不过,但凡嗜睹的,又有几个人的钱是自己腰包里的。宣读的判决书,第一句话“齐安邦出身反动剥削家庭”便泄露天机,为什么成百上千个赌徒独独他中了“头奖”。第二句说他“一贯好逸恶劳,不务正业”。连扫大街都不要,不给他“劳”的机会,强迫他“逸”,还好意思责备他“好逸恶劳”,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他们给安邦判了三年。在那个连人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年代里,法院动不动就大笔一挥判刑十年八年,“三年”简直就是零年,“三年”本身就足以说明只为一些鸡毛蒜皮不成问题的问题,只是那些“群专”(搞群众专政的)要显威风,找典型为“批林,批孔”立功,家庭出生奇坏无比的齐安邦中了签。这位父亲希望他长大后做个出色商人的倒霉鬼,连连倒霉。

这样,我们齐家更加臭名昭著了,三个人坐过牢,不但有父亲,女儿,还有儿子,而且花色齐全,不仅有反革命,还有“刑事犯”。

所幸,此时,母亲已经故世,否则她伤痕累累的心又将新添重创。

治平几乎与安邦同时,安排在几个旅馆点当粉刷匠,也是临时工。

这位小时候衣服干净整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小绅士派头十足的书生,思维敏捷观点尖锐,有独立见解很有辩才的齐治平,父亲的理想是他长大后当政治家。可是,这位耳朵上长聪明洞的十二岁孩子,走进重庆市第二十一中学的第一天,教导主任便在开学典礼上当着全校宣布,有个新生他的父亲和姐姐都关在监狱里,姐姐还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可见阶级斗争有多尖锐,大家要提高警惕。他顿时失去读书的劲头,初中毕业没让考高中,齐治平断了受教育的“奶”,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使他今生无梦地活着。

这次他转了运,借中央文件的东风,免掉政审关的麻烦,保住了粉刷匠的饭碗。旅馆里永远有刷不完的房间,补不尽的墙洞。治平脾气硬,但劳动更斗硬,头硬经打身子硬经摔,几次从工作架上摔下来,脚未断头未裂,老板不会蚀本。他皮肤不好,手指头整日与石灰打交道不断开口拿胶布补,但是只要每月发口粮钱,“小绅士”不抱怨。

和安邦一样,阿弟的运气也不好。

成千上万敲锣打鼓送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对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话很不以为然,他们中流传,这句话是毛泽东半夜三更说梦话把江青说醒了,她赶紧把伟大指示记录下来,第二天就上了人民日报,全国照办了。

智慧的扼杀造成了文明的末日。从五七年整肃知识分子,到六六年革文化的命和知识青年下乡,智能一点一点被扼杀,文明的末日就一天一天临近。女知青写信给她母亲:“我天天上山打架(打柴),肚子(胆子)一天天大起来”。弄得她妈坐立不安,忧心似焚;“双亲大人,我急需要线。”寄了一次又一次“线”,还在来信要“线”(钱)之类的笑话俯拾皆是。一位男知青写了一封情书:“亲爱的姑娘:你是我的心肝,你是我的大肠。你是天上的鸟,我是水中的鱼,你在天上栽跟斗,我在水里打眯头。你是一朵美丽的南瓜花,我是花上勤快的打屁虫。你是粪桷,我是粪瓢。你是一堆牛屎,我是牛屎上的推屎爬(一种昆虫)……”像这种既有农村风味又兼俱革命文化命时代特色的情书,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现在,被毛泽东送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绞尽脑汁各显神通,通过参军,读大学当工农兵学员,招工,顶替等五花八门的管道逃返城市。当然,在招工表“特长”一栏填了“脸上有几颗麻子”,把红色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读成“打枪为人民”也无妨,只要后台硬扎,“麻子”“打枪”并不影响回城。总之,天字第一号的喜事——知青下乡,变成父母们天字第一号的的奋斗目标——农村游子回城。和平路上上下下的农村游子,一个个喜气洋洋地回来了,包括几年前站在卡车上,对着前来热烈欢迎他们的农民伯伯们拉尿淋的捣鬼蛋在内,都回来了,就是没有阿弟。

和阿弟的名字齐大同恰好相反,他的个子并不“大筒”,而是瘦小,是我家境遇每下愈况的产物。但是他脑子灵光,功课不错,解放碑民办中学初中读书时是班上的数学科代表。他喜欢唱歌敲扬琴,个子不魁梧,但身体灵活舞姿优美,博得一些女生的欢心。在家里,小时候负责倒痰盂,长大了升格倒马桶,提着马桶,他也要先舞几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铁梅的“高举红灯闪闪亮”,把厨房里的老太婆们逗得笑出尿之后,才去对面的“听月楼”一“吐”为快。

下乡到石柱县后,他是县知青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带领十多个男女知青在各大队唱歌跳舞,宣传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共产党,他在石柱县几乎是家喻户晓。没演出任务时,他在队上务农,挑粪桶施肥,握锄头修补地球,吃苦耐劳,贫下中农评他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最最最听毛主席话的好知青”。他所在的大队地处贫瘠山区,尽管演出时有补贴,平时勤劳苦做,一年辛苦下来口粮起码差三个月,工钱不够买盐和米。每次回重庆,妈咪都要给他路费零用钱和粮票,这些当然都是母亲平时千俭万省下来的。

“参军”,当“工农兵学员”,这是出身好知青的专利,阿弟无法企及;“顶替”是父母退休或者提前退休,把有限的“茅厕坑位”让给子女,妈咪的“岗位”在坟山,父亲的“岗位”是监狱,对阿弟也是此路不通。

重庆市各种事业企业单位派出不计其数的“钦差大臣”去农村招工,手中的大权简直是决定知青命运的生死牌。不少招工头人还没有出发,家里门坎已经踩烂,知青父母提着大包小裹请“帮忙”,还没去农村,招工头心里已经有了“蓝图”。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用“只要……就能……”造句,有个女孩造出了“只要有熟人,就能开后门”的句子,可见当时开后门的风气怎样蔓延无忌。大事大到从农村回城,小事小到春节到澡堂洗澡,都离不开煮过的人——熟人。我们家没有钱,没有权,就是设法凑钱买了些礼,还是没有社会关系找熟人“开后门”,还是“端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无处上供。无可奈何,我们只好指望招工老板看在贫下中农对阿弟绝好的 “积极分子”和“最最最听” 的评语上,按照对“可以教育好子女”“给出路”的政策,发善心放阿弟返渝,使九泉之下的妈咪安心,了我们一个大愿。

招工回城有两个关卡,第一是公社推荐,第二是招工单位挑选,两者缺一不可。每次招工单位来,公社都力荐齐大同,他的推荐表上出身奇坏无比,评语好得惊人。公社一共推荐齐大同六次,六个单位全部摇头不收,全都一无例外只把眼睛盯在“坏”上,没有一个根据他的“好”把阿弟收取。最后,公社领导不得不对阿弟摊牌:“不是我们不推荐,而是没有人要你。你家里两个反革命,一个至今仍在押,问题实在太严重了。”阿弟不服地回答:“父亲走的时候,我才十五个月,我连父亲的概念都是模糊的。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喊过爸爸,他是什么样子我都想不起。妈妈为了我的前途,要我与父亲和姐姐划清界限,从不带我去探监,结果还是受他们的影响。”公社领导摇摇头,他说:“他们不要,我们没办法。这样吧,我给你出个主意,齐大同,你自己去城里找单位,只要单位要,我们绝对推荐,这么多人都放了 ,我们为什么偏偏要留下你。”

单位,你在哪里?茫茫人海,却没有熟人,这件事像拦路虎把我们难住了,只好另辟蹊径。

由于种种原因回不了城的还有人在,其中不少人突然有了心脏病、肝炎、肺病、半月瓣损伤等等,不适合搞重体力劳动,因“祸”得福,合乎政策地“病残”回城,大摇大摆在城里过健康人的日子。住在“听月楼”里的一个女青年,亲口告诉我她如何利用别人污蔑她偷了一把梳子的契机装疯,顺利骗过医生回城的故事。这类事并不稀奇,它只是当初一些先知先觉的人们逃避下乡政策的逆反应,难道几年前突然得“大病”免走(免于下乡)的青年还少吗?

我们从中获得灵感。对,留给阿弟只有一条路可走——“病残”回城。这,首先需要石柱县和重庆市两个医院的证明,证明阿弟有重病,不适合留在农村。阿弟先到县医院,向医生背述了一串肝炎病症状,什么腻油厌食消化不良,医生叫他验血。只恨自己无能,不然,捉几条肝炎虫放进血里该有多好。

第三天,阿弟拿着化验单走进化验室,化验员安慰他:“不要担心,你没有肝炎。”大失所望的阿弟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向他解释了迫不得已搞病残的原因。化验员对齐大同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大部分知青都回城了,大名鼎鼎的齐大同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卡住了。他犹豫了一下,把化验单上正常的数据改写成肝炎病人的。

这位化验员不图一分钱帮了阿弟,他的淳朴善良难能可贵,但找陌生人做这种事太冒险,只能偶一为之。现在还差一张由重庆市医院出具的肝炎病证明。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我与阿弟拜访了住在人民公园的马阿姨,母亲的旧识,她丈夫也做过小百货生意。马阿姨在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当护士,对我家的遭遇一贯很同情。听了我们的来意,尽管有些为难,她还是按照要求,给了我们一张住院肝炎病人的化验报告单。经过“自然灾害”锤炼的中国人,只要不是白痴,大多有涂改票证的绝技,今天,又派上了用场。我把化验单上的名字,年龄,不费吹灰之力就改成了齐大同的。

我们没有扔“手榴弹”(酒),没有抛“砖头”(香烟),没有“筷子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依靠人们心里还活着的同情心和正义感,大功告成了一半,石柱农村同意“病残”知青齐大同回城,另一半则与市中区公安局和较场口派出所有关。去农村的时候,是搭“顺风船”,户口一下就走,回来,则是乘“逆水舟”,先要公安局批准,再要派出所同意,才能上户口。公安局、派出所对我家的“恶名”了如指掌,直接卡住我家的咽喉,是阿弟回来最可怕的鬼门关。

公安局这个门深九重的地方,我们怕惯了,不敢轻易踏足,每跨一步都好象担心有地雷在脚下爆炸。可是,阿弟的材料在鬼门关睡大觉,我们不得不去探询。每次去,心紧张得咚咚直跳,好像在做坏事,冷冰冰的回答千遍一律:“回去等!”比阿弟晚办的“病残”早已一个个敲定,户口迁回重庆批准当重庆人。我们知道,不能再这样等下去。

当时文革在中国已搞了七八年,上面还在不倦地花样翻新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林、孔、周同老百姓何相干!正如孩子们唱的歌谣,“老头,老头,精蹦的鲫壳。老太婆,老太婆,祖国的花朵”那样,只有一小帮老人还在干精(积极),大多数老百姓的革命狂热已经冷却,紧绷的政治弦开始松弛,他们突然热衷于养金鱼了。

过去,我家养过几条金鱼,七二年母亲逝世后,大家无心照管,死的死送的送,一条不留。一年后,治平又爱上了养金鱼,传染给当时仍在家的安邦,传染给了阿弟,然后是全家。阿弟在重庆等候公安局派出所批准他入户。

全家发了疯,用角钢、玻璃、水泥做了六个尺寸巨大的玻璃鱼缸,挤放在睡了五个大人的十二平方米的房间里,我单人床的头架脚架的平台上各放一个,也就是说我睡觉时与两个鱼缸成工字形。靠窗左边墙脚的那个高脚鱼缸,尺码比大方桌小不了多少,高低柜的高墩上托一个,两米长的窗台向外支撑出数个三角架,上面并排放置两个大鱼缸,缸底也是玻璃,过路行人抬头即可欣赏。每星期日,家里总有一至两名大员去人民公园赶鱼市,购买交换新品种,除了吃饭,全家的钱都花在金鱼身上了。平时,阿弟负责去郊区滤线虫沙虫,保证金鱼的食粮,治平下班则忙碌地用吸管清洁鱼缸和换水,安邦做生意的天才充分展示,他经常采购到金鱼美价格好的名贵品种,兴国和我则负责欣赏和动嘴评论。全家一致对金鱼表现出空前的热情,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经过不断的淘汰筛选,留下了“水泡”、“珍珠”、“绣球”、“红帽”、“鹤顶红”、“五花”、“无尾鱼”、“热带鱼”等等高级金鱼四十多条。

四个和尚一个尼姑,真真正正地生活在花花(海洋)世界里了。

我们倾注进去的心血,得到了可喜的回报。“和平路一家姓齐的金鱼好看惨(极)了。”这“五姐弟水族馆”竟开始小有名气,周末,慕名上门参观者不说络绎不绝,起码也是人数颇众,还有“屁股上冒烟的”(坐小车的)。

阿弟不上班,几乎天天去郊外,滤回来的线虫吃不完,星期天可以拿到鱼市场交易,小圆饼大的一团卖一角钱,大金鱼产的小金鱼,也可以在那里换成钞票。阿弟用心做他的金鱼生意,也在用心寻找可以帮他忙的人。

一天,机会终于出现,一位姓谢的买鱼人同他聊起了天。经过几次接触,知道他叫谢利洪,毕业于重庆政法学院,在市法院做事。文革造反时,他挪用了公款搞串连,两夫妻工资维持三个孩子的家庭尚感手紧,他希望阿弟与他合养金鱼,筹钱还债。他们在上清寺谢家后院挖了个大鱼池,苦心经营下,小鱼长大,大鱼生小鱼,由阿弟拿去集市贩卖。经常有戴红袖笼的“鲫壳”和“花朵”前来驱赶,运气不好时金鱼给没收。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纠察一走,集市又恢复正常。机灵的阿弟把钱夹在裤腰上勒紧的皮带里,每个星期都有很好的进账。除了留下七八角至两元补贴家用,其余的钱全部交给谢哥——后来,我们都这样叫他。

谢利洪到市中区公安分局找他过去的造反派死党,一个姓李的负责人,要李给他的“表弟”齐大同帮死忙。李头头听了大吃一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亲戚?家庭背景如此不堪!”李数落了我家种种问题,谢并没有退缩,他见过我们全家,知道全部底细。谢回答说:“这些事你就不要过问了,我对你明说,这个忙不帮也要帮,非帮不可。”李答:“不行,这种事由下面办事员具体管,我怎么好插手?何况,对齐大同出身这么坏的人,我也没法给下面打招呼。”谢利洪早已胸有成竹,他回答:“很简单,你自己把材料提上来,签字盖章交去派出所,对谁也不必打招呼,哪个敢来查问你?”当时,李也有一个案子在谢手上要谢帮大忙,就这样,他俩拍板成交。

被压在最下面的阿弟的档案见了光,从分局到了较场口派出所,吴所长写了三条:父亲在押,姐姐曾被关;家庭社会关系复杂;海外亲戚多。所以,“齐大同入户的事要慎重考虑”。
大人物吴所长对我们不屑一顾,我们不敢高攀,可是小户籍时时到地段转悠,我们或许可以“拉拢”。此时,我们十五段换了一个看上去较为温和的年轻户籍,他似乎对我家的金鱼表现出兴趣,我们顺势用矮胖玻璃瓶装四条金鱼送给他,他没有拒绝。接着,我又送了同样的四条给我上班处一段的曹户籍,她也笑嘻嘻收下了。

不久,阿弟上到了户口,中国出身的人,被确认有中国人户口。金鱼美丽柔软的长尾巴,推波助澜,帮助阿弟取得了最后胜利。谢天谢地。他一九六九年一月去农村,一九七四年三月五年多才回到重庆家里。母亲临死前叮嘱我们,一定要帮助全家最苦的阿弟回城,宿愿终于兑现,她在天之灵安息了。

金鱼喂养得太好了,长得大腹便便过于肥胖,母金鱼肚子里的蛋多得把肚皮都挤歪了,就是产不出崽来。我看过记录电影可以人工打“催产素”助鱼产卵。于是,我从医院找来两支“催产素”针剂,自作主张地帮金鱼打针催产。一针插下去,扯出两块鳞,她们肯定在叫:“哎哟,痛死我了。”两小时后,蛋没有生出一粒,鱼却一条一条像秤砣沉到水底。我用高粱杆做成的救生圈绑架他们浮到水面上,没有一条鱼心甘情愿。三天后,打过针的地方溃烂成洞,它们全部半死不活苟延残喘。相信是因为我没有消毒,针头并未从鳞片间的根部插入,而且全部打进了腹腔,加之我不分公母一律催产,最后,全体男女,一命归阴。

就这样,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齐家轰轰烈烈的养鱼事业在出色完成“金鱼外交”的使命,建立了如此的丰功伟绩之后,彻底凋敝。

阿弟回城之后,没有单位要他,只好吃闲饭在家当“家政部长”。一晃又是四年半,他二十九岁了,开后门把户口迁到石门,托熟人讲情才被石门运输合作社收留。他本身体重最多一百斤,天天背一百斤一袋的水泥,抬三百斤重的连二石,经常到河边下煤炭,从船舱里一百多斤一挑运到岸顶……货真价实的下力棒捶。

我这位“讲话比省委书记还进步”的人,十年洗脑的成果,两年时间就被现实击得粉碎,“进步话”从此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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