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提升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嗎？

改革開放提升了中國人的道德水平嗎？
——評中共的改革開放之六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改革開放30多年，經濟大發展，道德卻大滑坡。在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同時，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已然跌落到了歷史的最低位。尊老愛幼、誠實守信、助人為樂、見義勇為、誠實守信、精忠報國、以天下為己任等傳統美德不但日漸式微，甚至蕩然無存，而金錢至上、私慾橫流、坑矇拐騙、以強凌弱、誠信缺失、假話流行、貪污腐敗、索賄受賄、良知泯滅、寡廉鮮恥、人倫顛倒等歪風邪氣卻日甚一日地充斥著社會的每一寸空間和每一個群體。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  ——題記 看中國網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 。

一

佛山，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廣東省，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現代化程度居全國領先地位，經常被大陸媒體作為改革開放的樣板之一加以報導。然而，2011年10月13日發生在這裡的小悅悅事件，卻使這個城市意外地成了人們對當代中國道德現狀進行聚焦的目標。

那是一個與往常一樣的日子。當天下午，兩歲幼童小悅悅正在位於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家門口的巷子裡獨自玩耍，不料厄運突然降臨，一輛迎面駛來的麵包車猛然加速，將她撞倒捲到車底，右側車輪隨即從她胯部碾過。司機停了一下車，又加大油門開走了。後輪再次從小悅悅身上碾過。

之後，還有呼吸的小悅悅孤零零地躺在路邊。一個目擊者從她身邊走過，看都沒看她一眼。隨後，又有兩名路人從小悅悅身邊經過，同樣漠然不理。這時，一輛小型貨櫃車開了過來，司機好像沒有看到地上的小悅悅，再次從她身上碾過。此時的小悅悅已經一動不動。接下來的5分鐘更像一場噩夢，有10多位路人從小悅悅身邊走過，每個人都只是看了看，沒有人援手相救，哪怕是打個電話求助。就這樣，先後有18人從小悅悅身邊走過。直到拾荒阿姨陳賢妹出現，才上前把小悅悅抱到路邊並找到她的媽媽。10月21日零時32分，小悅悅經醫院全力搶救無效後離世。

18個大人眼睜睜地看著被撞到碾傷的小悅悅卻無人援手相助，一個垂危的年幼生命就這樣被無情的司機和冷漠的路人棄於極度的危險之中。此事被媒體報導後，隨即引發了鋪天蓋地的輿論狂潮。人們在問：「如今的中國，老人跌倒不敢扶，小孩被碾沒人救，中華民族怎麼了？？」

無獨有偶。就在小悅悅事件發生後不足一個月，針對此事的輿論還未停息之際，四川省內江市又發生了一起小悅悅事件的翻版。不同的是上次受到傷害的是一名幼童，而這一次受到傷害的則是一名老太太。

據《華西都市報》報導，2011年11月2日晚，四川省內江市一名老太太過馬路時，被一輛越野車撞倒，司機逃逸。隨後一名出租車司機路過事故地點，再次碰撞到受害者，涉嫌二次碾壓。當晚，被撞老人不治身亡。交警部門通過查看監控視頻證實，事故後一分多鐘裡，並沒有行人圍觀，但因為是入城線，車流量較大，此期間有多輛車經過，但都沒有停下。

前一次，面對倒在血泊中的小悅悅，多名過往行人選擇了袖手旁觀，最終小悅悅遭到了二次碾壓。這一次，面對被越野車撞倒的老太太，儘管期間有多輛車經過，但司機們同樣選擇了視而不見。兩起事件最大的共同點都在於路人的冷漠。

其實，類似的場景在小悅悅事件之前便早已屢見不鮮。遠的不說，僅2010年被媒體報導過的類似事件就不乏其例：

2010年1月，深圳市福田區益田村，78歲的老人肖雨生在小區跌倒，保安和路人無一上前攙扶。20多分鐘後，兒子肖先生外出時發現，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額頭磕破流血，鼻子緊貼地面，已沒了呼吸。

2010年7月，在廣州白雲區石井白雲湖，兩名男孩結伴遊泳時溺亡。記者重訪現場時找到了死者的幾名老鄉，據其中一名當事老鄉表示，兩名男孩遇險時曾有七八名附近五金廠的男工人路過湖邊，她曾兩度向對方呼救，但對方始終不肯幫助，以致錯過了最佳救援時機

2010年11月，從超市購物出來的顧客發現有位老人卡在了護欄中。聽到呼救，負責在護欄旁看車的周女士和路過的行人都聚攏過來，紛紛撥打110和120。面對危在旦夕的老人，周女士曾經想上前攙扶，但卻被周圍的人勸阻了。就這樣，老人被卡在護欄裡足有十多分鐘，眾人雖距他只有一步之遙，竟無一人伸出救命的手。當120救護車趕到的時候，老人已停止了呼吸。

2010年11月，一名嬰兒被丟棄在黑龍江綏化市蘭西縣的街頭。4天中居然沒有一個路人去關心這個可憐的孩子，最終寒冷的冬天帶走他鮮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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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千年來，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救死扶傷，一直都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優秀美德。但小悅悅事件以及發生在其前後的一連串類似事件，卻完全顛覆了它們，從一個側面清晰地折射了當下中國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的沈重現實。

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以修身重德著稱於世。然而，改革開放30年，經濟大發展，道德卻大滑坡。在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同時，國人的道德水準已然跌落到了歷史的最低位。環顧今天的神州大地，尊老愛幼、誠實守信、助人為樂、見義勇為、救死扶傷、勤政愛民、精忠報國等傳統美德不但日漸式微，甚至蕩然無存，而金錢至上、私慾橫流、唯利是圖、坑矇拐騙、吃喝嫖賭、以強凌弱、誠信缺失、假話流行、貪污腐敗、索賄受賄、良知泯滅、寡廉鮮恥、人倫顛倒等歪風邪氣卻日甚一日地充斥著社會的每一寸空間和每一個群體。中華民族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機！

二

與毛時代相比，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官員既沒有精神信仰，也缺乏社會理想，「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權力貼現主義是他們唯一的行動指南，由此導致官員群體私慾空前膨脹，官德大規模淪喪。毫不誇張地說，改革開放後的道德危機正是以此為開端的。

官德淪喪首先表現為貪權。生活在專制體制下的官員，無論古今中外，沒有不崇拜權力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共官員尤其如此，因為權力不僅能給他們帶來地位，而且能夠直接轉化為金錢。為此，他們總是挖空心思不遺餘力地往上爬，甚至不惜直接用錢買官。從農家子弟成為地方高官的原中共鎮江市委副書記陳耀南便是一個典型。陳在鎮江工作了19年，一心希望升任該市市長，卻苦於朝中無人。為求疏通中央組織部，秘書主動為他託人奔走，付了130多萬元人民幣和4萬美元給自稱是中央要員的騙子，成了官場《假如我是真的》騙局的最新版本。

官德淪喪還表現為貪錢。為了撈錢，許多當官的從收受禮物發展到大筆受賄、索賄甚至敲詐，最終官德盡喪，落得個身敗名裂的下場。如陝西神木縣原副縣長高曉明受賄241萬元，一審獲刑12年。他在萬言悔過書中稱，對於送禮的人，自己由開始的拒絕接受到後來的來者不拒。收受錢財多了，慢慢地也就習慣了。江西婺源縣原縣長楊峰利用職務之便，先後多次收受他人賄賂。楊峰對金錢的貪婪近乎瘋狂，開口就向私企老闆索要上千萬元。他恬不知恥地對客商說：「你在婺源發了財，不對我表示表示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

官德淪喪的另一個表現是貪色。當今的中國官場，包養情人、「二奶」成風，許多人對生活腐化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甚至嫖娼狎妓、共用情婦，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而不能自拔。中國婚姻法修改起草專家小組主要負責人巫昌禎教授調查發現，中共官員腐敗60%以上跟包「二奶」有關係，被查處的貪官中95%有「情婦」。如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雲南省省長李嘉廷、青島市委書記杜世成、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浙江省紀委書記王華元、中國石化董事長陳同海、解放軍海軍副司令員王守業等高官莫不如此。

因為官德淪喪，許多官員濫用權力，法為私器。近年來，民眾因散發簡訊批評地方領導，或者散發材料檢舉地方官而獲罪的事例層出不窮，如重慶的「彭水詩案」、山西的「稷山文案」、河南的「孟州書案」等。不只是普通民眾，連一些記者也遭到了官員的強力「阻截」。前不久，《經濟觀察報》就有一名記者因報導某上市公司的負面消息，被浙江麗水遂昌縣公安局以涉嫌「損害公司商業信譽罪」為名在網上通緝。更早之前，甚至還出現過遼寧西豐縣委書記讓警察進京抓記者這樣的例子。

因為官德淪喪，許多當官的官氣熏天，橫行霸道，無法無天。深圳海事局原黨組書記林嘉祥猥褻11歲女孩後非但不道歉，還大罵群眾「算個屁」。「我是縣委書記，是一把手，老子不怕！」2005年10月4日晚9時許，長沙市望城縣委書記王武亮酒後駕車被兩名交警制止後，當著圍觀的上百名群眾口出狂言。隨後，他與交警以及趕來處理問題的民警發生「肢體衝突」。陝西淳化縣3名局長，乘坐挂警牌車輛通過收費站時與收費站工作人員發生爭執，竟大打出手。更有甚者，有的官員竟然為擺脫情婦糾纏而行凶殺人，或為一己私利，動用黑惡勢力加害同僚。

因為官德淪喪，許多官員謊報虛誇，欺上瞞下。現實中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情景：有些官員面對群眾的質疑，張口說謊，故意誇大、編造或者隱瞞事實真相。有些官員為了向上爬，大搞浮誇虛假的政績工程和數字遊戲。欺上瞞下竟然成了他們常用的工作手法和生存秘籍。「官出數字，數字出官」便是這種生態的生動寫照。

因為官德淪喪，許多當官的不僅千方百計攫取政治和經濟利益，而且寡廉鮮恥地攫取一切他們認為稀缺的東西。獨立評論人袁劍先生曾以官場中的文憑熱為例說：「從90年代之後中國官員文憑造假中，我們可以輕易發現這種貪婪已然達到了何等病態的程度。瀏覽一下當今中國官員們的簡歷，大多數人將會產生一種中國已經普及了博士或者碩士教育的錯覺，因為他們不是擁有博士就是擁有碩士頭銜。但知情人知道，這些頭銜不僅（絕大多數）是假的」（注1）。

總之，如今的中共官員可以說爛得已經沒有人樣了，許多人人格之低下、言行之齷齪，早已突破了文明的底線。在老百姓眼裡，「共產黨的官沒一個好東西」，許多貪官甚至連妓女都不如。

三

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特別是惡性食品安全事件高發的嚴峻形勢，中國總理溫家寶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企業家應該流淌道德的血液」。在中國特殊的語境之下，這句話其實可以反過來解讀——中國企業家的身上普遍流淌著不道德的血液。

事實確乎如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企業家在自身財富和社會地位快速增長提高的同時，其應有的道德素質和社會責任感非但沒有增強，反而不斷下滑，許多人利慾熏心，唯利是圖，為了發財，不擇手段，職業道德蕩然無存。逐年攀升的企業家犯罪曲線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

2009年出版的《法人》雜誌曾經刊登過學者王榮利的一篇論文——《中國企業家犯罪基本情況統計與分析》，這篇文章專門研究了從1990年到2008年被媒體報導過的221位中國企業家的犯罪案例。他們中既有國企企業家，也有民營企業家；既有非上市公司經營管理者，也有上市公司高管或者實際控制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既有身價數億數十億的富豪，也有身為人大代表或者政協委員的社會知名人士。研究結果表明，改革開放後，中國企業家犯罪現象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上升和發展趨勢，特別是自1997年至2007年的11年間，這一趨勢表現得非常明顯。其中2007年企業家犯罪的人數竟然是1997年的13倍多。

當代中國企業家的道德淪喪，是與誠信缺失、欺詐成風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作為市場經濟的基石，誠實守信理應是企業家做人、做事的基本準則。然而，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卻見利忘義，棄誠實信用於不顧，利用合法的合同形式，欺詐他人，謀取不義之財，甚至不惜以身試法。

據《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披露，民營企業家不但多因詐騙犯罪，這種現象而且呈明顯上升的趨勢。報告顯示，在當年109例民營企業家被初步確定或判決罪名的案件中，除了17例「涉黑」案外，其餘92例中的41例，都是合同詐騙、集資詐騙、貸款詐騙等各類詐騙罪，佔近一半比例。在當年「落馬」的十大民營企業家中，有五成涉嫌騙取貸款、欺詐發行股票和非法集資等。另外，在2010年度，民營企業家各類詐騙案只有19例，到2011年卻一下上升到41例，增漲了1倍多。

行賄受賄是當代中國企業家道德淪喪的另一個突出表現。

《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顯示，行賄是民營企業家最主要的犯罪表現之一，在他們所犯罪名中排名僅次於詐騙罪，列第二。

在行賄的民營企業家中，既有「黑社會老大」之流的企業老闆，如原瀋陽嘉陽企業集團董事長劉庸、原福州凱旋(中國)集團董事長陳凱、原江西聯達實業有限公司總顧問熊新興、原大連冬士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冬海波等，也有全國各地所謂的「首富」企業家，如原歐亞農業董事局主席楊斌、原農凱集團董事長、「上海首富」周正毅、原上海福禧投資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公路大王」張榮坤、原樂山東能集團董事局主席王德軍等人，還有「走私大鱷」原廈門遠華集團老闆賴昌星、原深圳市惠威工貿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改清、原湛江技術開發區中正貿易公司董事長李深等人。無論「黑社會老大」，還是各地「首富」，或者「走私大鱷」，他們都熱衷通過行賄手段腐蝕拉攏政府官員，以此獲取了常人難以想像的巨額利益。

中國著名的民營企業家萬科董事長王石曾舉例說，2003年10月，在雲南彌勒舉行的一次企業家論壇上，主持人問在座的數百位企業家：「誰敢說你們沒行過賄？沒有行賄的請舉手。」結果，在座的老總開始時你看我，我看你，過了一會兒才有人舉手，舉手的姿勢很緩慢，像做賊心虛似的。最後舉手的僅有五六位。可見行賄之風在中國民營企業家中已盛行到何等地步。

如果說在當代中國，行賄的主要是民營企業家，那麼受賄的大多是國企企業家。來自《2011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的數據表明，國企企業家多因行賄犯罪，在國企企業家犯罪或涉嫌犯罪的案例中，行賄罪佔了一半左右，名列第一。迄今為止，在受賄的國企企業家中，前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中國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同海是級別最高、掌管企業規模最大、受賄金額最多的一個。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查明，1999年至2007年6月，陳同海利用其擔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和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董事長的職務便利，在企業經營、轉讓土地、承攬工程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他人錢款共計折合人民幣1．9573億余元。陳同海因此被判處死緩。

當代中國企業家的道德淪喪還表現為對消費者的肆意坑害。

相比較而言，傳統社會也有奸商，但他們至多是缺斤少兩，但現在有些企業家黑到什麼程度？為了牟利發財，他們不但明目張膽地損害消費者的利益，甚至連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都不管不顧，坑矇拐騙無所不用其極。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假冒偽劣產品之所以屢禁不止，愈演愈烈，根源即在於此。

被稱為「毒奶大王」的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田文華便是黑心商人的一個典型。在她的的領導下，號稱中國奶業三巨頭之一的三鹿集團為了牟利，在明知三聚氰胺可以致人結石乃至死亡的情況下，居然明目張膽地大量生產、銷售含有三聚氰胺的奶製品，結果導致全國大量嬰幼兒患腎結石。最終，田文華本人因此被判處無期徒刑。

四

古往今來，知識精英作為社會良知的代表，不僅承擔著社會批判與公眾啟蒙的責任，而且自身就是一個民族道德高度的典型標誌。正因為如此，在一個普遍墮落的時代，知識精英的墮落可以說是終極性的。

毛時代，在中共的極權控制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淪為了政權的附庸，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在黨內開明派掌權期間，他們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復，其理想主義的改革激情，敢於針砭現實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意識，特別是在六四民主運動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現，均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慘案後，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權力市場經濟蓬勃興起之後，面對中共的政治高壓和經濟收買，生性懦弱的中國知識精英再度集體繳械，不僅普遍喪失了應有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感，而且迅速淪為金錢和物慾的奴隸，其道德淪喪的速度之快著實讓人震驚。

這種道德淪喪首先體現為知識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誇張地說，如今的中國知識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就像有人諷刺的那樣：「都是一些圈養的狗，沒有人格只有狗格」。

毛時代的知識精英儘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們在扮演這種角色時大都是真誠的。因為受矇蔽，他們對於自己為之效力的那個政權和那套意識形態不僅深信不疑，而且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現在則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數中國知識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輩們的那種朦昧狀態，他們的內心深處不但不認同現政權，許多人甚至還相當討厭和痛恨它。說到底，他們之所以要違背自己的情感充當現行體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妝師，純粹就是為了謀取個人的名利。

像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一樣，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壓和經濟收買下，他們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復存在。憑藉自己的聰明，他們很清楚，身處眼下的這個社會，要想出人頭地，「混得好」，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為大權在握的中共賣命，用自己的知識和才華為其抬轎子，否則，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個人樣來」。如果誰還敢與它作對，那別說前程，就連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們最終選擇了投靠和投機，選擇了放棄良知責任換取功名利祿。

改革開放的這30多年裡，每當中共有什麼重大決策出臺時，或是遇到什麼重大難題時，這些御用化了的知識精英總會不失時機地跳出來，為自己的主子搖旗吶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幫著中共忽悠民眾。

例如，當社會大眾對腐敗極度不滿時，精英們站出來解釋了。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張曙光說：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改革的成本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當老百姓對貧富差距拉大議論紛紛時，精英們又站出來發言了。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厲以寧爭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張維迎提出：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的觀點更妙：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蕭灼基則打馬虎眼稱：我國雖然基尼係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甚微。

知識精英的道德淪喪還表現為他們的市儈化。

六四愛國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中共一方面收緊了一度有所放鬆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則有意識地打開了一向緊閉的金錢物慾的大門。反映到知識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們由於恐懼而紛紛繳械，心甘情願地充當起權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則引領他們為了私慾而向金錢投降，迅速淪落為物慾的奴隸。

形象地說，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級市儈。如果說當官的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把權力變現，那麼他們一門心思琢磨的則是怎樣用知識換錢。從前，他們把高尚的思想和淵博的知識視為匕首投槍，當成武器；現在，那些知識被改頭換面重新包裝後，變成了他們在市場上拚命兜售的商品。什麼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拋到了九霄雲外，什麼讀書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當成了一疊廢紙。只要能撈到錢，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說成白的。金錢，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輕易地俘獲了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歷史上最難攻克的堡壘：獨立與自尊。為了滿足對金錢和物質的貪慾，他們甚至連起碼的廉恥都可以拋於腦後，完全墮落到了醜態百出的地步。

袁劍先生在《奇蹟的黃昏》中談到中國知識精英的市儈化時曾舉例說，2002年武漢某高校邀請一位院士參加本校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一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只會將它當作一個談資，寬容的一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一張機票要求報銷。為了不撕破臉面，主辦單位只好當了一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裡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

所謂斯文掃地，不過如此吧！

五

古往今來，教師始終肩負著教書育人、培養下一代的重任，在人們眼裡，一向有著很高的道德聲譽，被尊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但改革開放後，大陸教師隊伍的精神面貌卻發生了驚人的倒退，師德敗壞的現象相當普遍，而且愈演愈烈，嚴重損害了教師「為人師表」的形象。以至於許多人都在問：「教師，你怎麼了？」

師德敗壞最突出最普遍的表現莫過於以權謀私，吃、拿、卡、要，而首當其衝的則是教育部門和學校的領導。

廣東省檢察院曾公布過該省2009年度反貪「十大精品案件」，英德市原教育局局長賴來新受賄66.5萬元一案即為其中之一。據媒體報導，「賴來新利用職務之便,先後多次收受校服供應商、建築商的賄賂共計人民幣66.5萬元。該案涉案人員多、涉及面廣、社會影響大,是系統案件、商業賄賂窩串案的典型案例。由於辦案人員正確貫徹運用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在嚴懲主要犯罪份子的同時促使近百位涉案校長投案自首。」這不免讓人震驚！區區一個縣級市，學校不過上百所，不僅教育局長帶頭受賄，手下的近百位校長而且一同跟著撈錢。這樣的醜聞，除了當今的這個改革開放時代，哪朝哪代有過？

當領導的如此以身作則，普通教師能不跟風效仿嗎！如今，學校教師利用職務之便謀取私利，變相向學生或家長索要財物早已不是什麼新聞，人們對此也都見怪不怪了。遼寧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魯昕曾在該省2004年3月30日召開的全省教育工作會議上披露，僅當年頭3個月裡，他就陸續接到了二三十封中小學生家長的信件，反映的一概都是學校老師的師德問題。

不僅如此，現在有些教師的「吃相」甚至已經到了讓人看不下去的地步。一位名叫李海年的作者爆料說：「我家屬的一個朋友曾講過這樣一件事，她有一個親戚的小女孩在某個縣城小學上學，這個小學在市中心而且是重點，因此全市上下老百姓擠破頭把子女送往該小學，一個班級八九十人普遍現象。剛上一年級的時候，班主任在班裡跟全班學生說，如果你們哪個想調位子，讓你們的家長找我（那言下之意，想調位子得送禮）。這個小女孩因為個頭矮，坐在教室的最後一排。於是放學回家跟自己的爸媽說了此事。第二天，小女孩的爸媽趕緊請班主任吃飯，並送了價值不菲的禮品。果不然，第三天，小女孩被調到最好的座位。然而，第二學期，小女孩又被調到最後一排，無奈之下，小女孩的爸媽只好再請客送禮。為瞭望女成鳳，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小女孩的爸媽是每學期都要請客送禮！」（注2）

類似這樣的事，並非個別，許多人都碰到過。別說家長，就是稍有良知的教師也都看不下去。這不，有感於當下師德敗壞的社會風氣，一位教師忍不住在網上對「當今的種種為師之道」痛加抨擊。

他在帖子中寫道：「《莊子•田子方》說：‘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指最可悲哀的事，莫過于思想頑鈍，麻木不仁。而今天，我想借用一下這個句式，流瀉一下長久以來的心情，那就是——哀莫大於為師。

作為一名教師，承擔著傳道、授業、解惑的任務，應該感到光榮、自豪才是，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眼界的逐步‘開闊’，我卻羞於在別人面前承認自己是一名教師……

難道，我一直為之而努力、而追求的兒時的那個絢麗的夢錯了麼？面對當今的種種為師之道，我還能說什麼呢？

在教師節的一個茶話會上，一位家長不無感慨地說：‘過去我們的老師教育我們，如果不好好學習，將來對祖國沒用，就是廢物。現在的老師教育孩子，你如果不好好學習，將來找不到好工作，不能過上好日子……’

政府鼓勵‘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有的老師‘領會精神’後，立刻也幹起來。為了創收，紛紛打起了所教班級學生的主意，美其名曰‘給差生補課’，實則是變個花樣亂收費（每生每月100－120元）。幾十個學生，擠在老師家客廳、飯廳的狹小空間裡，且不說昏暗的燈光下如何上課、做作業，單是那糟糕的空氣，我想也是學生不想吸收的。更不要說浪費了孩子們寶貴的睡眠時間。不去吧，肯定不行。於是，很多家長為了孩子‘前途’計，只好屈從把孩子送去。他們戲稱這叫‘雙夾皮’（就是教了錢到學校學知識，還要交錢給老師再學一次）。也告誡孩子說‘這就是別人說的——知識就是財富！’

有的老師在班上暗示學生家長送禮，對學生說：‘老師家×月×日進新房，叫你爸爸媽媽來家裡玩。’孩子回去一說，家長能不去送禮嗎？

還有請客吃飯。每學期開學初邀請老師吃飯都得預定、排隊。難道是風俗嗎？不是的！是為了孩子得到老師特別關照，有個好座位罷了。小學到初中，班額普遍過大，少則七、八十人，多則一百餘人。本來只能容得下五六十人的空間，密密麻麻擠滿了人，要想上課聽得清楚，不受影響，就得有個好座位啊。好座位怎麼來？請客吃飯啊。吃完飯呢，還得負責娛樂，有的人幾杯酒下肚，早已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在學生家裡，在自己學生的面前，完全是一個賭徒的樣子。

更有甚者，學生違反了紀律，當老師的把家長叫來訓斥一番後，抓住機遇說：‘你看你這孩子把老師氣得心煩，找個時間，把班上老師帶到哪裡去散散心……’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我不知道我們這些做老師的怎麼了？真的清貧得要如此致富嗎？為了過上好日子，甘願背上一世的罵名嗎？

聽多了家長們的抱怨，竟不知不覺間變得膽怯起來——怕別人知道自己是老師。雖然我不曾吃過他的‘嘴軟’，拿過他的‘手短’，但是，我害怕他們因為憎惡而從眼裡射出來的那道寒光，像利箭，直直的向我射來。

我那兒時的夢還能找回來麼？我哀於為師，心卻未死。」（注3）

看罷這篇文章，不免讓人感慨。一位教師竟然如此痛心疾首地抨擊自己同行的為師之道，可見當今大陸的師德已經敗壞到了何等地步。

與中小學老師相比，大學教授的道德滑坡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本是教師中的精英，理應人品端正令人敬畏，但當今中國的大學教授中卻充斥著種種不肖之徒——有男教授色誘少女，姦淫女性的，有女教授勾搭、玩弄男研究生的；有文憑學歷造假的，有屢爆粗口罵人的；有不務正業到處撈錢的，有與人約架的-----難怪網民們早把教授改稱成了「叫獸」！

六

醫生雖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卻承擔著救死扶傷的重任，醫德的好壞直接關係著人命的安危。縱觀古今中外的醫學史，大凡有所建樹者，無一不是德藝雙馨的醫家，他們用自己的言行舉止詮釋著醫乃仁術，用自己的心血汗水捍衛著醫道尊嚴！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如今的醫院早已成了一個充滿銅臭的場所，許多醫生道德敗壞，唯利是圖，嚴重玷污了白衣天使的美好形象。

談到醫德敗壞的現狀，人們最痛恨的莫過於「收紅包」。在相當一部分醫生那裡，看病的熱情和態度，完全是跟患者是否送紅包聯繫在一起的。有些不良的醫生護士甚至公開索要。即便他們沒有公開或變相索要紅包，大多數重病患者也不敢不送，因為風氣使然，這已經成了醫患雙方心照不宣的潛規則。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導，有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的職工向記者透露，這家醫院的很多醫生私下裡都向患者要錢，就連自己的職工就診也要送紅包。索要紅包的具體方式一般是這樣的：如果某醫生要收患者甲的額外費用，就會讓患者甲將錢打到患者乙的私人賬戶上。然後，該醫生再告訴患者乙，說是自己有一筆錢錯打到對方的賬戶上了，要求對方返還。如此一來，紅包便順利到手。

吃回扣是醫德敗壞的另一種突出表現。

2011年4月11日，一篇題為「江蘇弘惠疏血通回扣」的帖子出現在多家網站，將南京3家著名大醫院百餘名醫生吃回扣的醜聞公之於眾。

發帖人名為「陳雷」。帖子稱：「江蘇弘惠醫藥有限公司以生產、經營藥品代理為主，在南京市北京西路6號辦公，主要經營品為牡丹江友搏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疏血通注射液(規格：2ml)、復方骨肽注射液(規格：2ml，5ml)及凍干粉。

我曾在公司銷售部門上班，疏血通注射液廠家進價每支是7~7.5元，而醫院進價高達每支39.5元，中間利潤高達33元，各醫院醫生回扣按10元到12元發放，致使醫生亂開藥，多用藥，不合理用藥。江蘇省各大小醫院年銷售量達500萬支左右，醫院零售價為45元，銷售金額達兩億兩千多萬。疏血通在其他省市零售價在30元多一點。」

為表帖子的真實性，「陳雷」甚至在網上將該公司「內部文件」，比如「2011年度疏血通注射液銷售協議」貼了出來，帖子用紅筆描出這樣一句話「發貨時按照7.35元/支打款發貨」。具震撼性的是，「陳雷」將包括所銷售的藥品量、醫院以及醫生的姓名、所在的病區都一一點出，發生的時間在去年12月至今年1月份，並且每名醫生後面都有數量不等的「臨床費」，而這臨床費就是業內所稱的回扣。百餘人的名單裡，最少的「臨床費」為30元，最多的一個月達到了4290元。

七

談及世風日下的道德現狀，人們的眼睛和輿論的關注似乎多半都集中在官員、企業家、知識精英、教師和醫生等這些有身份的人的身上。這一點當然不奇怪，因為特定的身份地位不僅賦予了他們左右社會風尚的能量，而且也使他們理所當然地成了判斷一個社會道德水平高下的重要標桿。

不過，如果因此認定當今中國的道德大滑坡僅僅只侷限於這部分人，那就大錯特錯了！客觀地講，這場滑坡席捲了社會的所有群體，首當其衝的固然是官員、企業家、知識精英、教師和醫生等，但普羅大眾同樣也未能倖免，他們的道德水平同樣也在飛速地下滑，已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

就說小悅悅事件吧，那18位自私冷漠不肯援手相助的路人有幾個是官員、企業家、知識精英、教師和醫生呢？在類似事件中，那些圍觀的人中固然也有官員、企業家、知識精英、教師和醫生，但更多的恐怕還是普通民眾吧？

換一個角度講，類似小悅悅這樣的事件之所以層出不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近年來救人者反遭被救者誣陷和訛詐的事屢見不鮮。除了大家都知道的南京彭宇事件，類似的事件還有許許多多。

比如：2008年6月16日中午，在陝西省西安市，20歲的河南小夥張衡見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前去攙扶。誰知道老人一把抱住他，硬說是他倒車時撞上的。但事發現場很多人證明張衡是冤枉的。

再如：2009年8月8日，在貴州省都勻市，市民彭女士駕車路過夜市攤，因堵車而停車時扶起了一位摔倒在路邊的老太，結果老太一下子衝上去抱住彭女士轎車的後視鏡，堅稱彭女士撞了她。

還有：2011年7月初，廣州軍區某測繪大隊下士小劉完成測繪任務後，騎自行車返回宿營地，途中見一位老大爺昏倒在路旁，便急撥120急救電話，與醫護人員一起將他送到醫院，使其轉危為安。不料老人親屬趕來後，硬說小劉是肇事者，不但逼他賠償醫藥費，還說要到部隊告他。無奈之下，小劉只得從銀行卡中取出3000多元付了醫藥費（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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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事例中，那些誣陷或訛詐自己恩人的被救者或他們的親屬，大都不都是普通人嗎？

談及遍及全社會的道德淪喪，有網友感慨道：「農民認為自己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自己吃的菜要少撒農藥，別人吃的無所謂；賣肉的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所以自己吃要新鮮的，別人吃的多加點銷酸沒關係；蓋房子搞裝修的認為反正不是我住的，差一點兒管他呢；生產油漆的認為反正不是我用的，甲醛多點無所謂；搞XX的認為反正出問題了也不是我在用，差一點兒湊合著吧…………」這些只顧自己不管他人的農民、工人、做小買賣的無一不是這個社會最普通的人！

眾所周知，中華民族的一大傳統美德是樂善好施。然而，英國慈善援助基金會不久前對各國人民的慈善行為和捐贈數量做了一項調查，通過受訪者對「過去一個月是否給慈善組織捐過錢；過去一個月是否為一個組織做過義工；過去一個月是否幫助過一個不認識的陌生人」這三個問題的回答來進行評分和排名。結果顯示，在153個受訪國家中，中國大陸排名第140位（2010年的排名為147位），美國排名第一，愛爾蘭、澳大利亞、紐西蘭、英國、荷蘭和加拿大這六個發達國家分別排在第二位至第七位。就連斯里蘭卡、泰國和寮國這三個並不富裕的發展中國家都擠進捐助指數排名的前十，分別排在第8、9、10位。

試想，在這項有關國民道德水準的全球性調查中，拖了中國後腿的想必也絕不僅僅只是官員、企業家、知識精英、教師和醫生吧？

八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失去道德約束的早已不是一個或幾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而是整個民族，有的人甚至無惡不作，已經墮落到了沒有資格再被稱之為人的地步。而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一黨獨裁的中共！

中共當政後，把有神論和宗教打成了所謂封建迷信，將敵視佛道神的共產主義確立為人人必須信奉的意識形態，大肆宣揚無神論，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一舉斬斷了中華民族道德良知的根基。在此基礎上，中共以黨性取代人性，建立了一整套名為「共產主義道德」的偽道德，不僅踐踏和消滅了人性中一切美好的東西，而且利用、縱容和放大了人性中一切陰暗醜陋的東西。其結果，不僅導致了毛時代的道德大退化，也為文革後的道德大滑坡埋下了伏筆。

改革開放後，中共為了挽救自身的統治危機，轉而搞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說白了其實就是權力市場經濟，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權貴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雖然它也標榜自己是市場經濟，但本質上與發達國家實行的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根本不是一回事。

就價值觀而言，真正的市場經濟遵循的是為己利人的倫理準則，它既充分肯定個人物質利益的合理性與重要性，同時也要求人們不可因為追求這種利益而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必須將這種追求牢牢地置於道德和法律的約束之下。而中國的權力市場經濟雖然表面上並不排斥道德倫理，甚至時不時地還要唱唱道德高調，但實際上奉行的卻是一切向錢看的邏輯，為了滿足一己的私慾，可以不擇手段，把他人和社會的利益通通拋在一邊，甚至置道德和法律於不顧。一言以蔽之，前者遵循的是合理的利己主義，後者奉行的卻是極端的利己主義。

文革後，曾經風靡一時的共產主義信念轟然倒地，一場規模空前的信仰危機席捲了整個中國，許多人特別是年輕人感到從未有過的迷茫。在這種大背景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由權力市場經濟呼喚而來的極端利己主義人生觀便乘虛而入，一舉俘獲了國人迷茫空虛的心靈，並順勢打開了他們內心深處的那只潘多拉魔盒，讓長期被抑制的私慾一下全都釋放了出來。

當今的中國人，在被問到「你信仰什麼」時，許多人都會眾口一詞地告訴你：「我什麼都不信，既不信鬼神天堂地獄，也不信共產主義，我只信自己，信錢。」

試想，一個什麼都不信，只信自己和金錢，把極端利己主義奉為人生指南的國家和民族，道德怎麼可能不大規模滑坡甚至崩塌呢？！

中共不僅是改革開放後極端利己主義風行的始作俑者，而且也是身體力行這種腐朽人生觀的開路先鋒。在這個問題上，毫不誇張地說，從上到下的各級中共官員，絕大多數人都充分發揮了「共產黨員的模範作用」，他們以身作則，帶頭謀私利，搞腐敗，弄虛作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為全國人民樹立了一個個唯利是圖、道德淪喪的邪惡榜樣。

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道德滑坡通常都是一個由上而下，無遠弗屆的的傳遞過程。就像諺語說的，上樑不正下樑歪。既然當官的都不拿道德廉恥當回事，他們治下的國民能不上行下效嗎？於是，我們看見，官員愛錢，民眾就拜金；官員貪腐，商人便投機；官員撒謊，百姓就跟著講假話；官員自私冷漠，國人便只顧自己------

在席捲全民族和全社會的道德大滑坡中，中共不僅率先垂範身體力行，而且對於一切敢於不唯它是從，堅持道德良知的正義人士，均視為眼中釘，不惜採取各種手段進行殘酷打壓，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和迫害。

上世紀九十年代上半葉，中國大陸的道德水平已經淪喪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是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法輪功開始公開傳向社會。

法輪功以真善忍的宇宙特性為本，教導弟子真心向善，從做一個好人開始，不斷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凡真心修煉者，無一不嚴格要求自己，在社會上恪守公德，樂於助人；在單位裡兢兢業業，一心為公；在家庭中尊老愛幼，和睦相處，深受大家的好評。大量的事實證明，法輪功不僅淨化了成千上萬修煉者的心靈，而且有力地帶動了整個社會精神文明的提升。

只要是不懷偏見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出，法輪功的迅速傳播和宏揚，是中華民族千載難逢的一次道德重建和回升的良機。但即使是這樣好的功法，江澤民和中共出於共同的妒忌心理和邪惡本性，也容不得他在中國存在，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於是，1999年7月，由它們連手發動的一場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和迫害迅速席捲了中國大陸。

這場鎮壓和迫害是對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道德良知的一次徹底毀滅，其嚴重程度遠遠超過了「六四」的血腥屠殺。

自從1999年那個夏天以來，中共不僅瘋狂迫害法輪功，還千方百計把所有的中國人都往他們的戰車上綁，逼迫每個人出賣背叛自己的良知，成為受他們操縱的迫害法輪功的凶手，協同他們一起犯罪。為此，他們一方面開動宣傳機器，拚命向所有人灌輸他們製造的謊言，實行全民洗腦，以欺騙民眾，煽動仇恨；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系統的連坐制度將每個人的經濟利益（包括公職、考核、孩子入托、入學、就業等等）都和迫害法輪功直接掛上鉤，對全體國民進行威逼和利誘。如2002年5月，中共曾下發內部指示，要求用金錢來刺激保安人員抓捕法輪功學員。在廣東省，保安抓一個「還在煉法輪功的」就可獎勵3000元。不僅如此，打壓法輪功學員積極的各級官員還被加官進爵，勞教所的獄警、派出所的警察被當作「英雄」受到表彰和獎勵，就連勞教所中被利用來折磨法輪功學員的犯人也都紛紛被減期。與此同時，同情和支持法輪功的人，輕者失業、失學，重者被抓捕、關押。

在中共的這種專制高壓和利益誘惑下，人性中善的一面被無情踐踏，惡的一面則受到無所顧忌的縱容與鼓勵；有良心敢講真話的人坐牢送命，昧著良心迫害講真話者的人卻陞官發財。一時間，神州大地，假話氾濫，誠信掃地，良心泯滅，看風使舵、投機取巧、隨波逐流和明哲保身成為社會流行的趨勢，人們在「集體無道德」的大潮中變得越來越自私和冷漠。難怪有人說，這場迫害的實質就是要把好人變成惡人，把惡人變成更惡的人。

文明的大廈向來都是以道德良知為基石的。一個「集體無道德」的社會，也是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什麼都不怕、什麼都敢干的社會，人們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撒謊成性，心裏裝滿私慾和仇恨，傷害他人從不感到羞恥。在這樣一個畸形變異的社會裏，人們的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誰都無法獲得他們所祈望的安全和幸福，受害的最終將不只是某一部分人，而是所有的人，整個民族、國家以至人類的未來都將因此被葬送。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共把我們帶進的不正是這樣一個可怕的陷阱嗎！

(待續)

——

注1：引自袁劍《奇蹟的黃昏》第四章，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

注2：引自《曝光教師腐敗內幕》，見2010年9月14日人民網教育頻道。

注3：引自網文《哀莫大於心死：師德的淪落》。

注4：引自維基百科詞條「南京彭宇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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