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坛耆宿张光宾

2011-06-06 08:26 作者: 王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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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有两个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北京,叫“故宫博物院”,一个在台湾,叫“台北故宫博物院”。

在两个故宫博物院的旗杆上,分别挂着两面不同的旗帜,隶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治集团,所幸的是,那里却聚集着一群同一肤色,同一血统,同一语言,继承同一文化的子孙,他们为弘扬同一祖宗的文化遗产而默默奉献,成年累月,契而不舍,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他们不像政治家那样炫耀,不像科学家那样受人崇敬,更不像歌星那样被人追捧……抛开历年来的政治偏见不说,他们取得的每一分成果,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他们的劳动应该受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尊敬和认同。

在两个博物馆里,搜藏着浩如烟海的瑰宝,青铜器、漆器、瓷器、玉雕……光书画一项,就足以傲视世界,唯我独尊了。遗憾的是,在书画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十年来,能鉴定书画的权威却逐渐凋零,大陆的书画界走了张葱玉、吴湖帆、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台湾的书画界走了张大千、溥儒、黄君璧、陈丹诚……

寻觅两岸寥落的书画鉴定文坛,这一代人中硕果仅存的,唯有台湾的张光宾先生了。

一文定鼎,疑云顿释

我第一次听到张光宾先生的大名,是在悉尼和一位台湾朋友聊起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开始的。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黄公望的长卷,黄公望在七十九岁开始,花了七年时间为无用师所绘,长卷以富春江为背景,作者用墨淡雅,画面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相映,是黄公望的代表作,更被称为“画中的兰亭”。此卷传到明代,曾被沈周收藏,不久被人骗走。沈周极为惋惜,为思念此画,几欲病倒,后来凭籍记忆,默画了一遍,二画对照几可乱真。

明朝末年收藏家吴洪裕从其父吴之矩手中继承此画,因爱之过切,吴在临死前执意要将此画“火殉”(焚烧殉葬),所幸被他的侄子吴静庵从火中抢出,但已受火灼,经重新装裱,成一大一小两截。前段称“剩山图”,现存浙江省博物馆;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由于《富春山居图》太过盛名,自诞生后,赝品丛生,竟有十几种之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子明卷”。“子明卷”是明末文人据“无用师卷”为母本临摹的,作伪者将原作者题款去掉,伪造了黄公望题款,以及邹之麟等人的题跋。

传到乾隆皇帝手中,他将“子明卷”视为珍宝,时常取出赏玩,并屡次题跋。乾隆十一年,真的《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出现在乾隆皇帝面前。乾隆为了维护自己的颜面,将错就错,指令大臣梁诗正、沈德潜等,将“子明卷”定为赝品,由梁诗正将贬语于作为题跋,编入《石渠宝笈》。笔者和启功先生在一次闲聊中提及该事,他不无幽默地说:“……何止官场,书画也有冤案呐。”

“子明卷”伪本一案,在嘉庆二十年,胡敬等在奉嘉庆帝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已作定论,但是在真假二画上的真伪题跋和流传,还有许多疑云,为后世争论不休,因为“无用师卷”和“子明卷”一真一伪两个本子都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曾在台湾的书画界,掀起一场学术波澜,在为时一年多的争论中,张光宾先生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撰写了《无用师与黄公望富川山居图卷》一文,此文将两个卷子中题跋的人物,背景一一钩沉,条理分明,致使一场互不相让的争论,嘎然而止,尘埃落定。

光老平心静气,摆事实讲道理,在《无用师与黄公望富川山居图卷》一文的结尾,作了各家膺服的总结,现容笔者抄录,供诸君解味:“《富川山居图无用卷》,经过最近一年的再讨论,从文字资料的考覈方面,得到一些收获,。譬如:原始求画人”无用师”,自清初沈灏、周之麟后咸认为是“禅师”,现在大家都认为是一位姓郑的道士。固然有待进一步资料来印证。方向也许不会错的;其次董其昌跋中所说的事迹,“奉命三湘”的时间,取道“泾里”的途程,都在彼此讨论中,获得具体的结论;画上题跋的事迹,尤其“火殉”传奇中的相关人事,差得更为清楚,;还有收传印记,除“江长庚”一印待查外,都有归属。使这件六二六年前的伟大创作,给一位好事的皇帝,无端加以“怀疑”后,所造成的种种纷扰,应该大体上算是澄清了。其实这些都是次要的的旁证,而真实的作品所表现的“笔墨”、“气韵”和个人风格才是重要的主体。旁证既明,主体更彰。今“真”、“伪”具陈,大家亲往一观,自然明服……”

为写此文,笔者花了不少时间拜读先生的大作《读书说话——台北故宫行走二十年》,读罢不由掩卷长叹,为先生的博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折服。并届时写E文给各位学友,赶快去台湾去找此书,先睹为快。

一团和气几近顽童

二零零九年,我去台北。

在大陆,我跟随谢稚柳先生多年,采访过启功、杨仁恺先生等诸多书画界前辈,可惜星转斗移,这些大德硕彦都逐年凋零了。

既然来到台湾,欣闻这里还有一位书画界的遗珠,我岂可登宝山而不入。

接待我的罗旭彰先生是位裱画高手,用他的话说,他和台湾的书画界前辈都有缘分。

我和罗先生的交谈,先是从张光宾先生的大作《读书说话——台北故宫行走二十年》说起的——

我问他:“熟悉光老否?”

不料他诡秘一笑说:“光老是台北故宫行走,我是光老家中行走……”

我说:“光老年纪大了,事情多,我不敢打扰,请你帮我约他,我只占用他一刻钟时间,采访几句有关张大千的事,照个相就完事。”

罗先生听我交待完,就抡起电话,说明拜访目的。电话那头传来很乐意的声音,约定我们明天上午就去他家。

张光宾先生的家,在台北市区一条幽静的小马路上,这是一座在常见的五层楼民居,不惹人眼。

走上楼梯,看见光老家的门已经虚掩着,显然主人是有备而开的。跨进门,在我们一片问好声中,一位身材颀长,穿黑色长衫的老人,缓缓放下手中的笔,从一张陈旧的藤椅上慢慢站起。他满脸笑容,扶着画案过来和我握手。

坐定后,罗先生就说明来意:一,王先生是研究张大千的学者。他久仰光老学识,这次来台祈求拜见;二,光老是四川人,和大千先生系同乡,又在台北故宫工作二十年,任过书画处处长,应该和大千先生相当熟悉,顺便了解些大千先生的轶事。

听罗先生说完,我呈上《张大千演义》大陆篇和海外篇两本拙作,说:“这两本是我写张大千的书,大陆篇写他在大陆的生活,海外篇写他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后在印度、日本、巴西、美国的漂泊生活,眼下准备写第三本,写他一九七三年回台湾后到终老,暂名“归根篇”,请您老指正。”

他接过书,连连说:“我一定拜读,一定拜读。”一口浓厚的四川口音,只是吐词有些迟缓。

他放好书,没等我开口,就说:“大千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对画坛的贡献很大,尤其是晚年的大泼彩,正如苏东坡所云,指上天一路,新天下人耳目。”

“您见过大千吗?”我单刀直入问。

“见过,摩耶精舍落成那年,他请了我们几位四川老乡到家中吃饭,很客气。”他淡淡地回答。

“见过几次?”我追问。

“就一次。”他伸出一个指头回答,“他很客气,送我出门时,说大家难得是同乡,又是同行,以后有空多来走走。”

“你以后经常去吗”我继续追问。

“我知道他很忙,不敢去惊扰,所以一直没有去找他。”他说话时一脸淡然,露出顽童般的笑容。

我肃然起敬,因为摩耶精舍落成那年,张大千在台湾的名气如日中天,各界名流,趋之若鹜,以求一纸为荣,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国民党退役将军,当年他为了巴结张大千,几次请他的学生孙云生吃饭,要求代为斡旋。结果还是没有见成,他和我聊起此事时,脸上还露出不无遗憾的神情。没想到光老和张大千同行,又有这么近的乡谊关系,竟然如此淡泊,这样不重世故的高人,在当今世界,殊为罕见。

我们先从四川籍的老画家聊起,他先提到黄纯尧,说黄是成都人,与他同乡,在南京师范大学退休后回到成都养老,十几年前他回成都见了面,两人盘桓数日,回忆往事,相谈甚欢。

我也跟他聊起我和黄纯尧谈话时的一个小插曲:“我和黄老聊天时,黄老说评论一幅画的好坏,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我反问,那元四家和明四家的作品,政治标准在哪里?”

光老听罢,笑了,说:“听说大陆的画家,都要学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

接着他又谈起杨仁恺,他说,他俩是同庚同乡,前些年通过信很多信。我说,去年杨先生走了。

“走了?”光老摇摇头,“不可能,前不久他还来过信。”语气很自信。

为怕引起老人的伤感,我故意用歉意的语气说:“哦,我可能记错了。”

光老说:“以前我和他常在傅抱石老师家里碰面。”

张光宾,一九四五年自国立艺专国画科毕业,期间曾受业于黄君璧、傅抱石、潘天寿、丰子恺、李可染等名家,特别在傅抱石的门下朝夕受教,获益良多。

谈起傅抱石,我说前些年上海博物馆展出了一场《傅抱石金刚坡作品展览》,其中有不少丈二匹的恢宏巨作。

他听我说着,脸上露出疑云。“后来傅夫人和傅二石出来声明,那些东西全是赝品,结果画展不了了之,闹了一场笑话。”我继续说。

光老笑道:“傅先生在金刚坡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画案也不大,没有条件画大作品。”

说到恩师傅抱石,光老的话盒子打开了,他说:“老师对我最受用的一句话是:若想画画,最好另外找一份谋生的工作,否则一旦当了画家,只能听从买画人的摆布,所以我一直保持有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画画是一辈子的志业,不是事业。”

罗先生在一旁插话道:“所以光老您可以不要取悦买主,发挥自己的个性,搞点、点、点……”在座的人都笑了,光老也笑了,他笑得一脸稚气,几近顽童。

一意孤行点皴不息

说到点点点,光老指着对面墙上,一幅刚完成的山水大画道:“这是我的焦墨点皴法,笨拙得很,请提提意见。”

我转身观看,这是一张六尺宣纸的山水画,从边缘看,应该是一堂条屏中的一幅。

光老说:“我准备画六张一堂,把我家乡的大山画出来。我出生在四川的大山里,小时候开门见山,山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老了,时常回忆孩提时代的情景,所以我要把它画出来。”

画面上的大山气势宏伟,错落有致,绵绵重叠,望无止境,其间村落农舍,隐约可见,瀑布溪流,回肠荡气,山间小路,蜿蜒曲折,山体的皴法,一反古人的传统——全用黄豆大的焦墨皴点,密密麻麻。初看似笨拙枯燥,再看似古朴厚重,慢慢品味,则令拙中见巧,拙中见秀,拙中见灵,拙中见神……岂是一个“拙”字了得。

“光老您九十五岁的高龄,有这么好的精气神,了不起啊。”我凝视画面,伸出大拇指恭维道。

“不行,不行。”老人摇手道,“我长而无述,现在已到老而不死是为贼的年龄了,我是偷着日子过,睁一天眼睛干一天活。”

起初,他的焦墨点皴,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觉得这点出来的画,干枯乏味,形同版画,没有晕染,圆润不足,缺少山泽之美……可是光老痴迷执着,几十年来一意孤行,一管在握,点、点、点、点、点、点,就凭着这股僵劲,点出了一片江山,点出了一片天地。聊天时,我偷空看了下手表,不觉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啊,远远超过了我一刻钟的保证,我提出告辞。

光老招招手示意我坐下道:“已经好久没有朋友来跟我谈得那么投入了,你再坐一会,我今天有时间,不碍事。”

我有点为难,因为怕老人家过度兴奋,他毕竟是九十五岁高龄了。

罗先生似乎看出了我的神情,说:“好久没有见光老那么高兴了,你就再陪他聊一会吧。”

只要他老人家不累,我巴不得再和他聊一会,我平生最爱和老人交朋友,可以从他们的谈吐中学到许多知识。

“好好,恭敬不如从命。”我敷衍着,又坐了下来,心想已经到了吃饭时间,请他老人家出去吃餐饭。

我把意思刚说出口,光老说:“别客气,你再坐一会,我不请您吃饭,你也不用请我。”

我看他堆满纸张的书房和书橱背后空荡荡的厨房,不由发问:“光老,你不去外面吃,那中饭怎么办?”

“唉,老啦,吃不下许多,早上儿子媳妇上班前,给我熬一锅粥当午饭,晚上全家在一起吃完饭,哈哈,祖孙三代,其乐融融。”。

罗先生在一旁说:“光老生活简朴,安之若素,不善于交际,笔润都捐给慈善机构,上次我看别人送来二十万稿费,支票放在台上,光老看也没看,送钱人前脚走,后脚他就拎起电话,叫慈善机构的人来把支票取走。”

老人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从书橱里拿出一本台湾蕙风堂出版的《隶书白湛渊西湖赋》的精装本送我道:“这是我写的隶书,是最近出版的。”

我站起来,接过书,见上面的字体圆润遒劲,笔笔藏锋,字字饱满。不由赞道:“光老,你写的不光是隶书,还包含魏碑等多种字体呢。”

光老笑了:“嘿嘿,你是懂字的。”

罗先生在一旁插嘴道:“光老为王云五先生写的的碑文,就是这种字体。”

“哦——”我肃然起敬道,“王云五先生的碑文是您写的?”

“嘿嘿……文章不是我撰的,我只是写字。”光老微笑着,没有多话。

“王云五先生是我们出版界的老前辈,文革后期我们出版社的资料室,还藏有他编的全套《万有文库》,当时属禁书,不准外借,我用公关手段,私下从资料室的朋友那里借出来阅读。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媒体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至多只提张元济,王云五的名字是禁提的,现在大陆五十岁以上的中年人知道王云五的不多。”

“他真了不起,自学成才,胡适还是他的学生呢,四角号码查询是他发明的。可惜他这种文人,不应该出山当官,民国三十六年在翁文灏内阁当经济部长,发行金圆券失败,结果声名狼藉。这是他当官的教训。”说完他从纸堆理取纸。

罗先生上前问:“光老,您要写字吗?”

老人铺开纸说:“王先生送我书,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写条字送他。”说罢提起一支大笔,回头问我,“王先生,您喜欢我写什么?”

“哦,不敢当。”我没想到老人这么有诚意,随口说:“您写什么都好,随意吧。”

听我说完,他就挥笔在纸上涂抹起来,那笔杆,一会儿像凤摆尾,一会儿似龙摇头,左倒右晃,恣意挥洒,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正好把整张纸的空白填满,疏密得当,无暇可揭。我不由暗暗赞叹,好功力!他写的是草书,苏东坡的《水调歌头》,下款落为:“九五老贼张光宾。”

写完,他又仔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道:“我眼睛看不清晰,是用心写的,写得不好,请原谅。”

在我们的恭维声中,他用印章沾染印泥,嘴里反复孔子的那句:“老而不死是为贼……”

罗先生在一旁凑趣说:“光老您是老贼,那我们都是小贼了。”

老人反应很快,停住按下的印章,抬头问:“什么意思?”

罗先生说:“我们去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偷桃子送给您。”

“哈哈——”老人开怀大笑了。

我说:“光老,我把纪晓岚给王翰林母亲祝寿的打趣诗偷来,改一下送给您好吗?”

“好啊。”老人放下笔,点头道。

“这个老头不是人,九天书圣下凡尘,徒儿个个都是贼,偷来蟠桃献师尊。”

大家又笑了。

书房里一片笑声,像幼儿园做游戏时的喧闹。

告别了光老,回到罗先生的住所,我打开电脑,查阅了杨仁恺的忌日,对罗先生说:“杨仁恺先生于二零零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就过世了,我早就听说他得了血癌。”

罗先生听我说罢,没有搭理,上楼去,不一会,下来告诉我,刚才正好光老来电,他顺便将杨老过世的消息告诉他了。

“哎呀,”我着急道,我忘了告诉你,我刚才就是怕光老知道会兔死狐悲,所以故意说记错了……”我不无责怪道。

“咦,这倒是的,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罗先生摸着脑袋喃喃自语。

一丝不苟,严谨治学

二零一零年初冬,我又去台湾,依旧住在罗先生的家里。

喝茶时,我发现他客厅的墙上悬着“无挂碍”三个笔力遒劲,墨色浓艳的大字,是光老的墨迹。

我刚要发问,罗先生说:“前不久我过马路,一个鲁莽的小伙子驾驶摩托车把我撞倒,致使手腕尺骨骨折,吃足苦头。我把此事告诉光老,几欲掉泪,光老随手给我写个三字,还给我解释了一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使我心态平静了许多。”

“是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说: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光老学识渊博,这三个字用的恰当至极,耐人寻味。”我赞叹道。

罗先生告诉我,光老前不久得了一个“文艺奖”。他取出了一盘DVD放给我看,片子中由他多年的老友台东大学驻校艺术家姜一函先生的介绍,说光老在故宫工作二十年,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书画研究上,退休后依然乐此不疲,不是上图书馆就是在研究室,这是他生命的全部……其中还有他的学生提到他的人品,以及颁奖的全过程,尤其在颁奖大会上,当一颗金质大勋章戴上他脖子的时候,老人家竟然旁若无事,受宠不惊,显示出一种对荣誉淡泊和宁静。

此刻,我只有用佛家的“圆通”二字来惊呼。

看完录像,我提出再次去拜访光老。

罗先生打开免提,立即和他通话,我从电话里听到那头他略带迟缓的四川口音:“好啊,欢迎你们马上就过来。”语气很高兴。

罗先生对我说:“光老得奖后的名声更大了,好几位朋友都想去拜访他,能不能趁此机会约他们一起去,同时可以听你俩有趣的交谈。”

“当然,客随主便,只要光老欢迎,我哪能有意见。”我答道。

“你没意见就好,光老那里我可以作主。”罗先生打包票。

这次我们去访问光老一共是四人,还有两位朋友,一位姓彭,一位姓汤,都是书画爱好者,汤先生还是位摄影高手,当然今天录像的由他负责了。

我们跨进光老书房的时候,他正在写字。看见我们进来,他赶紧放下手中的毛笔,起身迎接。我上前拉住他的手。

他第一句话就说:“好久不见,你的两本书我都看过了,写得很好。”

“哪里,还请前辈多批评。”我嗫嚅道。

这次谈话,是从我书本的简体字说起的。他说简体字除了书写时形体不美之外,个别字的传承意思也有问题,他用笔在纸上写了一个繁体字的“塵”和简体字的“尘”,指着说:“许多人认为这个字简得好,其实不然,简体字的‘尘’,咋一看,意思很好,小土为尘,其实不然,繁体字的‘塵’,很明显是指鹿奔跑时扬起的悬浮物,它的颗粒应该比小土更细,呈雾状的,决非小土……至于“愛”——岂可无“心”;“亲”——怎能不见,那是被大家常提及的事。”

我正要答话,老人家又用笔在纸上写了个“素”字说:“‘素’字,古人用它表示颜色,为‘白色’——不艳丽、‘淡雅’、‘洁净’,古人把‘素服’、‘素缟’作为白色孝服;‘尺素’是指写在白绢上的信。人们常用‘素雅’作形容字,你看这是一个多美丽的字。”说着,他又将‘素’字上半边的三横一竖,写成篆书“花”字的上半部(和‘华’的上半部相同)说:“这上半部分明是个‘花’字演化来的,下半部的‘系’,是用带子扎起来送给人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个中国字,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使用,都有特定深厚的涵意,决不可随意更变。”

说到国立医专,少不了说到校长潘天寿先生,当时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北京艺专迁往重庆,合并成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因为战时,物资和师资都非常匮乏,后来教育部任命潘天寿当校长,据说是陈立夫推荐的,因为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是潘天寿在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开始潘天寿力辞不就,为此陈立夫又让孙禄卿来函劝荐,潘觉得人情难却,才答应下来。不料,这一事成了潘天寿的一大罪状,文革时遭受整肃,直至自杀。

议论到潘天寿自杀时,他问:“潘先生是哪一年过世的?”

“文革死人最多的那一年,一九七一年。”

他脸上闪过的一丝痉挛,没有说话。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体察很深,但他已经把这份情愫融化进他的书画里,变成了无数个点、点、点、点、点、点……

我想起录像中他几十年的老友,台东大学姜一函先生的话:“他在故宫的二十年,把全部精力,投入在书画研究上。光老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所以人缘极好。”

他的学生陈明贵也说:“老师像老顽童一样,从来没有见他生气过一天,他的口头禅是“不要太在意,吃亏就是便宜”。

光老的书画造诣和他的道德、养生修养是分不开的,我想起他录像片中的几句话:“书画为终身事业,唯须尽其自我,力争上乘,游心恬淡,顺乎自然。”不由问:“这几句话既是你的治学心得,也是你的养生心得吧?”

“我的治学心得是五个字——“抛开,埋下头;我的养生心得是六个字——静下来,放轻松。”

“哈哈——”我笑道,“光老,今天我们来您这里是取到真经了。”

大家都笑了。

老人笑得更欢,一脸童贞。

后记

在结束本文时,我要说明。

我原本以“台湾书坛耆宿张光宾”作为本文篇名,可是反复推敲,总觉得逻辑有些别扭。张光宾是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文化是同一个祖宗留给两岸同胞的共同遗产,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长期来,两岸精英穷经皓首,默默耕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两岸炎黄子孙同等的尊重和颂赞。

台湾书坛的成绩,也是大陆中国人的光荣,反之亦然,没有狭隘的区分。

因此我在修改本稿时,轻轻地按动键钮,删去了标题上的“台湾”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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