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的骨气 被批斗仍高视阔步如故(图)

2011-05-01 12:50 作者: 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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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钱钟书和夫人杨绛

钟书是极有才气的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这八个字,用在钱钟书身上,那可真是当之无愧,一点含糊都没有。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就说过:“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但如果硬要做比较,无妨说论“学”,钱钟书或略逊于陈寅恪;论“才”,则钱钟书略高于陈寅恪。比方说,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来写情诗,把那些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条变成爱情宣言。如此化腐朽为神奇,连钱钟书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负地说“自来无第二人”。实际上,当今之世,能在治学与创作之间左顾右盼、游刃有余,而且两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约也就是钱钟书了。这就非有过人的才气而不能为。你看他的《围城》,写得何等机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语,多到“美不胜收”或者“拥挤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卖弄才情”的批评。卖弄不卖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却总归是事实。这样的书,陈寅恪就写不出。当然,他也不会去写。

钱钟书也是有骨气的。他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在名利场加官场里混来混去的“知识分子”,最痛恨和厌恶那些市侩、风派、软骨头。据说,他曾“情绪激动”地大骂冯友兰“简直没有文人的骨气”,也没有“节操”;对郭沫若和章士钊迎合“上意”撰写《李白与杜甫》、《柳文指要》两书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至于他自己,当然更不会趋炎附势、献媚邀宠。甚至,他还会“不识抬举”。“四人帮”横行时,上面曾通知他去参加国宴。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赏脸”,应该“受宠若惊”的。钱钟书却说:“我不去,哈!我很忙,哈!”来人连忙声明:“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却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来人觉得无法交代,便问可不可以说钱先生身体不好,起不来,钱钟书却一点面子都不给,反倒郑重声明:“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结果,江青也拿他没办法。其实,这在钱钟书,又算什么!当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动学术权威”时,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惟独钱先生却头上顶着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从贡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却毫无畏缩惶悚,高视阔步如故。这种风骨气度,与顾准何异?

钱钟书也有傲气。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顾准相比,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才气无两,睥睨一世,老师宿儒,敛手称扬”。本科毕业后,学校想让他留下来读研究院,他却口出狂言:“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这话顾准就说不出。尽管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已不再“少年气盛”,晚年更是变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会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说,大年初二权威人士来拜年,他居然只开一条门缝,把人家挡在门外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这事顾准也做不出。

钱钟书当然还有书生气。1982年夏天,胡乔木写了几首诗,请钱钟书帮他看看、改改,说是自己“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这在胡乔木,无非表示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在钱钟书,也只要动一两个字,再打个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谁知道通晓世故洞察人情的钱先生,居然“书生气又发作了”,把胡乔木的诗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乔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来打圆场。事后,钱钟书去信向胡乔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适”云云。话说得很客气,但谁都能听得出那“味儿”来。

这也不奇怪。钱钟书“毕竟是书生”。即便再“深自谦抑”,那一份“书生意气”,其实是清除不尽的。他和顾准一样,常常有“忍不住”的时候。实在耐不住,就会骂人。于是,“钱钟书平日闯下的祸,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桩桩爆发,累坏夫人杨绛。先是他当年在西南联大,是否说过‘吴宓太苯’,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吴宓是钱钟书敬爱的老师,她还特意让人写下证词,好像要提供庭审似的;后是钱钟书在美国有没有骂过冯友兰,杨绛说不可能,因为冯友兰是钱钟书的‘五大恩师’之一。但她的辩白相信的人实在不多”(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为那些话那些事,都带有钱钟书的风格,就像“三年当市长,五年当总理”很像顾准的口气一样。

的确,无论禀赋、性格、才华、人品,顾准和钱钟书都不乏相同之处。因此,他们都是“文革”后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最受中青年学者崇敬的人。那时,蛰居在八号楼、还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大问题的顾准,身边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顾迷”;而正在六号楼撰写《管锥编》的钱钟书,身边也聚集着一批中青年“钱迷”。这不但说明,杜绝思想交流,阻碍知识传播,让天下灭绝人性,“只不过专制主义者一手遮天的病态妄想而已”(高建国《顾准全传》),同时也说明,顾准和钱钟书两人,有着怎样的个人魅力。

然而两人的境遇,却也有天壤之别。

1949年以后的钱钟书,大体上风平浪静,少有磨难。非但如此,他还颇受“恩宠”。他是《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一说顾问)和《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人,据他自己说,还因此而为“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一句押韵的英文成语。他也可以公然“谢绝”江青的“盛情邀请”,不去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这种“福份”,顾准连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冲击,其“最高纪录”也不过挨了一耳光,比起顾准差点被活活打死,岂可同日而语?

原因同样是多方面的。比方说,两人身份不同。顾准是党员,钱钟书在党外;顾准是领导干部,钱钟书是专家学者;顾准虽然有名,但那是“官声”,比起钱钟书的“文名”来,就差得远了。总之,顾准很容易被看做“党内异己份子”,钱钟书则多半被尊为“党外社会贤达”。这样两种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处分也是不同的。

这就有意思了。以钱钟书的个性,其实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早就发现他这儿子有一种惹事生非的禀性,便特地给他起了个“默存”的字,语出汉代扬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灾。现在我们知道,钱钟书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却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两个年轻人(董磊和孙小玲)受托去钱家取校样,钱先生居然对这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个人对自己身边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与他们说话时要十分谨慎”。接着钱先生讲了为什么要谨慎从事的道理:如果对方是小人,可能会把你卖了;如果对方是软蛋,可能会去做伪证;如果对方可靠,则可能会为了保护你而牺牲自己。“总之,心中毫无阻碍,说话毫无顾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这话说得实在是够世故的。但如果当真世故,又不会说出来。可见钱钟书还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对两个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轻人说。因为倘若惹出事来,还可以赖账。又可见,钱钟书还是有点小世故。

说来也是有趣。顾准是搞政治的人,却书生气十足。钱钟书呢,原本是书生,却比顾准更懂政治。1957年“大鸣大放”的陷阱,钱钟书就没有掉进去。是年春天,钱氏那有诗云:“驻车轻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薄雷。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鸣忽噤雨将来”,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风不定”而“雨将来”,那就还是闭上嘴巴,不要“鸣”吧!那天意难测的遥空,已然隐隐地碾着雷霆呢!

然而顾准却听不到雷声。其时他正在中苏联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风声鹤唳,专政机器正张开巨网,专等“毒蛇”出洞,“游鱼”上钩,更不知道他的“反党言论”和“政治问题”在北京已被揭发。心直口快的顾准,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天天发表“右派言论”,弄得自己头上和维吾尔族姑娘一样,辫子一大吧。这就和钱钟书相差太远。1957年春,钱钟书也在去湖北省亲的旅途中,且反右斗争尚未开始,不少人鸣得正热闹,钱钟书却听得见“隐隐遥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难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钱钟书是一个纯粹的读书人。读书人不等于就不问政治,却可以不介入政治,从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钱钟书还不象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冯友兰)那样,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帝者师”、“为王者师”;也不像中国许多读书人(比如顾准)那样,认为自己腰杆是硬的,肩膀是铁的,可以担尽天下的忧乐,挽狂澜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过一介书生,能做的只有学问。而且,把学问做好也不容易。能让学术薪尽火传,就对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粮食了。因此他能超脱。

顾准却不能超脱。因为他既是读书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对于他来说,“革命”比读书做学问重要多了。如果说,陈寅恪是以学术为生命并拼死力争,那么,顾准则是以革命为生命并拼死力争的。他不能够把自己从这个青年时代就为之献身的事业中分离出来。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党籍,也要大声宣布:“我是共产党员”!

因此,“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成功后该怎么办”这个问题,别人可以不思考,作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顾准却不能不思考;别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说出来,顾准却不能不说出来。这就是顾准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问题具有不可回避的现实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顾准必定要对现实问题发表意见,哪怕这个所谓“现实问题”只不过是房子怎么盖,饭怎么吃,怎样既应付上级又不让农民吃亏太多等等。

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实际上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他总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悲观主义呢,没有那个理想模式,也不认为世界当真就会多么好,现在这样就不错了。结果他们快乐。

至于钱钟书先生,则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肮脏。顾准曾不止一次不无沉重的地说:“我手上没有血”!钱钟书的手上又何尝有血?但顾准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价,钱钟书却似乎没有付出过。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原因(钱钟书没有顾准那么多说不清的关系要交代),却也与钱钟书的处世哲学不无关系。钱钟书基本上是坚守“默默者存”的诫言,闭门不问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责钱先生,认为像钱先生这样面对暴政保持缄默,至少在顾准的光照下应感到“无地自容”。依我看这是苛求了。而且,这种苛求并不好。顾准当然是勇敢的、坚毅的、让人敬仰的,但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顾准。成不了且不说,当真都成了,没准也可怕。用顾准的话说,就是与其号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认多数是家雀,同时承认家雀的各种权利(《顾准日记》)。世界毕竟是由普通人组成的,对于普通人来说,做人只要有一条底线就可以了。比方说,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说,不能做亏心事。只要能守住这条底线,保全自己也就无可厚非。在这方面,并不普通的钱钟书倒是为众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很多类型。有顾准那样的,也有钱钟书、陈寅恪这样的。陈寅恪也没有像顾准那样去拿鸡蛋碰石头,明知不可而为之。但陈寅恪同样坚守着他的底线,那就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就是“士可杀而不可辱”,就是饭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学问也可以不做,而气节不能亏。所以读《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读《顾准全传》一样,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是啊,陈寅恪的底线如此之多,还要公开亮出来,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当然,这里也仍有专业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为学人,较之研究经济学和哲学(还有数学)的顾准、治史的陈寅恪,钱钟书更富于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气质。何况他从小就是一个“顽童”。甚至在已为人父之后,他还会做一些顽皮的事,比如大热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儿肚子上画一个大花脸(那时女儿还是一个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埋在女儿被子里,听她惊叫然后大笑。这是我们从季康夫人(杨绛)的文章里得知的。总之,钱钟书对待人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甚至对待学问,也多少带点游戏态度,而顾准和陈寅恪是少有这种游戏态度的。他们也开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谈笑风生,却不会游戏人生。只有生性顽皮而又看穿一切,远于政治而又多谈文艺的钱钟书,才能以游戏的态度艺术的态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来源:《书生傻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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