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死亡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悲剧

1959金河埂之殇

2011-12-03 13:20 作者: 原始口述:胡合江(父)笔录整理:胡川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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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

我老家所在的无为县,饿死20-30万,超过南京大屠杀

我们安徽无为饿死多少人?杨金声在《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中记载:“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底,全县总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只有662557人,减少了320422人。再加上1961年饿死的人数,无为县总共饿死人应当在30万以上。”这个数字可能不包括新出生的人口(加上这个,就饿死更多的人)和逃亡外地的人口(减去这个,就没有饿死那么多)。谢贵平调查的结果是,全县饿死20余万人,占“大跃进”发动时总人口的20%。死亡率在1/3-1/5之间,这个死亡数字和比例之疯狂,甚至超过了所谓的“南京大屠杀”。

我父亲不是专家,也无法掌握这些详细的资料,但是我们金河埂村180多人,饿死80多人(保守数字也是60多人),逃亡20多人,活下80多人的数字,大致误差是不大的。我们家当时4人,大伯饿死,大伯的童养媳后改嫁,我爸爸和叔叔在外地炼钢铁和修铁路,因而没死。从我们村死亡人数来看,杨金声的数据,是可信的。

为什么会饿死那么多的人?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不理解,很多现在的人也不理解。有一些人说3年大饥荒饿死人是谎言,也有一些人说饿死没有那么多人,有一些人说是自然灾害,还有一些人说是苏修逼债,还有一些说这只是上面领导善意的政策失误、是下面领导素质不高的人执行太疯狂等等。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不但查阅了杨继绳的《墓碑》,曹树基、王维志、金辉、Kane Penny、Jasper Becker等人的相关著作,还直接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爸爸,于是得到了一个相对真实的粗线条。

第一点,虚报粮食产量,强行征收粮食。

1958年刮起大跃进风,赶英超美,到处放卫星,说各地亩产超万斤等等。那个年代,还没有杂交稻,虽然说我们那土地较肥沃,但是亩产一般就是三五百斤,现在也很难过千斤。说亩产超万斤,各个地方的官员必需完成这个上报指标,报少了要批评,甚至撤职,算是犯了错误。于是大家竞相浮夸,浮夸的结果,就是上缴征粮,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上级吹牛得奖状,下级吹牛要交税。没有交那么多粮,就是被“瞒产私分”了,是很严重的罪行,轻则批评撤职,永不录用,重则批斗至死,株连一家。没有收获那么多粮食,却数倍地上报,于是公社里面的存粮、谷种、饲料都被迫上缴,公社仓库没粮食,大食堂也就没有,时间一久,自然就开始饿死人了。这个是大批饿死人的最直接的原因。

第二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瓦解农村饮食自给自足的基础。

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跑步迈入共产主义社会。先是要求取消单干,入“入初级社”,紧接着“入高级社”,后就实行大锅饭大食堂,成立人民公社,在我们安徽叫法是“大呼隆”,就是将所有的粮食、工具、牲畜、田地,几乎包括所有财产,全部上缴。然后集体到公社大食堂统一吃饭,统一耕种。家里的锅碗瓢盆也砸掉大办钢铁,说留着也没什么用。大呼隆并不是自愿的,按照我爸爸的说法,一开始,也有很多人抵制,但是上面的人将建国后各种公共费用,例如打仗、修水利等钱,也算在老百姓头上,要农民偿还。这是天文数字,自然是不可能还得起的。1958年,我们那为了彻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实行大跃进、大锅饭、大呼隆,对不执行的地方干部,称呼为“社会主义的拌脚石”,实行大逮捕。政府逮捕邢修章(原生产队长),要求其他全部干部都要写入党。邢修章用我们那土话,说了一句“牛B套了头--不干不招(不行的意思)”,就这一句话,让他坐牢2月,生了大病回来。胡合胜、陆大成、单长发,严少生大概5个人,反对搞大呼隆,全部遭到坐牢和批斗。

借社会主义改造之名,行抢劫全社会财富之实,所有人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

现在建立了《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反拆迁的浪潮在全国风起云涌,此起彼伏。但是在1956-1958年,那时候没收几乎全部私有财产,这些财产尤其是土地,甚至是百年几百年祖先的积累,就这样几乎没有任何补贴就被夺了去。在这之前,民国国民党时期的货币,几乎成为废纸,而共产党的中国,也经历了几次类似现在朝鲜的货币改革,就是将解放前的钱,按照100等高数字的兑1等方式,将民间的钱彻底洗干净了。就这样,几乎所有的人家都不可能有什么可观的积蓄了,连续发生这些事情,将老百姓真正搞得一分不剩,一穷二白的,无论你曾经是富翁、还是贫穷,现在都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了。大呼隆能够轻松征收一个人的全家财产和土地。共产主义不是打土豪分田地,也不是均贫富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先打土豪分田地,随后就收回,然后是共同贫困,这就是至今也没反省的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对乡绅资本家地主是灾难,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都是灾难,没有人从中得益,这才是真相。就是当时的各种政策,现在想起来,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农民家不仅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粮食、甚至没有了吃饭的锅碗瓢盆,公社大锅饭一旦没有粮食,大饥荒就不可避免了。

第三点,政府拒绝开放粮仓救助,拒绝国际援助。

各个年代、各个国家,都有大量的储备粮,用于可能的灾荒,1959年政府也是有储备粮的,而且也不少。那时候,公社里面存粮很快就被吃完、浪费完,粮食调上去了,却没有再派下来,大饥荒开始了。大饥荒开始后,我们那各地都有饿死人的情况。各地百姓和干部纷纷向上求援,要求派粮。但是一方面上级认为下面有存粮,被瞒产私分了,拒绝放粮,另一方面,中层干部们邀功请赏,虚报自己的地方没有饿死人,将死亡案例当做“浮肿病”应对了事,导致下情不能上达。执意要求放粮的干部,遭到上纲上线的批斗。

拒绝国外援助,但是却铺张浪费地大笔援助外国,穷人接济富人,可笑可叹

实际情况是,各地国家粮库,仍旧存有余粮,如果真放出来,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这些粮食有些在粮库里面积压太久而霉烂掉;根据其他文章和现有资料显示,很多被转调无偿送给了其他国家,当做援外了,以显示中国的慷慨。连我爸爸都知道一个小道消息,就是周恩来将一个援助阿尔巴尼亚的粮食数字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觉得太少,直接在数字后面加几个0,他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的人口,比我们一个无为县差不多,他也不知道每加一个0,代表是多少的粮食,这样的人居然还是最高领袖,简直跟猪一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到很多湘菜馆,和很多农村家里,还有很多中国人居然仍旧对这个人膜拜有加,甚至一些祖先曾经受到迫害致死的后代,依旧捧着那个罪恶根源人的画像名字吹捧尊敬,我不知道这是数典忘祖,还是认贼作父,网络上将这个人当神的,大有人在,实在是让人心寒。在中华大地遍地饿殍的时候,国家粮库拒绝放粮,恰恰这时候却掀起了大规模外援粮食。中国缺粮饿死人的消息传到西方,很多西方国家要求无偿援助中国,这包括我们的死敌苏联和美国,但是都被拒绝,甚至批评他们造谣惑众恶毒重伤,然后造人民安居乐业的假象给全球人民看。加拿大当时有和中国建交,将粮食运到中国,上级不让卸下来,直接转送给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无为当地出了一个大官,在中央都有关系,曾经掌握兵权,当时强行要求放粮,冲击了粮库,最后被批斗。根据其他资料推断,可能是无为籍的省委书记张凯帆。

第四点,很多劳力修铁路,修水库,开矿,大办钢铁,导致劳力缺乏,土地荒芜歉收。

1958年开始大跃进。毛泽东认为,赶英超美的关键是钢铁产量,于是在全国掀起大办钢铁的运动,主要劳力调去炼钢,还有大办水利、修铁路等,于是农村很多地方抛荒。各地起来很多小高炉,炼不出钢,甚至将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和铁质农具拿去熔炼。大办钢铁的同时,还在全国超前地修建各种交通道路尤其是铁路,还有各种水利设施。很多现在看到的铁路和大型水库,加高堤坝,就是那时候建成的。由于缺乏工具和技术,炼铁成效很微,修建铁路和水利也很缓慢,不像现在这么快。农村的劳力被抽调后,农田的活没人干,田地大面积荒芜,造成这3年大幅减产。一方面大幅减产,一方面还虚报高产,一来一去,公社里面没了粮食,大饥荒就更加惨烈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调去修路开矿造水利的劳力又是幸运的,这部分人的粮食虽然也很少,但是还不至于饿死。我爸爸和我叔叔就是这样幸存下来的。

意外的消息,制度的宿命,前苏联30年代也有大饥荒

根据我爸爸的描述,根据一些俄语翻译的转述,修铁路和开矿的一些技术指挥是苏联人,大饥荒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完全撤走。从农村到矿上探亲要饭吃的人,给他们看到了。一些人也将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也给点吃的,当然这是很危险的,是给社会主义中国和当前大好形势抹黑,但是这些还是让苏联人知道了。不过出人意料的是,那个苏联专家说,他本人就经历过苏联30年代的大饥荒,他说你们是从农村一个一个走过来的,当时他们国家的人逃荒,是几个人相互绑着搀扶着才能走,早就饿得不能走了,他还说你们饿得还不算厉害,和他们国家大面积饿死人还差很远,饿死人少,那不是社会主义,你们还会继续饿下去。我爸爸很早就知道苏联老大哥也不是那么光鲜,30年代竟然也有大饥荒,而且可能不会比中国好,这也是很诡异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被宣传的卫星上天的理想国家,中国学习的对象,甚至是仿效的模板,也饿死人,而且更严重,应该预示着中国难逃此劫。以此类推,那么之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70年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现在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朝鲜,也一样大批饿死人,就很容易理解是为什么了。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由于1959年的冬天和1960年的春天就开始饿死人,导致剩下的人体力虚脱,无法正常继续干农活,进一步造成之后连续2年种植面积下降,收割效率下降,粮食产量大幅下降,继续加重的大灾荒的烈度。

第五点,胡搞蛮干,不懂农业的人分管,误掉天时,甚至没有及时收割,晒干,造成极大的浪费。

很多农村的主劳力调去开矿、炼钢、修路、造水利了,那么很多农村的种田人就显得不够专业,尤其是一些政治思想浓厚的人,不懂农业,但是更喜欢蛮干,喜欢“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自己种过田,深知种田要讲究天时。24节气和农历的划分,其实就是农业的基础。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收获,是很精密的,那时候没有大棚,要想一年水稻俩熟,小麦油菜一输,就要准时播种,准时插秧。早了,种子就被冻死,晚了,一年只有一季。双抢的抢收抢种,是老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事情。抢晚了,第二季的水稻就无法灌穗成熟,那就废了。一到双抢,我们老家人就和打仗一般,没日没夜的干,亲戚邻居朋友相互之间无偿帮忙,只是请吃一顿饭,双抢时候,是一年中天气最热,正是三伏天,中午也是不休息的,妇女小孩老人将饭送到田间地头。但是那些政治思想浓厚的大老粗,不讲究这些,政治思想挂帅,该播种时开会,该收获时开会,随便耽误几天,一年的收成就泡汤。很多第二季稻插完了,霜降就来了,于是颗粒无收。根据我爸爸的描述,一些稻晒在圩埂上,下雨也没人收,白白烂掉。政府的船等在河边,为了防止瞒产私分,有一些稻谷刚打上来,带水就被直接运走。而一些稻没有晒干,就放进仓库,造成霉烂。这批败类,也是加重我们那大饥荒饿死很多人的重要原因。

第六点,传统乡土情结浓厚,导致很多人不愿意逃荒,造成饿死人情况加剧。

大面积饿死人,在我们那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在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和大型战争的时候,也绝对没有这样惨烈的高死亡比例,这就造成了我们那的人较少出去逃荒,外地逃荒历史传统较少,这点和安徽阜阳、凤阳的相比有一些差异,和安徽绩溪人喜欢到外地做生意也不一样。后来我到广东潮汕地区,那里也是人多地少,人对老家的眷恋也很深,但是他们有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谋生的勇气,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偷渡,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浮游大海,都无所畏惧,让我好生敬佩。根据我爸爸的说法,我们安徽无为人具有浓重的传统乡土情结,很多人不愿、也怕到外地去。总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的水田,有米吃,有一定的优越感。出去干活,田稍微远一点,看不到自家的树头,就会伤心。解放前一些人在上海赚了大钱,迟早也要回到安徽老家。老家多数人的想法,就是在外面赚了钱,回家多找一门媳妇,多买点田地,然后就可以养老了,没多少人想一直在外混下去。这就是我们安徽无为人的真实想法。也有部分人,一辈子也没去过外地,就是到含山县的运漕镇上去过,县城都没去过,芜湖上海只是说的跟神梦一样,没有亲眼见过。饿死人了,但是多数人仍旧是逆来顺受,几乎是等死,也不愿意逃荒。

第七点,当地政府派人堵住人员外流,导致更多人死亡。

老家的人虽然多数不愿意逃荒,但是还是一部分胆大的,和曾经去过外地的,开始去逃荒。但是一旦逃荒,就带出去饿死人的消息,对地方上的政绩有影响。用现在的话,玷污党政机关光辉形象。于是,各地的“维稳”也就开始了。那时候没有维稳的说法,但是和现在堵截上访的是完全一样的。我想现在的“截访”,就是源自那时。堵截人去逃荒,加大了死亡的数字。按照其他一些书的说法,最后连堵截的人也饿死了,人口就大批逃亡,但是已经比较晚了。我们那里在1959年没有什么公路,但是道路却非常清晰,就是顺着河道走,或者直接上船,就能去芜湖,然后就可以去江西了。

感谢江西,华林胡氏兴盛之地,安徽等各地饥荒百姓避难逃荒之地

江西一直是安徽无为、含山、和县等地人主要的逃荒目的地,因为那地多人少,尤其是山地多,当地人不排斥外地人,政府也接收外地人。说到这,我真的好感谢江西人。我们华林胡氏先祖就起源于江西奉新(也有说是高安,在两县边界),大兴时期也是在江西,每次遭难,历史上每次逃难,躲避逃荒的地点也是江西,连现在我家,也是两度去江西,真是没有江西就没有我们胡家。1983年冬天,我10岁,随我哥哥在江西短暂讨饭,江西人多数比较慷慨,不像现在讨饭也很难,这里我再次感谢一下江西人,在全国各省人之中,江西整体民风要好得多。江西当时的宽松政策,不但是安徽人的避难逃荒之地,这里也收留了来自河南、湖南、湖北、四川、浙江等地的饥民。

第八点,独特的圩区平原,冬天缺乏野菜等,导致生存更难。

很多对存在大饥荒饿死人事实提出异议的人这样问,为什么不吃各种野草,和其他东西,有饥饿,也不一定会饿死这么多人。我为此问过很多各省很多地区的人,各地饿死人的程度不尽相同。除了各地政策执行的差异之外,地形对饿死人的烈度也有一些影响。各地都觉得安徽讨饭的人比较多,这是因为安徽水灾确实比较多,山区人虽然不富裕,但是也饿不死,平原圩区平时是鱼米之乡,一旦水灾,就非常严重了。在山区,山比较大,人比较少,大饥荒来了,山上树木野草动物多,总是能找到代食品,所以饿死人的比例较低。而平原圩区就大不一样了,到了秋冬,田地里面的东西收干净,偷都很困难,水塘里面的水草都死了,草也不长,树皮也干枯了,就更容易饿死人。多数是夜晚去偷公社小麦的秧子,和韭菜的感觉差不多。平原地带,到了冬天,就是绝望。即使是偷,圩区平原,没有山区的地形树木掩护,也很容易被抓到,一眼就能看很远,躲都没地方躲。我们家乡独特的圩区平原环境,使各种“代食品”也很少,而且逃到山区的路也远,首先就要过河。所以导致饿死的人,比山区更多。

在其他一些书里,说山区比平原饿死人多,饿死人多人少我们且不论,究其更容易活命,我私下里认为山区还是容易些。说山区更容易饿死人,可能是哪里这个政策执行更久,或者是石头山和荒山,而不是平时见到的有绿化的山,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第九点,此前经历过若干酷烈的政治运动,导致各级领导和基层农民有深深的恐惧,不敢反抗,坐以待毙。

饿死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之前已经经历了残酷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枪毙了很多民国时期的农村管理层和富有者,因为给他们套上了“国民党残余试图复辟”,“大地主恶霸”的大帽子,随之而来的还有划分成分和反右派,让知识分子和农民都深深恐惧,集体丧失了反抗的斗志。三反、五反,主要是借助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口号,划分成分和打成右派,就是借助人为地将社会割裂成各个阶级,激化矛盾,鼓励那些曾经的无所事事的懒汉暴民、现在说成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走到前台充当打手,将各种土匪、前国民党、民国时期的政府公职人员(包含更多的非国民党)、日伪军整体镇压,避免他们反抗。这个活动,现在官方承认扩大化了。其实,这个扩大化我看是有意的,是要借助这个托词,将独立的良心知识分子、和乡村自治的领袖士绅,这些原来社会建构的核心抽离掉,才能建立新的政权和他的威慑。

借助一个口号,打掉消灭真正反对者,今昔相比,何其相似

那些走上前台的打手,就像现在农村的治安联防队员一样,就是社会混混和渣滓选出来的,就像现在城市里面粗暴执法蔑视人权的城管。借助一个口号,实行另外一个目的,是这个做法的核心,就像现在网络扫黄打非,我看那黄色网站基本没事,非法诈骗还是密密麻麻,电视购物和广告诈骗明目张胆,但是就是要用“扫黄打非”的名义,去封锁政治越界的网站,像谷歌、维基百科、牛博等,就在这些口号下,成为牺牲品。用传统的话,就是杀鸡骇猴,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就是引蛇出洞。农村士绅和城市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甚至大批作为反动派镇压后,良心就消泯了,罪恶就再也没有反对派出现。这是形成大饥荒当时却很少反对消息和反对力量的原因,甚至这个极端灾难竟然延续三年之久。

第十点,制度之祸,执行错误政策的整体,每个人都怕自己担负责任,缺乏反省机制

执行一个政策,仅仅靠一个人发动,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一定是一个团体、一个执政党的共同政策,这是极权制度的必然,将所有人的责任推给毛泽东,那也是不对的。于是每个人都怕自己负责任,所以敢于推翻这个政策的人很少,导致延续3年,四川是5年多,最后导致死亡数字继续加剧扩大。共产党的体系,是层层向上的金字塔权力结构,在每个阶层,也是需要服从多数的,只是有时候多数人的意志,会被少数更强势的人的威胁所绑架。用我们家乡人的说法,“他们是一起的。”共产党人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实这在体制内,前者很容易,后者不可能。很多干部本身就是种田的,那些亩产万斤谎言这么简单,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和死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极权制度导致他们不敢说,即使这个谎言被拆穿了,也要尽力减淡、转嫁,或者继续封锁。

制度之祸,本文主要诉求的核心,民主与专制的抉择

一句老话,民主也有不好的,但是民主有不断纠错进步的机制;专制也有好的,但是专制一个小失误,就能害死人,尤其是专制没有自己纠错的能力。如果不是中国文化中有人命大于天、民本思想,如果1959年不是离1949年很近,那么这个灾难可能更大。如果不形成民主机制,不彻底反省,这个不但导致饿死更多的人,也会导致后面各种灾难的接踵而来。后文我还要对此进行分析,这也是我写本文的主要原因。关于其他更深层的原因,如中国文化中的弊端,马列斯毛极权共产主义的本质等,我想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不加以深入阐述分析,留待其他人去挖掘探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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