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幸福在哪里?

2012-07-01 02:11 作者: 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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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大陆人心大乱的今天,“幸福在哪里?”的问题令人茫然失措,紧盯红尘利益,心灵在奋斗中焦虑,信奉“人是兽类”的邪念,“你死我活”地争斗不休,互相营造“他人即地狱”的陷阱。宋朝以来,中国道家为我、保真的“田园之乐”,墨家兼爱、非攻的“幸福观”遗失,儒家“培育圣人”的教育目标落空。欧洲却以理性超越了为家人活着的念想,公民法制对应公共利益。幸福在哪里?在于中国人心灵升华认清中共的本质。

幸福在哪里?被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触动心灵之后,白岩松提出这个问题。

梁漱溟在书中提出人类三大问题:第一步解决人和物的问题(不普遍贫穷),第二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不大规模征战),第三步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白岩松由此想到1980年代这30余年的改革,温饱、小康后,以前企望面包的幸福感消失了,代之的是中共喊“和谐”的口号,而和谐口号面对的是“整个人群”的抱怨、焦虑和不安:人心大乱。

白岩松说的这个“整个人群”不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特指人民币流通的中国大陆。幸福在哪里?这个问题,是白岩松代表我们提出来的。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代表。

我们所以被代表,是因为从父辈、祖辈起,几代人被中共剥夺了自由思想、说话和歌唱的权利,久而久之大都丧失了自由的想、说、唱的能力。我们被共产党引领着战天斗地整人,心灵充满恐惧和敌意,害怕中共制造的灾祸降临到自己身上,看周围的人(无论贫穷和富裕、无论坏人和好人)都视为自己的敌人予以仇视、憎恨、妒忌,失去了信神、道、佛而仰望天空以沉思、忏悔、祈祷的谦卑,双眼紧盯世间:眼前具体和现实的票子、房子、车子、位子等,一旦得到便是贪婪或失意,最后心里只剩下物质欲望,不再有领悟顺其自然的大智慧

没有了知足常乐、无欲则刚、无私奉献的品格而事事计较,房子想更大的、工作想更好的、钱想更多的,人我之间互不信任,心灵在奋斗中焦虑、郁闷、烦躁,无法感受到幸福。

幸福在哪里?大陆多数人没有了中国人的思维。记得已故作家王小波曾经有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讲述一只猪反对生活被设置的故事,由此表达王小波的幸福观:幸福在于个人“特立独行”的自由言行,即西方公民法权给的幸福观:我行我素。否则人不如猪。这甚至可以追根溯源到赫拉克利特的类比:肉体的快感如同“牛找到草料吃”时的幸福感。人从“万物之灵”的高位跌落到“高级动物”的低位:跟狐狸豺狼比狡诈、比狠毒,从此便不再有德谟克利特所说“在于神明的灵魂上”的精神诉求,也没有伊壁鸠鲁体悟到的“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困扰。”更无苏格拉底所说的思想智慧:“善就是知,知就是德,德就是福”。

苏格拉底口述“爱智慧”的“知、德、福”人生哲学。学生柏拉图改良为“知、德、善”:即“求知、修德、行善”,晓得“智、义、勇、节”四德后不空谈主义,而是切实履行“智、义、勇、节”的中庸之道,使灵魂达到“至善”之境(我的理解是沐浴在神赐的灵光中)。与此同时,希腊的犬儒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身体力行禁欲主义,大约800年后被罗马帝国基督教推广,形成由基督教神学(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奠基的理性主义的幸福观:人的幸福,不是对财富、名誉、权力和肉欲的享受,而是魂归天堂的修行过程:热爱和信仰上帝。

欧洲新教由此推导出劳动致富、公民权利的幸福观:天道酬勤,财富神赐,感谢神恩。这为近现代科技工业文明提供了宗教和伦理的解释。期盼基督再临审判的教徒有了“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的理想。欧洲人不再禁欲而盼望魂归天堂,日趋关注红尘幸福,以公民法权保障个人利益,以法律制度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限制党派、宗教和政府欺压个人和人民的强权,中世纪权贵“财产、虚荣、奢侈”的庸俗生活被遏制。权利保障下,公民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而我行我素,这种人生观既不在中国华夏诸子百家之内,似乎也不在印度各宗教派别之中,在犹太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中也见不到,倒是可以从昙花一现的中华战国的杨朱思想,以及希腊巴库斯教、奥弗斯教(巴库斯新教)、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神论和泛神论哲学、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之外的基督信仰的统称,简称“新教”)中见到踪迹。欧洲人在文艺复兴之后盛行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多数人的幸福诉求没有民族、家族了,个体心理出现,“他人即地狱”的陷阱形成。心理学家成了现代教父,治疗人的心病。

道家导引自由自在的田园劳作生活:返朴归真、知足常乐、诗歌(散文)抒情。尸子(据说教过商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还有“市贾不二”),杨朱倡导特立独行、顺其自然、天下为公的“为我•保真”之术,反对德行齐家、礼法治国的儒家传统,反对墨家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社会理想,倡导他人与自我不相损、不相侵、不相给地重生:“丰屋、美服、厚味、姣色”。儒家则基于家庭重于个人的小农经济环境,导引以仁、义、礼、智伦常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以“礼为主,法为辅”治国,拨乱反正平天下,犹如杜甫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古代,儒家的人生幸福诉求比道家更能普及和持续。

墨家导引兼爱、非攻,以及尚贤、节用、俭葬、非命、天志、明鬼等国民思想,主张君臣人格平等、父子互爱慈孝、兄弟相爱和调,倡导诸侯相爱不兼并,主张选贤为君唯才是举、节约、俭省生活和安葬费用、勤奋劳动不能怠惰、贤明君主代天行政、明察鬼神之有而不敢作恶。墨家的人生观可谓“民人幸福观”,反对君臣、商贾把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

大约1300年后,中国宋朝程朱理学也出现了希腊晚期的禁欲主义,却没有犬儒学派苦修基础上的节俭,也没有斯多葛主义的“世界只有一个政府”、“人是宇宙公民”的思想。儒家理学培养君子升级为“培育圣人”,主张:“圣人之志,只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宋朝以后人欲递增,理学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镇不住寡妇情,很难做到。

佛教从两汉之交传到中国,传播正见:人生即痛苦,根源在于人的贪欲和嗔念、痴念。佛教以入空门做和尚、当尼姑的方式,让男女在与红尘隔离之中苦尽甘来而忘却烦恼,死得宁静安详。日本佛教徒池田大作说:“幸福在哪里?绝不是在彼方,就在人的心中……”

道家、儒家和佛家,都教人做好人,从心上感受幸福。但在中国大陆,我们今天因中共邪恶改造而敌视传统,野兽般活着,山寨国坏人统治好人,幸福从心中丧失。中共伪善,作恶害人。幸福在哪里?在于中国人“心灵升华”,认清“党是恶魔非妈妈”的本质而离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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