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哈尔滨的东正教牧师。（FOTOE供图）
1868年，从中俄边境的雅克萨之战得胜回朝的清朝大军中，夹杂着一些长相怪异的战俘。他们不知道，在陌生的清帝国的内陆腹地，有什么会等着他们。死亡、苦役、酷刑？然而，这些“罗刹（当时中国对俄罗斯的称呼）”战俘却把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的东正教带到了中国。
推测历史的话，蒙古帝国时期裹挟的“翰罗斯”（当时对俄罗斯的称呼）士兵，应该是最早进入中国的东正教信徒。不过这没有留下任何的实体遗迹和文字。所以东正教正式的入华，应该追溯到雅克萨之战的俄罗斯战俘。以此为契机，东正教教团进入了神秘的清帝国。
自清朝中期到民国的200余年，在北京的东正教教团兼有宗教、文化交流和外交使团的三重作用。当英法列强连两广总督都见不到的时候，俄国东正教牧师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居住在天子脚下，甚至受到清政府的供养，这已经不能简单用中俄陆地接壤来解释了。
战俘带来东正教
出乎雅克萨之战的俄罗斯战俘意料，他们在北京受到了清朝康熙皇帝的优待和礼遇。肖一山《清代通史》记载，“俘虏献京师，玄烨赦之，编为佐领”。其中罗曼诺夫、哈瓦洛夫、亚柯伯留、杜宾、哈罗斯道夫等五姓有后代的人要求留在北京，经清政府同意，他们被编入“佐领”，隶属于满族镶黄旗，赐予“牛录”称号，授予四品到七品的官衔。按月领取俸禄，有的还同满人结了婚，繁衍后代。经过200多年，他们发展为5个大家族，即罗、杜、姚、贺、何等中国姓氏，截至1850年有99户人家。
俄罗斯战俘不但加入八旗，宗教信仰也受到保障。战俘在离开雅克萨之际从教堂带走了简单的教堂圣器及圣像，并且强行掳走了马克西姆·列昂节夫神父。他随身带着一幅显圣者尼古拉圣像、若干本《圣经》。为了满足这部分战俘的宗教信仰要求，清政府拨给他们一座关帝庙作祈祷用。不久，此庙即改建为东正教教堂，取名为“索菲亚教堂”，以象征君士坦丁堡（和君士坦丁堡著名的东正教圣索菲亚教堂同名）。又称圣尼古拉堂，后来在这里又建立了圣母教堂和伊诺根替教堂，称俄罗斯北馆，北京人称它为“罗刹庙”。
孤独的马克西姆神父在北京的生活颇为艰难，有一次中国人与卡尔梅克人（应为准噶尔战争）开战，他不得不和满人一样剃了光头，随同俄国战俘一起出征。
虽然中俄两国发生了战争，但在边境的商贸和外交往来一直没有中断。在北京的马克西姆神父很快得到了俄政府特别是当时执政的彼得大帝的注意。1695年，俄国东正教区都主教专门派人送给列昂节夫一份承认北京东正教的证书，并指示他今后“不仅要为沙皇祈祷，而且也要为中国皇帝祈祷，以便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的立足点”。
1698年，俄国议政大臣维尼乌斯上书正乔装为木匠在维也纳访问的彼得大帝，称北京建了一座俄人教堂，有许多中国人受洗礼。彼得很高兴，亲自做了指示：“此事甚妙，唯为上帝起见，宜谨慎行事，更不要因此激怒中国官吏和已在那里筑巢多年的耶稣会会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的事业像在日本那样遭到毁灭性的失败。”显然，俄方发现了这一宗教需求的政治作用，并且希望能够让北京的东正教牧师起到打入中国腹地的作用，无论是做外交谈判还是收集情报，其作用都是不可限量的。
随后，俄罗斯北馆以马克西姆年老多病为由，请求清政府允许从俄国派神职人员来接替。经清政府同意，沙俄于1715年（康熙54年）派出以修道院院长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为代班大司祭所组成的十人布道团来到北京，其中有3名专门来学习语言的学生。从此以俄罗斯北馆为驻地，正式建立北京东正教教会临时机构。
从1716年至1933年，沙俄政府和俄国东正教教会先后向北京派出共20届传教士团。大体上每隔10年，传教士团轮换一次，每届成员有10人左右，共计200多人，其中有神职人员、学生、医生、画家、科学家、外交官。他们来华后，首先的任务是学习中国语言文字（汉、满、蒙、藏语）。
20世纪30年代，天津东南城角的日租界中少见的东正教的教堂建筑。FOTOE供图
封官给俸 供养俄国“喇嘛”
1728年，中俄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该条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允许俄国向北京派遣宗教人员。清政府保障其不受限制地在北京进行宗教活动。19世纪末的第十六、十七届传教团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在《东正教在华两百年史》一书记载“北京俄罗斯馆今后仅由来京之俄人居住。中国协助在该馆内建造东正教教堂。除原住北京的东正教教士（称喇嘛）1人外，准许补遣教士3人，来京后居住俄馆，照向例供以膳食。此外，接受6名俄国学生来京学习满、汉文，居住俄馆。由俄皇皇室供其膳费。”
“喇嘛”，是当时中国对东正教传教士的称呼。对于这个显然不太正确的表述，北京的东正教教士和俄国政府不知是因为汉语能力问题还是出于迎合中国的考虑，没有特别不满。一直到1798年，第八届传教团的索夫罗尼修士大司祭在上书沙俄管理宗教的圣务院书中表达了对喇嘛这一称呼的不满，认为有鄙视的意思。
康熙极为善待俄国传教团，为首的修士大司祭被赐五品官、司祭与辅祭七品官，学生享受披甲待遇，还分给他们官家住房、土地和经济补助。修士大司祭得银800两，另获银600两用以雇佣仆从，司祭和辅祭得银600两，另有银400两雇佣仆从，教堂差役有银300两，还有银200两用来雇佣仆从。此外理藩院每月还给他们俸银，3年后还发置衣费。甚至还赐给部分教堂差役以妻室（还专门选受过洗礼的）。第二届和第三届教团时期，还得了4块地，年景好时每年夏天获利25两银子。第五届传教团由于中俄政府间发生了冲突，得不到俄政府的补助，甚至只能依靠清政府的补助生存。管理北京东正教教团的工作则是由清朝的理藩院负责。
对于清政府的优待，阿多拉茨基信中承认，北京政府在向东正教教团提供俸禄的同时，总是对其给以庇护和善待，非但从来没有迫害和驱逐过他们，反而“百般照应、好不为难”，“为改善我们同胞的艰难生活做了很多事情”。
1732年（雍正10年），由清政府和沙俄共同出资，在北京玉河桥西东交米巷（东交民巷）建设了新教堂“奉献节教堂”，又称俄罗斯南馆或会同馆，可以轻松容纳50人居住。后来还买下了附近的几座宅院。把在北京的东正教布道团临时机构变为常设机构，并将布道自司祭由原来每10年换班一次改为6年，准许他们自由回国。1730年时，北馆即尼古拉堂在北京的地震中坍塌了。
在获得了一定的传教自由的情况下，1731年3月25日有9名中国人接受了东正教信仰，受洗的中国人有男性25人，另有8人准备领洗，自那日起，每月都有一两人来接受洗礼。这个数字和天主教在同期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传教士不改酗酒毛病
对于这种状况，良莠不齐的东正教传教团成员要负有一定的责任。他们当中很多人品德败坏、缺乏工作能力，导致了拥有一定自由的东正教反而发展很缓慢。阿多拉茨基也表示，由于某些传教团成员的不良行为，使得中国人对俄国人的友好态度冷淡下来，给俄国世俗和宗教权力机构招致不少麻烦和不快。
俄国人传统的老毛病酗酒，也没有远离宗教人员。第一届教团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扎伊斯基到北京没几年即酗酒而死。1730年9月20日，作为七品官的修士辅祭约阿萨夫酩酊大醉后闯入皇宫，在大殿之上呼喝喧嚣，而且被指控打了大臣，但只被拘押了一天一夜。第六届传教团到达北京时，也发现大部分成员都因酗酒过度而死，教堂已经一塌糊涂，很多东西都被偷盗变卖。
第三届传教团来华时，俄国圣务院还专门指示不得酗酒、不学习时不得游手好闲、荒废光阴，不得胡作非为。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北京教团从本国得到的经济补助很有限，教团本身的理财能力也很低下，这也限制了其发展。
1777年，尼古拉修士大司祭还上书理藩院，控告不缴纳地租的人，理藩院经过调查，发现农民表示“俄国喇嘛收租的那些年份没有种地，而且有证人”。于是斥责了大神父，说希望他好好念经，不要纠缠此等事情，武断烦扰理藩院重地。还斥责了俄国政府说，你们这些喇嘛做如此卑劣之事，贵国枢密院应以为耻。难道如此富裕的国家还维持不了这样一座小庙，养活不了几个喇嘛？
第七届传教团修士大司祭索夫罗尼还将2200卢布的教堂用款放贷出去谋取钱财，结果借钱的人跑了，最终通过理藩院才把钱追回来。
当然，这些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北京教团一无是处。其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很大，奠定了俄罗斯深厚的汉学基础。比如著名的汉学家雅金夫·比丘林，他1807年来到中国，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学习，在汉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现代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他编撰了《汉俄语音词典》、《汉语语法或汉文启蒙》，还潜心研究儒家典籍，编译了《儒教》、《汉俄对照三字经》和《四书》等，最早把儒家的经典传到了俄国。同时，他还翻译了《资治通鉴纲目》、《大清一统志》、《卫藏图识》和《蒙古纪事》。
此外，俄国第一所汉语学校也是由比丘林创办的。这所学校于1831年在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建立，为俄国政治、商业、文化等领域培养了一批汉语翻译人才。以比丘林为代表的俄国传教士依靠沙俄政府的支持，凭借自身的努力学习，在汉学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也为中俄的文化交流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进入19世纪后，沙俄当局为适应扩大对华侵略的需要，不断加强对在北京传教士团的领导。1818年，沙俄政府对华传教士团发出训令，规定“它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应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不再是单纯的传教，而是逐渐变成沙俄政府外交职能的机构，逐渐成为沙俄帝国对华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组织，“起着俄国政府的官方代表的作用”。
沙皇家族成员秘葬北京
1860年，南馆改为东正教驻华公使馆。传教团的俄国上级主管从圣务院改为外交部。每年沙俄外交部拨发经费16250卢布。俄国外交部还派有监护官，多是外交部官员乃至军官。历届教团中也有许多人以翻译身份供职于外交部，少数人更出任过俄国驻伊犁、塔城、天津等地的领事和总领事。
本来东正教教团建立之初，宗教工作就不是很重要，更类似一种外交使节团和情报收集机构。比丘林本人10多年里就没有去过几次教堂，可见宗教意味的淡薄。近代以来，北京教团的很多人就更露骨地参与政治和搜集情报。
在签订《瑷珲条约》时，著名汉学家、第十五届教团修士大司祭巴拉第·卡法罗夫就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和普提雅廷海军上将提供了大量的意见和情报，第十四届传教团的大司祭甚至直接参与了《北京条约》的制定。
如此“不务正业”，传教自然没什么进展。1861年，俄国传教士才首次在北京周围的安定村建立传教基地，不过也不是什么大成就，因为那里本身就有10个俄国后裔。一直到1892年，中国籍东正教信徒才459人，其中俄国战俘后裔149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东正教也受到冲击，北京同天馆老爷庙的东正教教堂和张家口的东正教教堂都付之一炬。北京的东正教信徒死亡222人，包括1名司祭和其他几位宗教人员，东安定门外的俄人墓地也被挖掘。2000年6月23日，俄国东正教教会为义和团时期遇害的222名中国教徒祝圣，封为殉道圣徒。
《辛丑条约》以后，东正教借助条约和赔款，加速了在华发展。逐渐建立了北京、上海、哈尔滨等教区，建立了37所教堂、1所神学院、20所宗教学校，截止到1916年，教徒为5587人，信众包括华人、俄人以及日本人和朝鲜人。十月革命后，北京东正教教团与苏联对立，效忠于流亡塞尔维亚的“俄罗斯外国临时主教公会议”，北京教团也被升格为东正教北京总会，1924年又成立了中国正教会。
虽然断绝和本国的联系，但是由于大量的（白）俄难民涌入中国的哈尔滨、新疆、上海等地，东正教在中国反而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全国有了数百座教堂。但是即使如此，其始终还是限于一种“侨民宗教”，无法和天主教新教相比。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张妥的《东正教与东正教在中国》，末代沙皇家族被红军枪毙的成员的8具尸首被秘密转道哈尔滨葬在北京安定门外。他们是为约翰、伊戈尔、康斯坦丁大公三兄弟（尼古拉一世的曾孙）、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亚历山大二世幼子保罗的私生子）和伊丽莎白·费奥多罗芙娜（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妹妹）的尸体。他们在1918年7月18日被乌拉尔地区阿拉帕耶夫斯克的契卡委员会下令丢入当地矿井中，随后向矿井投入手榴弹炸死。
由于民国时在华东正教被白俄控制这一特性，在抗战时其组织和许多宗教人员采取和日本合作的态度。日本战败后，苏联的全俄牧首公署接管了在华的东正教组织。
民国期间在中国的白俄。IC供图
合作、妒忌、不争斗 早期在华东正教与天主教关系
1054年，东正教和天主教正式分裂，这两大基督教教派在欧洲长期对立。但是在18-19世纪，由于当时天主教在宗教上的主要敌人反而是新教，所以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相互敌意已经大大缓解，这也导致在北京的东正教教团和自明朝以来一直在中国发展经营的天主教（耶稣会）势力没有发生太激烈的冲突。不过这也并不意味着双方总是处于友好合作的态势。
在清王朝的世界里，皇帝才是主宰一切的根本，无论东正教还是天主教都是外来者，都必须小心翼翼才能生存发展。在异乡，他们并不缺少合作。
在东正教教堂建好之前，北京的俄国人曾前往一个天主教教堂做礼拜，据1675年来北京的俄国使节斯帕法里称，天主教传教士向他索要了一幅东正教圣像置于堂中，以便来自祈祷的俄国人注目膜拜。
东正教教士和天主教教士不可能不接近。除了一般的兴趣外，生活的现实也让他们建立密切关系。东正教教士请天主教教士协助配置教堂附属设施，如圣像壁，向其匠人订购圣像，学习天主教教士的各种技艺，如种植葡萄等。甚至从那里借用汉译基督教书籍，如《圣经》和宗教道德内容典籍的片段。
另外，耶稣会会士要离开中国返回欧洲，只能走澳门或者广州，如果没有俄国沙皇的许可，他们不能过境俄国。所以还曾有耶稣会会士、威尼斯人皮洛蒂请求俄国教团成员帮助致信俄国大臣，希望受到照顾。有时候东正教教士也请前往澳门的耶稣会会士转交他们往欧洲的信件。
尽管有合作的一面，心理上的对立还是经常存在。19世纪末的第十六、十七届传教团的尼古拉·阿多拉茨基颇为得意地认为，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多次遭遇被驱逐的命运，俄国教会代表者们尽管处于北京的监督之下，但在与当地民众的相处中几乎从未受到过限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传教团向理藩院寻求保护和主持公道，几乎总能得到满足。而且，与中国老百姓相比，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得到偏袒。
北京的东正教教团对康熙驾崩以后雍正帝对天主教势力的打击多少感到幸灾乐祸。他们指责，耶稣会在传播福音的同时，暴露出其追求商业利益以及其他目的的自私本质。他们拥有很多作坊店铺、承接各种生意，获得官爵和地位，极力控制教众，使后者腐化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还认为耶稣会的被打击是和其介入康熙的诸皇子的斗争有关，耶稣会支持九阿哥。
俄方还有另外记载，1719年，彼得大帝派遣禁卫军大尉列夫·伊兹马伊诺夫作为特使访华，受到清政府高规格接待。康熙在其会谈时，专门问到俄国人是否会对自己通过耶稣会会士与他们交谈感到反感？从俄方记载看，康熙还强调，自己并非把耶稣会会士当做官员聘用，但是乐于从他们那里学习知识。
然而在另一方面，东正教在中国的影响力却长期落后于天主教，不但在民间缺乏信徒，东正教教士的影响力也比不上天主教教士。他们不得不带着情绪地抱怨天主教的“接地气”。阿多拉茨基写道：耶稣会迎合中国人的性情，不用圣像和十字架装饰祭坛，甚至在做礼拜时不着法衣，而穿上中国儒者的普通外衣。为了吸引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罗耀拉的弟子们教导说，孔子与基督耶稣没有差别，借口给予暂时的宽容而允许新入教者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维持多神教习俗等。他们允许皈依基督教的汉人庄重地拜祭孔子，在祖先坟前祭祀，对于入教的满人，则允许其举行自己的洗礼及多神教许愿仪式。
东正教教士斯莫尔热夫斯基写道，（耶稣会会士）在北京的装束都是中国式的：蓄有胡须，梳着辫子，剃光了头，参加公开葬礼时与其他中国人的举止一样。在家里穿中国短款暗色（蓝色或黑色）花纹布大褂。出门时像其他中国人那样穿上贵重的好衣服。那些在各省居住的穿中国粗布衣服、好似名副其实的庄稼汉，只是比庄稼人整洁些。
东正教教团的不自信还从一个小插曲中有所反映，18世纪初，从北京回来的费力蒙辅祭散布了一个不实的传闻，就是康熙皇帝似乎要接受洗礼，而这是受到其身边的天主教传教士如汤若望、南怀仁等的影响。这自然不是事实，不过受到这个刺激，俄国加深了对中国派遣教团的努力。
不过，第五届传教团时，大司祭阿姆夫罗西本人也都穿满人或汉人的服饰，这样出门就不会被中国人视为怪物。北京东正教教团还曾向本国请示，因为中国北方太冷，能否在洗礼时加入温水。这说明东正教也在学习天主教的入乡随俗。
来源:时代周报2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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