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增长”语境下的经济困局

2013-04-27 11:20 作者: 林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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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国资委成立保增长工作小组,要求央企的“增加值增长要达到8%以上,利润增长达到10%以上”,国资委领导要求央企管理层要把保增长当作一项“政治责任”来完成。

这种一刀切的“保增长”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跃进”并无两样。它从另一个角度再次确认了央企本质上不是真正的企业,至少不是按照市场化规则去经营管理的企业。因为作为企业,殚精竭虑追求利润增长是经营管理者的天然本分,也是企业家最基本的职业精神,把保增长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暗含国企实质上是准政府机构,国企的高级管理人员是准官员,只有官员才会把自己份内的工作当作“政治责任”。

在这个关键而且艰难的转型期,中国经济发展目前无法回避三个矛盾:

保增长和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的趋势,短期看需求,例如投资、净出口、消费等,长期看供给,劳动力、资金及其他要素供给,还有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以来,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始终是以投资为主而消费偏弱,这种需求结构导致以资本投入为主的重工业畸形发展,而靠消费需求支撑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一旦把“保增长”放在经济政策的首要位置,短期增加需求的最有效手段就是增加投资,尤其是政府和国企的投资,但这种刺激“需求”的后遗症是破坏长期的供给环境,加剧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降低生产要素及其他资源的配置效率。

保增长和控制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2013年3月底,广义货币M2达103.61万亿,同比增长15.7%;远远高于一季度工业增加值8.7%的增长率,更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提高企业杠杆率,大量增加资本投入来“保增长”,最终难免造成信用过度扩张,投资泡沫不断膨胀,金融风险进一步积聚。3月末,本外币贷款余额70.49万亿元,同比增长16.0%。其中房地产贷款增速16.34%,高于M2和信贷平均增速。在消费需求疲弱的经济环境下,信贷规模的高速扩张和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保增长和政府职能转型之间的矛盾。新一代政府的职能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淡化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同时淡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行政干预。而眼下的“保增长”似乎让政府再次举起投资的打旗,挥动行政的指挥棒,用一刀切的政治命令指挥国企制造“需求”。

如何处理这三个矛盾,实际上是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是增长幅度和可持续性如何平衡的问题,是忍受饥饿还是杀鸡取卵的问题。

这些年来,一提“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马上习惯性地想到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张国企的信用杠杆,其实,就政策特性而言,财政政策如竹竿,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控性,它发挥“稳增长”的作用,渠道不仅仅是投资,改革预算制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让更多的财政资源通过医疗、教育、养老及低收入保障救济等渠道流向民生领域,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公共消费水平和个人消费倾向,也可以促进增长。当然,用这种方式促增长,类似于服中药,效应不如投资这类兴奋剂来得迅猛。

总而言之,当“保增长”成为当下最强势的政治和经济语境,如何平衡其和“加剧产能过剩、强化结构失衡,增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热切关注的焦点,也是外资对中国经济中长期趋势的不确定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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