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理：中共另设普选“前提”蛮横无理

对港人政治智慧的侮辱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乔晓阳为香港二○一七年普选另设前提的表态，实为蛮横、无理且无知的举措。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首先，这个表态是对香港民众情感、智商，特别是政治智慧的侮辱。众所周知，由于港英时期留下良好的自由和法治传统，香港法治社会、公民社会成熟度丝毫不亚于台湾与其他发达国家。香港虽然也可能有“民粹”，但成熟的公民社会有足够能力制止民粹的发酵。所以，香港选民有足够的判断力，判断一个特首参选者是否真正“爱国爱港”。港人这一自主选择能力还需要中央来监护吗？还需要谁来“把关”吗？

其次，何为“与中央政府对抗”，由谁来判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矛盾，各级政府与普通民众存在矛盾，本为常事，各国都有。在法治宪政国家，这类矛盾通常可由宪法法院作判定，但是中共操控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足够能力与公信力对此作出判定吗？

当然，乔晓阳对“对抗”有更明确的定义，就是“企图推翻中共领导、改变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这里先且不说如今这样一个权贵集团操控垄断资源、权贵大款“勾肩搭背”、贪腐渎职遍地、底层民众背负重重“大山”、贫富悬殊远超国际警戒线、社会矛盾极度尖锐的中国还算不算“社会主义”，就说一个民选的香港特首，他始终受到基本法、立法会、新闻舆论、民意等监督制约，他有什么能耐去从事“颠覆伟业”？如果掌控如此巨大资源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共，如此“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被一个小小的香港特首轻易“颠覆”了，那么是该归罪于香港特首或港人，还是该反思自己及自己“这一套”为什么彻底失去了民心？既然乔晓阳也认为，“爱国爱港”标准难以用法律条文规定，承认“老百姓心中有杆秤”，那又何须单方面另设普选“前提”？

一国一制的美国可以让一个民主党总统领导一个共和党州长，“单一制”国家法、英、意、日、韩等可以让一个执政党的总统领导一个反对党的省市长，就是台湾也可以让马英九去领导民进党的县市长……，这些“长”们还处心积虑要在四年一度的选举中“颠覆”中央政府，反之亦然（乔晓阳说“世界上单一制国家中没有一个中央政府会任命一个与自己对抗的人、要推翻自己的人担任地方首长”之说是浅薄可笑的）。声称实行“一国两制”的中国，怎么就不能包容一个港人普选出的香港特首？

缺少法制与宪政约束的中央政府，是否就是国家主权、民族利益天然的自觉维护者？也不尽然。海参崴、长白山天池、白龙尾岛这些领土主权维护了吗？罔顾国内民生，到全世界大把撒钱的又是谁？

即便“提名委员会”听命于中央政府，提出合乎“圣意”的候选人，以“机构提名”方式封杀“反对派”，但理论上“泛民”候选人仍可能以“另选他人”的方式获胜，那么，中央对此是予以承认并自我反思，还是决意推倒重来？推倒重来必然引发的激烈对抗，到底该谁负责？

香港普选的真正底线

香港普选真正的底线只需一个，就是基于宪法和《中英联合声明》而制定的基本法。在香港这个国际化大都市，还应学习借鉴国际公认的自由公平公正等选举规则。更重要的是，对于普选程序争议，对具体某一候选人，不要随便贴“政治”标签。不管哪位港人，不管他反对谁，只要言行符合有关法律，就是合法的“反对派”，就不应被视作“另类”，更不应视其为“敌对势力”，否则就是践踏基本法有关保护民权的条文及原则的尊严，就是自毁公信力。在基本法面前，中央与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港府与香港选民，执政者与“反对派”，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即便中共至今还不愿设宪法法院，害怕宪法诉讼，甚至连“宪政”、“宪制”都还是“敏感词”。

可以肯定，有着自由与法治理念的香港人如能一人一票，绝不会选出老婆子女财产都已转移国外的“裸官”，不会选出连国籍都不敢说明、政治身份都不敢亮明的政客。这些人才真正够不上“爱国爱港”的资格。乔晓阳说“如选出一个与中央对抗的人当行政长官，……届时中央与特区关系必然剑拔弩张，香港和内地的密切联系必然严重损害，香港社会内部也必然严重撕裂”。先不论这是否恐吓，只是请问，如今选委会“小圈子”选定的听命于中央的梁振英，其公信力、管治能力与公众支持度又怎么样？他上台后香港社会是更和谐了还是被撕裂了？

所以，这种在既有法律之上，摒弃先进政治文明所应有的自由、公平、包容精神，以政治条件划线，单方面另设“前提”或“底线”，是中共的偏狭“小圈子”心态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我斗争思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集中表现，是对国际公认的文明规则的恐惧──其实在藏、维等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别的批评反对者身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同时，它也是类似于在大陆强搞“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或司法领域强搞“三个至上”之类的“和稀泥”心态在香港政制问题上的翻版，它必然产生诸多逻辑矛盾与现实矛盾，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只会引发更多的质疑与社会对抗。

一国两制下的尖锐矛盾

一国两制虽是个新生事物，但说到底并非什么了不起的“创新”，而是东方集权体制面对西方先进文明的一次不得已妥协，在集权体制至今顽固僵化抱残守缺不思改革的情况下，它必会碰到很多尖锐的矛盾。而这，只能在不断的理性探究、平和博弈中得到解决。如能做得好，它还可以给大陆未来必须的政改提供先行的经验，促发大陆方面作更多的及早开启政改的必要性的思考──如及早设立宪法法院、努力建设宪政国家、以法治宪政等“明规则”消弭矛盾分歧，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等等。但乔晓阳同时又表态：“两个前提不确立，不得到香港社会多数人的认同”，就“不适宜开展政改咨询，就是勉强进行咨询也不会有好的结果”──你必须服我，不服我就关闭对话大门，看你敢怎么办！何其蛮横无理，何其傲慢无礼！

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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