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三峡”热潮高涨 聚焦问责


最近,中共国务院通过了《三峡后续工作规划》,公开承认三峡大坝有严重缺陷,从而引发“三峡”热潮的掀起。在媒体和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進行了口诛笔伐之后,现在的问题聚焦在,三峡决策的失败,究竟应该谁来承担责任?

在中共国务院承认三峡工程的“不利影响”之后,在网路媒体开始掀起“倒三峡”热潮,各界人士痛诉三峡大坝的“祸害”、人定胜天的“虚妄”,对政府“强行上马”的武断表示痛心疾首。

艾南山教授( 四川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所长):“我也反对修三峡大坝。三峡反对的人还是很多,包括论证的专家的少部分,包括人大代表投票的时候,投反对票和弃权票都相当多,主要是那个工程还是有争议的。”

《21世纪经济报导》披露,在20年前,也就是1986年6月,由原水利电力部组织的,共412位专家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就有9位专家拒绝签字。

那么,修建三峡大坝,究竟造成多少麻烦,制造了多少可怕呢?

《美国之音》公布的资料显示,尽管水库的总方量、发电量居全球第一,但大坝工程淹没了周边13个城市,140个乡镇和1300多个村庄。被迫迁移的民众人数达到400万人。修建费用也是世界第一,专家透露,政府内部已经承认花费达6000亿元。如果再加上后来不断发生的灾害,实际花费超过一万亿元。

此外,大坝建成以后,重庆、四川、湖北和长江下游气候异常,高温、干旱、洪灾空前严重。如果大坝遭到恐怖袭击,或者因为品质问题而导致溃堤,专家认为,破坏的严重程度远不是美国9.11事件可以比的。

德国工程博士王维洛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谁要对这些问题负责任?

王维洛(德国工程博士):“在去年11月,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進行重新论证的时候,他说,时值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说,他们可行性报告里面出现的一些错误啊、估计不足啊,是“时值改革开放的时候”。你就把这个东西一推就推给历史了,中国大陆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负责。”

王维洛说,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溃坝,造成24万人死亡,当局也是用 “时值十年动乱”这些言辞来推卸责任。

从三峡工程当时的审批程序来看,三峡工程的决策者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86年6月2号,下发的15号文《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其实是中共在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布置任务。王维洛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中已经这样指出来了。

王维洛:“国务院自己提的报告,你国务院出来承担责任啊,不管你是现任总理,还是前任总理,你现任总理从前任总理中接过来的时候,你就得负责任啊,对不对?”

王维洛认为,邓小平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李鹏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江泽民在登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宝座后,表现出对三峡工程的极大兴趣,并用“党的意志和纪律”来约束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共产党员为三峡工程投票,从而影响三峡工程的决策,这在中国工程决策史上是第一次。

新西兰民运领袖陈维健则撰写了《中共造三峡大坝罪在当代祸在千秋》一文。文章说,三峡大坝是中共专制政治的结果。三峡大坝炸不炸已并不重要,但造成三峡大坝的中共专制政治则必须炸掉。因为如果专制政治不炸掉,即使炸掉了三峡大坝,专制政治又会造出更多祸国殃民的大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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