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提升了中国人的道德水平吗？
——评中共的改革开放之六
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大发展，道德却大滑坡。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已然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位。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精忠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等传统美德不但日渐式微，甚至荡然无存，而金钱至上、私欲横流、坑蒙拐骗、以强凌弱、诚信缺失、假话流行、贪污腐败、索贿受贿、良知泯灭、寡廉鲜耻、人伦颠倒等歪风邪气却日甚一日地充斥着社会的每一寸空间和每一个群体。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题记
一
佛山，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现代化程度居全国领先地位，经常被大陆媒体作为改革开放的样板之一加以报道。然而，2011年10月13日发生在这里的小悦悦事件，却使这个城市意外地成了人们对当代中国道德现状进行聚焦的目标。
那是一个与往常一样的日子。当天下午，两岁幼童小悦悦正在位于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家门口的巷子里独自玩耍，不料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她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随即从她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大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小悦悦身上碾过。
之后，还有呼吸的小悦悦孤零零地躺在路边。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随后，又有两名路人从小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小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小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10多位路人从小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都只是看了看，没有人援手相救，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就这样，先后有18人从小悦悦身边走过。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出现，才上前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找到她的妈妈。10月21日零时32分，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后离世。
18个大人眼睁睁地看着被撞到碾伤的小悦悦却无人援手相助，一个垂危的年幼生命就这样被无情的司机和冷漠的路人弃于极度的危险之中。此事被媒体报道后，随即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舆论狂潮。人们在问：“如今的中国，老人跌倒不敢扶，小孩被碾没人救，中华民族怎么了？？”
无独有偶。就在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不足一个月，针对此事的舆论还未停息之际，四川省内江市又发生了一起小悦悦事件的翻版。不同的是上次受到伤害的是一名幼童，而这一次受到伤害的则是一名老太太。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11年11月2日晚，四川省内江市一名老太太过马路时，被一辆越野车撞倒，司机逃逸。随后一名出租车司机路过事故地点，再次碰撞到受害者，涉嫌二次碾压。当晚，被撞老人不治身亡。交警部门通过查看监控视频证实，事故后一分多钟里，并没有行人围观，但因为是入城线，车流量较大，此期间有多辆车经过，但都没有停下。
前一次，面对倒在血泊中的小悦悦，多名过往行人选择了袖手旁观，最终小悦悦遭到了二次碾压。这一次，面对被越野车撞倒的老太太，尽管期间有多辆车经过，但司机们同样选择了视而不见。两起事件最大的共同点都在于路人的冷漠。
其实，类似的场景在小悦悦事件之前便早已屡见不鲜。远的不说，仅2010年被媒体报道过的类似事件就不乏其例：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78岁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区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儿子肖先生外出时发现，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额头磕破流血，鼻子紧贴地面，已没了呼吸。
2010年7月，在广州白云区石井白云湖，两名男孩结伴游泳时溺亡。记者重访现场时找到了死者的几名老乡，据其中一名当事老乡表示，两名男孩遇险时曾有七八名附近五金厂的男工人路过湖边，她曾两度向对方呼救，但对方始终不肯帮助，以致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
2010年11月，从超市购物出来的顾客发现有位老人卡在了护栏中。听到呼救，负责在护栏旁看车的周女士和路过的行人都聚拢过来，纷纷拨打110和120。面对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经想上前搀扶，但却被周围的人劝阻了。就这样，老人被卡在护栏里足有十多分钟，众人虽距他只有一步之遥，竟无一人伸出救命的手。当120救护车赶到的时候，老人已停止了呼吸。
2010年11月，一名婴儿被丢弃在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的街头。4天中居然没有一个路人去关心这个可怜的孩子，最终寒冷的冬天带走他鲜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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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救死扶伤，一直都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优秀美德。但小悦悦事件以及发生在其前后的一连串类似事件，却完全颠覆了它们，从一个侧面清晰地折射了当下中国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沉重现实。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修身重德著称于世。然而，改革开放30年，经济大发展，道德却大滑坡。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同时，国人的道德水准已然跌落到了历史的最低位。环顾今天的神州大地，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救死扶伤、勤政爱民、精忠报国等传统美德不但日渐式微，甚至荡然无存，而金钱至上、私欲横流、唯利是图、坑蒙拐骗、吃喝嫖赌、以强凌弱、诚信缺失、假话流行、贪污腐败、索贿受贿、良知泯灭、寡廉鲜耻、人伦颠倒等歪风邪气却日甚一日地充斥着社会的每一寸空间和每一个群体。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
二
与毛时代相比，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官员既没有精神信仰，也缺乏社会理想，“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权力贴现主义是他们唯一的行动指南，由此导致官员群体私欲空前膨胀，官德大规模沦丧。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危机正是以此为开端的。
官德沦丧首先表现为贪权。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官员，无论古今中外，没有不崇拜权力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共官员尤其如此，因为权力不仅能给他们带来地位，而且能够直接转化为金钱。为此，他们总是挖空心思不遗余力地往上爬，甚至不惜直接用钱买官。从农家子弟成为地方高官的原中共镇江市委副书记陈耀南便是一个典型。陈在镇江工作了19年，一心希望升任该市市长，却苦于朝中无人。为求疏通中央组织部，秘书主动为他托人奔走，付了130多万元人民币和4万美元给自称是中央要员的骗子，成了官场《假如我是真的》骗局的最新版本。
官德沦丧还表现为贪钱。为了捞钱，许多当官的从收受礼物发展到大笔受贿、索贿甚至敲诈，最终官德尽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如陕西神木县原副县长高晓明受贿241万元，一审获刑12年。他在万言悔过书中称，对于送礼的人，自己由开始的拒绝接受到后来的来者不拒。收受钱财多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江西婺源县原县长杨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杨峰对金钱的贪婪近乎疯狂，开口就向私企老板索要上千万元。他恬不知耻地对客商说：“你在婺源发了财，不对我表示表示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
官德沦丧的另一个表现是贪色。当今的中国官场，包养情人、“二奶”成风，许多人对生活腐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妇，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不能自拔。中国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教授调查发现，中共官员腐败60%以上跟包“二奶”有关系，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云南省省长李嘉廷、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中国石化董事长陈同海、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等高官莫不如此。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官员滥用权力，法为私器。近年来，民众因散发短信批评地方领导，或者散发材料检举地方官而获罪的事例层出不穷，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书案”等。不只是普通民众，连一些记者也遭到了官员的强力“阻截”。前不久，《经济观察报》就有一名记者因报道某上市公司的负面消息，被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为名在网上通缉。更早之前，甚至还出现过辽宁西丰县委书记让警察进京抓记者这样的例子。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当官的官气熏天，横行霸道，无法无天。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猥亵11岁女孩后非但不道歉，还大骂群众“算个屁”。“我是县委书记，是一把手，老子不怕！”2005年10月4日晚9时许，长沙市望城县委书记王武亮酒后驾车被两名交警制止后，当着围观的上百名群众口出狂言。随后，他与交警以及赶来处理问题的民警发生“肢体冲突”。陕西淳化县3名局长，乘坐挂警牌车辆通过收费站时与收费站工作人员发生争执，竟大打出手。更有甚者，有的官员竟然为摆脱情妇纠缠而行凶杀人，或为一己私利，动用黑恶势力加害同僚。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官员谎报虚夸，欺上瞒下。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有些官员面对群众的质疑，张口说谎，故意夸大、编造或者隐瞒事实真相。有些官员为了向上爬，大搞浮夸虚假的政绩工程和数字游戏。欺上瞒下竟然成了他们常用的工作手法和生存秘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便是这种生态的生动写照。
因为官德沦丧，许多当官的不仅千方百计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寡廉鲜耻地攫取一切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独立评论人袁剑先生曾以官场中的文凭热为例说：“从90年代之后中国官员文凭造假中，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种贪婪已然达到了何等病态的程度。浏览一下当今中国官员们的简历，大多数人将会产生一种中国已经普及了博士或者硕士教育的错觉，因为他们不是拥有博士就是拥有硕士头衔。但知情人知道，这些头衔不仅（绝大多数）是假的”（注1）。
总之，如今的中共官员可以说烂得已经没有人样了，许多人人格之低下、言行之龌龊，早已突破了文明的底线。在老百姓眼里，“共产党的官没一个好东西”，许多贪官甚至连妓女都不如。
三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别是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高发的严峻形势，中国总理温家宝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企业家应该流淌道德的血液”。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之下，这句话其实可以反过来解读——中国企业家的身上普遍流淌着不道德的血液。
事实确乎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家在自身财富和社会地位快速增长提高的同时，其应有的道德素质和社会责任感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不断下滑，许多人利欲熏心，唯利是图，为了发财，不择手段，职业道德荡然无存。逐年攀升的企业家犯罪曲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2009年出版的《法人》杂志曾经刊登过学者王荣利的一篇论文——《中国企业家犯罪基本情况统计与分析》，这篇文章专门研究了从1990年到2008年被媒体报道过的221位中国企业家的犯罪案例。他们中既有国企企业家，也有民营企业家；既有非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者，也有上市公司高管或者实际控制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身价数亿数十亿的富豪，也有身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社会知名人士。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家犯罪现象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和发展趋势，特别是自1997年至2007年的11年间，这一趋势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2007年企业家犯罪的人数竟然是1997年的13倍多。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道德沦丧，是与诚信缺失、欺诈成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石，诚实守信理应是企业家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然而，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却见利忘义，弃诚实信用于不顾，利用合法的合同形式，欺诈他人，谋取不义之财，甚至不惜以身试法。
据《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披露，民营企业家不但多因诈骗犯罪，这种现象而且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报告显示，在当年109例民营企业家被初步确定或判决罪名的案件中，除了17例“涉黑”案外，其余92例中的41例，都是合同诈骗、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等各类诈骗罪，占近一半比例。在当年“落马”的十大民营企业家中，有五成涉嫌骗取贷款、欺诈发行股票和非法集资等。另外，在2010年度，民营企业家各类诈骗案只有19例，到2011年却一下上升到41例，增涨了1倍多。
行贿受贿是当代中国企业家道德沦丧的另一个突出表现。
《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显示，行贿是民营企业家最主要的犯罪表现之一，在他们所犯罪名中排名仅次于诈骗罪，列第二。
在行贿的民营企业家中，既有“黑社会老大”之流的企业老板，如原沈阳嘉阳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庸、原福州凯旋(中国)集团董事长陈凯、原江西联达实业有限公司总顾问熊新兴、原大连冬士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冬海波等，也有全国各地所谓的“首富”企业家，如原欧亚农业董事局主席杨斌、原农凯集团董事长、“上海首富”周正毅、原上海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公路大王”张荣坤、原乐山东能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德军等人，还有“走私大鳄”原厦门远华集团老板赖昌星、原深圳市惠威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改清、原湛江技术开发区中正贸易公司董事长李深等人。无论“黑社会老大”，还是各地“首富”，或者“走私大鳄”，他们都热衷通过行贿手段腐蚀拉拢政府官员，以此获取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巨额利益。
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万科董事长王石曾举例说，2003年10月，在云南弥勒举行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主持人问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谁敢说你们没行过贿？没有行贿的请举手。”结果，在座的老总开始时你看我，我看你，过了一会儿才有人举手，举手的姿势很缓慢，像做贼心虚似的。最后举手的仅有五六位。可见行贿之风在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已盛行到何等地步。
如果说在当代中国，行贿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家，那么受贿的大多是国企企业家。来自《2011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的数据表明，国企企业家多因行贿犯罪，在国企企业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例中，行贿罪占了一半左右，名列第一。迄今为止，在受贿的国企企业家中，前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是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受贿金额最多的一个。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事长的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转让土地、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1．9573亿余元。陈同海因此被判处死缓。
当代中国企业家的道德沦丧还表现为对消费者的肆意坑害。
相比较而言，传统社会也有奸商，但他们至多是缺斤少两，但现在有些企业家黑到什么程度？为了牟利发财，他们不但明目张胆地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甚至连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都不管不顾，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根源即在于此。
被称为“毒奶大王”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便是黑心商人的一个典型。在她的的领导下，号称中国奶业三巨头之一的三鹿集团为了牟利，在明知三聚氰胺可以致人结石乃至死亡的情况下，居然明目张胆地大量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奶制品，结果导致全国大量婴幼儿患肾结石。最终，田文华本人因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四
古往今来，知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的代表，不仅承担着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而且自身就是一个民族道德高度的典型标志。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普遍堕落的时代，知识精英的堕落可以说是终极性的。
毛时代，在中共的极权控制下，中国的知识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沦为了政权的附庸，丧失了应有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党内开明派掌权期间，他们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复，其理想主义的改革激情，敢于针砭现实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意识，特别是在六四民主运动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现，均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惨案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权力市场经济蓬勃兴起之后，面对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生性懦弱的中国知识精英再度集体缴械，不仅普遍丧失了应有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而且迅速沦为金钱和物欲的奴隶，其道德沦丧的速度之快着实让人震惊。
这种道德沦丧首先体现为知识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夸张地说，如今的中国知识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就像有人讽刺的那样：“都是一些圈养的狗，没有人格只有狗格”。
毛时代的知识精英尽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们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大都是真诚的。因为受蒙蔽，他们对于自己为之效力的那个政权和那套意识形态不仅深信不疑，而且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现在则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辈们的那种蒙昧状态，他们的内心深处不但不认同现政权，许多人甚至还相当讨厌和痛恨它。说到底，他们之所以要违背自己的情感充当现行体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妆师，纯粹就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利。
象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压和经济收买下，他们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复存在。凭借自己的聪明，他们很清楚，身处眼下的这个社会，要想出人头地，“混得好”，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为大权在握的中共卖命，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为其抬轿子，否则，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个人样来”。如果谁还敢与它作对，那别说前程，就连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最终选择了投靠和投机，选择了放弃良知责任换取功名利禄。
改革开放的这30多年里，每当中共有什么重大决策出台时，或是遇到什么重大难题时，这些御用化了的知识精英总会不失时机地跳出来，为自己的主子摇旗呐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帮着中共忽悠民众。
例如，当社会大众对腐败极度不满时，精英们站出来解释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说：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认为：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要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当老百姓对贫富差距拉大议论纷纷时，精英们又站出来发言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争辩说：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张维迎提出：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观点更妙：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则打马虎眼称：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知识精英的道德沦丧还表现为他们的市侩化。
六四爱国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中共一方面收紧了一度有所放松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则有意识地打开了一向紧闭的金钱物欲的大门。反映到知识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们由于恐惧而纷纷缴械，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权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引领他们为了私欲而向金钱投降，迅速沦落为物欲的奴隶。
形象地说，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级市侩。如果说当官的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把权力变现，那么他们一门心思琢磨的则是怎样用知识换钱。从前，他们把高尚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视为匕首投枪，当成武器；现在，那些知识被改头换面重新包装后，变成了他们在市场上拼命兜售的商品。什么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什么读书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当成了一叠废纸。只要能捞到钱，他们可以不择手段，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金钱，根本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轻易地俘获了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历史上最难攻克的堡垒：独立与自尊。为了满足对金钱和物质的贪欲，他们甚至连起码的廉耻都可以抛于脑后，完全堕落到了丑态百出的地步。
袁剑先生在《奇迹的黄昏》中谈到中国知识精英的市侩化时曾举例说，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
所谓斯文扫地，不过如此吧！
五
古往今来，教师始终肩负着教书育人、培养下一代的重任，在人们眼里，一向有着很高的道德声誉，被尊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改革开放后，大陆教师队伍的精神面貌却发生了惊人的倒退，师德败坏的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愈演愈烈，严重损害了教师“为人师表”的形象。以至于许多人都在问：“教师，你怎么了？”
师德败坏最突出最普遍的表现莫过于以权谋私，吃、拿、卡、要，而首当其冲的则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
广东省检察院曾公布过该省2009年度反贪“十大精品案件”，英德市原教育局局长赖来新受贿66.5万元一案即为其中之一。据媒体报道，“赖来新利用职务之便,先后多次收受校服供应商、建筑商的贿赂共计人民币66.5万元。该案涉案人员多、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是系统案件、商业贿赂窝串案的典型案例。由于办案人员正确贯彻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严惩主要犯罪分子的同时促使近百位涉案校长投案自首。”这不免让人震惊！区区一个县级市，学校不过上百所，不仅教育局长带头受贿，手下的近百位校长而且一同跟着捞钱。这样的丑闻，除了当今的这个改革开放时代，哪朝哪代有过？
当领导的如此以身作则，普通教师能不跟风效仿吗！如今，学校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变相向学生或家长索要财物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人们对此也都见怪不怪了。辽宁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鲁昕曾在该省2004年3月30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披露，仅当年头3个月里，他就陆续接到了二三十封中小学生家长的信件，反映的一概都是学校老师的师德问题。
不仅如此，现在有些教师的“吃相”甚至已经到了让人看不下去的地步。一位名叫李海年的作者爆料说：“我家属的一个朋友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亲戚的小女孩在某个县城小学上学，这个小学在市中心而且是重点，因此全市上下老百姓挤破头把子女送往该小学，一个班级八九十人普遍现象。刚上一年级的时候，班主任在班里跟全班学生说，如果你们哪个想调位子，让你们的家长找我（那言下之意，想调位子得送礼）。这个小女孩因为个头矮，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于是放学回家跟自己的爸妈说了此事。第二天，小女孩的爸妈赶紧请班主任吃饭，并送了价值不菲的礼品。果不然，第三天，小女孩被调到最好的座位。然而，第二学期，小女孩又被调到最后一排，无奈之下，小女孩的爸妈只好再请客送礼。为了望女成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小女孩的爸妈是每学期都要请客送礼！”（注2）
类似这样的事，并非个别，许多人都碰到过。别说家长，就是稍有良知的教师也都看不下去。这不，有感于当下师德败坏的社会风气，一位教师忍不住在网上对“当今的种种为师之道”痛加抨击。
他在帖子中写道：“《庄子•田子方》说：‘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指最可悲哀的事，莫过于思想顽钝，麻木不仁。而今天，我想借用一下这个句式，流泻一下长久以来的心情，那就是——哀莫大于为师。
作为一名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才是，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眼界的逐步‘开阔’，我却羞于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一名教师……
难道，我一直为之而努力、而追求的儿时的那个绚丽的梦错了么？面对当今的种种为师之道，我还能说什么呢？
在教师节的一个茶话会上，一位家长不无感慨地说：‘过去我们的老师教育我们，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对祖国没用，就是废物。现在的老师教育孩子，你如果不好好学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不能过上好日子……’
政府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的老师‘领会精神’后，立刻也干起来。为了创收，纷纷打起了所教班级学生的主意，美其名曰‘给差生补课’，实则是变个花样乱收费（每生每月100－120元）。几十个学生，挤在老师家客厅、饭厅的狭小空间里，且不说昏暗的灯光下如何上课、做作业，单是那糟糕的空气，我想也是学生不想吸收的。更不要说浪费了孩子们宝贵的睡眠时间。不去吧，肯定不行。于是，很多家长为了孩子‘前途’计，只好屈从把孩子送去。他们戏称这叫‘双夹皮’（就是教了钱到学校学知识，还要交钱给老师再学一次）。也告诫孩子说‘这就是别人说的——知识就是财富！’
有的老师在班上暗示学生家长送礼，对学生说：‘老师家×月×日进新房，叫你爸爸妈妈来家里玩。’孩子回去一说，家长能不去送礼吗？
还有请客吃饭。每学期开学初邀请老师吃饭都得预定、排队。难道是风俗吗？不是的！是为了孩子得到老师特别关照，有个好座位罢了。小学到初中，班额普遍过大，少则七、八十人，多则一百余人。本来只能容得下五六十人的空间，密密麻麻挤满了人，要想上课听得清楚，不受影响，就得有个好座位啊。好座位怎么来？请客吃饭啊。吃完饭呢，还得负责娱乐，有的人几杯酒下肚，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在学生家里，在自己学生的面前，完全是一个赌徒的样子。
更有甚者，学生违反了纪律，当老师的把家长叫来训斥一番后，抓住机遇说：‘你看你这孩子把老师气得心烦，找个时间，把班上老师带到哪里去散散心……’
诸如此类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不知道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怎么了？真的清贫得要如此致富吗？为了过上好日子，甘愿背上一世的骂名吗？
听多了家长们的抱怨，竟不知不觉间变得胆怯起来——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老师。虽然我不曾吃过他的‘嘴软’，拿过他的‘手短’，但是，我害怕他们因为憎恶而从眼里射出来的那道寒光，像利箭，直直的向我射来。
我那儿时的梦还能找回来么？我哀于为师，心却未死。”（注3）
看罢这篇文章，不免让人感慨。一位教师竟然如此痛心疾首地抨击自己同行的为师之道，可见当今大陆的师德已经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与中小学老师相比，大学教授的道德滑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本是教师中的精英，理应人品端正令人敬畏，但当今中国的大学教授中却充斥着种种不肖之徒——有男教授色诱少女，奸淫女性的，有女教授勾搭、玩弄男研究生的；有文凭学历造假的，有屡爆粗口骂人的；有不务正业到处捞钱的，有与人约架的-----难怪网民们早把教授改称成了“叫兽”！
六
医生虽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承担着救死扶伤的重任，医德的好坏直接关系着人命的安危。纵观古今中外的医学史，大凡有所建树者，无一不是德艺双馨的医家，他们用自己的言行举止诠释着医乃仁术，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卫着医道尊严！但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医院早已成了一个充满铜臭的场所，许多医生道德败坏，唯利是图，严重玷污了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
谈到医德败坏的现状，人们最痛恨的莫过于“收红包”。在相当一部分医生那里，看病的热情和态度，完全是跟患者是否送红包联系在一起的。有些不良的医生护士甚至公开索要。即便他们没有公开或变相索要红包，大多数重病患者也不敢不送，因为风气使然，这已经成了医患双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职工向记者透露，这家医院的很多医生私下里都向患者要钱，就连自己的职工就诊也要送红包。索要红包的具体方式一般是这样的：如果某医生要收患者甲的额外费用，就会让患者甲将钱打到患者乙的私人账户上。然后，该医生再告诉患者乙，说是自己有一笔钱错打到对方的账户上了，要求对方返还。如此一来，红包便顺利到手。
吃回扣是医德败坏的另一种突出表现。
2011年4月11日，一篇题为“江苏弘惠疏血通回扣”的帖子出现在多家网站，将南京3家著名大医院百余名医生吃回扣的丑闻公之于众。
发帖人名为“陈雷”。帖子称：“江苏弘惠医药有限公司以生产、经营药品代理为主，在南京市北京西路6号办公，主要经营品为牡丹江友搏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疏血通注射液(规格：2ml)、复方骨肽注射液(规格：2ml，5ml)及冻干粉。
我曾在公司销售部门上班，疏血通注射液厂家进价每支是7~7.5元，而医院进价高达每支39.5元，中间利润高达33元，各医院医生回扣按10元到12元发放，致使医生乱开药，多用药，不合理用药。江苏省各大小医院年销售量达500万支左右，医院零售价为45元，销售金额达两亿两千多万。疏血通在其他省市零售价在30元多一点。”
为表帖子的真实性，“陈雷”甚至在网上将该公司“内部文件”，比如“2011年度疏血通注射液销售协议”贴了出来，帖子用红笔描出这样一句话“发货时按照7.35元/支打款发货”。具震撼性的是，“陈雷”将包括所销售的药品量、医院以及医生的姓名、所在的病区都一一点出，发生的时间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份，并且每名医生后面都有数量不等的“临床费”，而这临床费就是业内所称的回扣。百余人的名单里，最少的“临床费”为30元，最多的一个月达到了4290元。
七
谈及世风日下的道德现状，人们的眼睛和舆论的关注似乎多半都集中在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等这些有身份的人的身上。这一点当然不奇怪，因为特定的身份地位不仅赋予了他们左右社会风尚的能量，而且也使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判断一个社会道德水平高下的重要标杆。
不过，如果因此认定当今中国的道德大滑坡仅仅只局限于这部分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客观地讲，这场滑坡席卷了社会的所有群体，首当其冲的固然是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等，但普罗大众同样也未能幸免，他们的道德水平同样也在飞速地下滑，已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就说小悦悦事件吧，那18位自私冷漠不肯援手相助的路人有几个是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呢？在类似事件中，那些围观的人中固然也有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普通民众吧？
换一个角度讲，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救人者反遭被救者诬陷和讹诈的事屡见不鲜。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彭宇事件，类似的事件还有许许多多。
比如：2008年6月16日中午，在陕西省西安市，20岁的河南小伙张衡见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前去搀扶。谁知道老人一把抱住他，硬说是他倒车时撞上的。但事发现场很多人证明张衡是冤枉的。
再如：2009年8月8日，在贵州省都匀市，市民彭女士驾车路过夜市摊，因堵车而停车时扶起了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太，结果老太一下子冲上去抱住彭女士轿车的后视镜，坚称彭女士撞了她。
还有：2011年7月初，广州军区某测绘大队下士小刘完成测绘任务后，骑自行车返回宿营地，途中见一位老大爷昏倒在路旁，便急拨120急救电话，与医护人员一起将他送到医院，使其转危为安。不料老人亲属赶来后，硬说小刘是肇事者，不但逼他赔偿医药费，还说要到部队告他。无奈之下，小刘只得从银行卡中取出3000多元付了医药费（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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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事例中，那些诬陷或讹诈自己恩人的被救者或他们的亲属，大都不都是普通人吗？
谈及遍及全社会的道德沦丧，有网友感慨道：“农民认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自己吃的菜要少撒农药，别人吃的无所谓；卖肉的认为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自己吃要新鲜的，别人吃的多加点销酸没关系；盖房子搞装修的认为反正不是我住的，差一点儿管他呢；生产油漆的认为反正不是我用的，甲醛多点无所谓；搞XX的认为反正出问题了也不是我在用，差一点儿凑合着吧…………”这些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农民、工人、做小买卖的无一不是这个社会最普通的人！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一大传统美德是乐善好施。然而，英国慈善援助基金会不久前对各国人民的慈善行为和捐赠数量做了一项调查，通过受访者对“过去一个月是否给慈善组织捐过钱；过去一个月是否为一个组织做过义工；过去一个月是否帮助过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来进行评分和排名。结果显示，在153个受访国家中，中国大陆排名第140位（2010年的排名为147位），美国排名第一，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荷兰和加拿大这六个发达国家分别排在第二位至第七位。就连斯里兰卡、泰国和老挝这三个并不富裕的发展中国家都挤进捐助指数排名的前十，分别排在第8、9、10位。
试想，在这项有关国民道德水准的全球性调查中，拖了中国后腿的想必也绝不仅仅只是官员、企业家、知识精英、教师和医生吧？
八
显而易见，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早已不是一个或几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是整个民族，有的人甚至无恶不作，已经堕落到了没有资格再被称之为人的地步。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一党独裁的中共！
中共当政后，把有神论和宗教打成了所谓封建迷信，将敌视佛道神的共产主义确立为人人必须信奉的意识形态，大肆宣扬无神论，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一举斩断了中华民族道德良知的根基。在此基础上，中共以党性取代人性，建立了一整套名为“共产主义道德”的伪道德，不仅践踏和消灭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而且利用、纵容和放大了人性中一切阴暗丑陋的东西。其结果，不仅导致了毛时代的道德大退化，也为文革后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后，中共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转而搞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白了其实就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虽然它也标榜自己是市场经济，但本质上与发达国家实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价值观而言，真正的市场经济遵循的是为己利人的伦理准则，它既充分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性与重要性，同时也要求人们不可因为追求这种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将这种追求牢牢地置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之下。而中国的权力市场经济虽然表面上并不排斥道德伦理，甚至时不时地还要唱唱道德高调，但实际上奉行的却是一切向钱看的逻辑，为了满足一己的私欲，可以不择手段，把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通通抛在一边，甚至置道德和法律于不顾。一言以蔽之，前者遵循的是合理的利己主义，后者奉行的却是极端的利己主义。
文革后，曾经风靡一时的共产主义信念轰然倒地，一场规模空前的信仰危机席卷了整个中国，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感到从未有过的迷茫。在这种大背景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由权力市场经济呼唤而来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观便乘虚而入，一举俘获了国人迷茫空虚的心灵，并顺势打开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只潘多拉魔盒，让长期被抑制的私欲一下全都释放了出来。
当今的中国人，在被问到“你信仰什么”时，许多人都会众口一词地告诉你：“我什么都不信，既不信鬼神天堂地狱，也不信共产主义，我只信自己，信钱。”
试想，一个什么都不信，只信自己和金钱，把极端利己主义奉为人生指南的国家和民族，道德怎么可能不大规模滑坡甚至崩塌呢？！
中共不仅是改革开放后极端利己主义风行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身体力行这种腐朽人生观的开路先锋。在这个问题上，毫不夸张地说，从上到下的各级中共官员，绝大多数人都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他们以身作则，带头谋私利，搞腐败，弄虚作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个唯利是图、道德沦丧的邪恶榜样。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滑坡通常都是一个由上而下，无远弗届的的传递过程。就像谚语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当官的都不拿道德廉耻当回事，他们治下的国民能不上行下效吗？于是，我们看见，官员爱钱，民众就拜金；官员贪腐，商人便投机；官员撒谎，百姓就跟着讲假话；官员自私冷漠，国人便只顾自己------
在席卷全民族和全社会的道德大滑坡中，中共不仅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而且对于一切敢于不唯它是从，坚持道德良知的正义人士，均视为眼中钉，不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残酷打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和迫害。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半叶，中国大陆的道德水平已经沦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法轮功开始公开传向社会。
法轮功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为本，教导弟子真心向善，从做一个好人开始，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真心修炼者，无一不严格要求自己，在社会上恪守公德，乐于助人；在单位里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深受大家的好评。大量的事实证明，法轮功不仅净化了成千上万修炼者的心灵，而且有力地带动了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提升。
只要是不怀偏见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法轮功的迅速传播和宏扬，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一次道德重建和回升的良机。但即使是这样好的功法，江泽民和中共出于共同的妒忌心理和邪恶本性，也容不得他在中国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1999年7月，由它们连手发动的一场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和迫害迅速席卷了中国大陆。
这场镇压和迫害是对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道德良知的一次彻底毁灭，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六四”的血腥屠杀。
自从1999年那个夏天以来，中共不仅疯狂迫害法轮功，还千方百计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往他们的战车上绑，逼迫每个人出卖背叛自己的良知，成为受他们操纵的迫害法轮功的凶手，协同他们一起犯罪。为此，他们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拼命向所有人灌输他们制造的谎言，实行全民洗脑，以欺骗民众，煽动仇恨；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系统的连坐制度将每个人的经济利益（包括公职、考核、孩子入托、入学、就业等等）都和迫害法轮功直接挂上钩，对全体国民进行威逼和利诱。如2002年5月，中共曾下发内部指示，要求用金钱来刺激保安人员抓捕法轮功学员。在广东省，保安抓一个“还在炼法轮功的”就可奖励3000元。不仅如此，打压法轮功学员积极的各级官员还被加官进爵，劳教所的狱警、派出所的警察被当作“英雄”受到表彰和奖励，就连劳教所中被利用来折磨法轮功学员的犯人也都纷纷被减期。与此同时，同情和支持法轮功的人，轻者失业、失学，重者被抓捕、关押。
在中共的这种专制高压和利益诱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无情践踏，恶的一面则受到无所顾忌的纵容与鼓励；有良心敢讲真话的人坐牢送命，昧着良心迫害讲真话者的人却升官发财。一时间，神州大地，假话泛滥，诚信扫地，良心泯灭，看风使舵、投机取巧、随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为社会流行的趋势，人们在“集体无道德”的大潮中变得越来越自私和冷漠。难怪有人说，这场迫害的实质就是要把好人变成恶人，把恶人变成更恶的人。
文明的大厦向来都是以道德良知为基石的。一个“集体无道德”的社会，也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干的社会，人们为所欲为，无恶不作，撒谎成性，心里装满私欲和仇恨，伤害他人从不感到羞耻。在这样一个畸形变异的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谁都无法获得他们所祈望的安全和幸福，受害的最终将不只是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整个民族、国家以至人类的未来都将因此被葬送。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共把我们带进的不正是这样一个可怕的陷阱吗！
(待续)
——
注1：引自袁剑《奇迹的黄昏》第四章，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
注2：引自《曝光教师腐败内幕》，见2010年9月14日人民网教育频道。
注3：引自网文《哀莫大于心死：师德的沦落》。
注4：引自维基百科词条“南京彭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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