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调查(组图)

《为了老家的那块田地》

2012-11-10 12:10 作者: 余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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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到荥经县,调查荥经惨案,20多天,跑了8个乡的8个乡镇、15个村庄,采访了荥经惨案幸存者83人。

我将整理并陆续发出采访记录,争取在年内出版《大饥荒死难之最:荥经惨案幸存者图集》。

石明香原荥经县宝峰公社联明生产队社员。荥经惨案中一家5口,饿死、因饥饿致病死4口,剩下她为孤儿。

1959年9月,荥经县“更大跃进”运动中,刮起反“瞒产私分”的“十二级台风”。她父亲石炳阳为联明生产队队长,因报不出公社领导认可的“高产”,受到批斗,并打入伐木队“劳动改造”。1959年底,饿死于伐木队,时年60多岁。1960年~1961年,其50多岁的母亲、和两个弟弟(一个10岁、一个12岁)饿死。


石明香在数她家死亡人口

刚收到荥经朋友发来的一篇文章,好惨!特发出在本博,与朋友共享心酸!

为了老家的那块田地王文灿

一九四八年,父母把我们从县城搬回老家黑羊坝,为的就是保住高粱湾河对门的小堰头那三亩贫瘠的河滩田。

三十多岁的他们,几年都总是种不好庄稼。耕田耖耙时,只听到脚下哗哗的石头声,泥脚只有足背深厚。禾苗常遭病虫害,靠的是打虫教,就是用一截竹片或豆杆,上面夹着一张盖有大红印章的寺庙的神符,插在秧田中央,说是害虫就死了。到头来还是病、成光桩桩。

欠收还是欠收,只有边边角角收点粮食。毛狗洞的山坡地又高又远。周围都是荒地,土壤瘦骨骨,连草都长不好,收获前常被鸟兽等动物糟蹋。收成的玉米,大多数都是些鸡脑壳。那时只有靠农家肥,到头来还所收无几。

人们常说“养儿养母,做庄稼靠土”。有些人家泥土肥瘦不一样,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我家的收成一般,只能是无灾害的30%到50%,最好时也没有超过70%到80%。

实在交不够粮食

一九五四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把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户口截然分得一清二楚。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农业户口想转为城镇户口,比登天还难。两种人群明显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待遇。城镇户口享受着旱涝保收的政府定量口粮供应,而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粮税负担逐年加重。上边规定的公粮购粮任务卡得相当严,追交的也逼得非常紧。

每年县上派出许多干部到农村基层,与当地的乡村干部一起,对各家的田地进行估测评定产量,从那年起评测的产量总是比实际收获高得多。

一天,一个脸上长有天花留下疤痕的干部,来到我家,他姓巨,大家背后都叫他巨麻子。他跨进门槛站在搭脚石上,左手叉在腰间,凶巴巴瞪着眼睛,狠狠地说:“三天之内必须把通知上的公余粮交清,不得少半斤四两,只能超出。”

第四天深夜,他又来,边吼边骂。我醒来吓得直哭,七岁的弟弟和三岁的小妹,在被窝里不敢出声,父(王怀英)母跪在地上跟他下话,巨威风得意的样子,哪里肯听,后来叫父亲和我把剩下的一点点粮食全部背到开善寺仓库,天就亮了。

第二天父亲被叫到村上,硬逼他把还未交够的交清。天哪!哪里去找粮来交?整到下半夜父亲才回来。全家大小一直哭到天亮。以后日子怎么过?

开头每人还吃到一个不大的烂玉米馍馍,乌黑的没有粘连,拿在手中就垮。母亲对我们说吃得下去吗?父亲不说话,一声接一声的叹气。我的泪水湧出了眼眶,那天我就辍学了。

未经审判定的“罪”

那是冬天的一个晚上,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叫父亲到张底下张赵氏家去一趟,语言有点沉,说完立即就走了。父亲预感一定有事情要发生,母亲就叫我一同去。

一进张赵氏家屋里,昏暗的油灯下是一张恐怖的脸,屋里就三个人,静得可怕,连呼吸都听得见。隔了一阵子,那人说话了,我吓得浑身直抖,什么也没听清,后来尿也流在裤子头。多一夜才和父亲回到家。除了小妹睡着了,其余的又哭到天明。后来才知道那天晚上给父亲定罪,是说实话的罪,并戴上了坏份子的帽子。

此后,父亲经常给乡上、村上送通知,都是晚上才来喊去的。不管刮风下雨都必须按时送到。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远是四岩沟、虎岗村的各个组。近的是小古城、蒲家山等。下雨路滑,火把有时会被雨淋熄。我替父亲送过三次,一次是父亲发高烧爬不起床,另一次是他到后山背煤炭,扭伤了脚开不得步。还有一次是被斗争回来,睡了两三天,确实走不动。在劳动的过程中,脏活苦活难活就留给他。

“三面红旗”下,大战钢铁时,有个晚上叫他送通知到花楸坪。那里是烈太乡最高最远的山上,回来都半夜过了。天上一直滴滴嗒嗒下着雨,说炼铁炉上没有燃料了,又强迫他去关王坪背黑炭(路过花楸坪,才走一半路),人受得了吗?

随时都会被人整的年代,斗争一天比一天加剧,整人的花样不断的翻新,世道为什么这样疯狂与恐怖?前程渺茫,让人感到没有一点希望,留给我们家的只有失望与绝望,被整的滋味和痛苦,只有受过整的人才知道,那些享受“与人斗,其乐无穷”刺激的人是无法理解的。

五五年到五七年间,我常常在外,一回家便听到母亲说,你父亲快受不了了。一天他去唐包上砖瓦厂做工,同他常在一起干活的蒋松廷没有来,父亲便问:“今天老蒋怎么没有来?”当天晚上便遭到残酷斗争与毒打(说他盼望着蒋介石归来)。

凡被冤枉的事,你不承认就狠狠地整;说是坦白从宽,若违心地认了,就是真凭实据,整得更凶,特别是“三面红旗万岁”时期,一回家就见到母亲哭。不断的难以承受的劳累和被斗,致使父亲身上的旧伤痛还没有好,又添新的伤疤。这使我不愿回家,星期天和上学外的早、中、晚课余时间,我一空就去帮人家担水做炭巴,或到东方公园木材公司捞木头。有时背百货到石滓乡,当天又背山货回城,或到煤厂用鸡公车推炭挣钱。

我在学校欠了一笔伙食费,学校给我一张助学金申请表,叫我拿回公社盖公章,公社副书记王秉才接到表,恶狠狠瞪了我两眼,在表上写上“坏份子子女,决不解决”,还痛骂了我一顿。

一九五九年的秋冬时节,我好久没回过家,家在五八年强迫搬到新房子(地名,不是新居),原来的地方用作公共食堂。

五九年下半年,因那里要办医院,又被撵到银匠铺最破的两空小屋。面积窄小,一共不到15平米,地面潮湿,光线黑暗,屋檐伸手就能摸到瓦片。一回家,看见已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父亲,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住地离管理区(也是食堂)的地方只隔一个田,约五六十米,

有一天晚上听到父亲那撕心裂肺的叫声时,我们的心在流血,母亲的泪干了,精神也快崩溃了。

后来听到一位同我年龄相当的表姑说,整你父亲是王秉才,他不但指使其他几个黑心的积极分子,还亲自动手。在长盛店的大天井中,放上一张方桌,方桌上面摆上一条晃动的长板凳,然后把父亲弄上去跪着,头上还顶一碗水。只要水一倒,就是一顿毒打,然后再重来。从那天后,我就再也没回去过。最后见到父亲时就是惨死的那一幕:

当年冬月的一天,一得知父亲死讯,我立即从学校赶回家(学校离家约七、八里)。家门小半开着。那间不足七平米的屋中放了一张简陋的床和一条桌子,基本上就没有多少空间。靠墙的火炉子,已经好久没有使用了(因不准谁家烧火生烟)。一个盛水的沙锅也是空的,家里凡能下肚食物,连豆粒大的东西也一点都找不到。父亲已经死去几天了,头搭在床边上。

我走进隔一层壁头的另一间,母亲和小妹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叫了一声“妈”,我从来没有过的那种伤感,和着辛酸与泪水淹没了我(每当我想到此,特别是用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伤心悲痛和泪水也同样一涌而来)。

母亲轻轻挪动一下,我用耳朵贴近她的口边,听到她说:“你伯伯(父亲)好惨啊,他哭了一整天多,才用剪刀,去剪自己的舌头,剪了好几次都没有断,叫唤得好凶,最后叫不出来了,却过好久才死的。

他受的罪,挨的打,我们几娘母都没有见到过。白天逼着去做活路,晚上就弄去斗。隔了这样远也听到他挨打叫唤的声音。最后一次是被两个人架着拖走的,天都快亮了才爬了回来,倒在门槛上,好不容易才把他扶上床。好多年他就没有吃过一点好东西了。”

走到父亲身边,他鼓着眼睛,头斜在一边,舌头大半截掉出嘴来,我随即反复向下抹闭他的双目。看到他那冤屈而痛心不甘之状,我流着泪喃喃地说:“伯伯,你解脱了,放心去吧!”然后用力撬开他的嘴巴,把只有一线线还未断的舌头塞进他的口中,摆正了他那已经轻得多的遗体。

第二天,请了王文壁大哥简单做了个盒匣子,王履玉公爹和王文炎、王文安、王文光哥等也来帮忙,送上山算是葬了。但是后来“农业学大寨”又把他的坟挖了。

我家的遭遇就有这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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