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十次起义

【看中国2013年06月28日讯】孙中山先生自幼在海外读书求学，全面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官吏作风有着深刻的感受。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他认为民主的政治制度、良好的社会管理、廉洁的官吏作风正是世界列强其所以成为世界列强的根本原因。再看满清王朝，政治黑暗、专制独裁、吏治腐败，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若不革故鼎新，奋发图强，四万万同胞将永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一八九四年六月，孙先生上书李鸿章，提出了富强治国的策略：“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船坚炮利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并对富强治国四大纲要分别进行层层论述与说明。同时深刻地指出：“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无行之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才异国，以代为之行，不知之人多，则虽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辈，必竭力以阻挠。此昔日国家每举一事，非格于成例，辄阻于群议者，此中国之极大病源也”。

孙先生上书李鸿章，是力图救国之举，是孙先生从医人到医国的开端。细读此书明显的感受是：当时的孙中山先生，尚只是想能在中华帝国原有的框架之下，进行一番大型的改造与装修，以使几十年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收到实效。然而，这振聋发聩的富强治国弘论，在满清末世王朝的政治生涯里，竟未激起些微的波澜。可见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已达到了极点，只不过一具政治僵尸而已！董子有言：“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为从根本上更化国体，实现政治文明、富强治国、拯救华夏同胞于水火的远大志向，于是，孙先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一八九五年广州首次起义

中日甲午战争，清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地赔款，签订马关条约。满清丧权辱国消息传布，国人深感刺激悲愤。孙先生见民心可用，决心把握时机，组织团体，策划进行。一八九四年十月，自上海起程经日本前往檀香山。到达檀香山后，德彰大哥自愿资助一部分款项，并致书各亲友为胞弟志业说明一切。但当地侨胞由于种种原因，自顾不暇，对祖国不幸遭遇，虽然感慨，当听到孙先生要“造反”言论，都以为这是破家灭族的非常不法行动。即令亲戚故旧也多掩耳而去，孙先生多方游说，奔走一月余，只有少数基督教教友以及和德彰先生交谊深厚的人愿意参加。孙先生面对现实，只得决定就以这些人作基础，组织团体，共策进行。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孙先生假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寓所，邀约志愿赞助他的计划的友人集会，创立兴中会，共商救国大计。

何宽是基督教徒，又是当地《隆记报》记者，曾于一八九三年组织《中西扩论会》，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联络新学同志为宗旨。因此，何宽愿意提供寓所，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一个重要团体的最初发源所在。是日，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等二十余人，其中有经理，有职员，有裁缝，有厨师，有工人，成分相当广泛。孙先生首先宣读手拟《章程》，《章程》没有明言筹饷起兵推倒满清字样，完全是顾虑并避免华侨会员的恐惧心理。但在入会盟书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

入会宣誓时，由李昌朗诵誓词，各人都以左手按置在基督教圣经上，举右手向上依次诵读后散会。这一仪礼显然是采取英美各国方式，由此可知所谓创立合众政府也是以美利坚合众国作典范。这由后来孙先生将民族、民权、民生与民有、民治、民享相提并论，更可证明。

一八九五年一月，孙先生在大哥德彰，新交挚友邓荫南的大力资助下返抵香港。到达香港后，即约集旧友陆皓东、郑世良、陈少白、杨鹤龄、尢列诸人，集议联合各地同志，扩大兴中会的组织。因素知香港辅仁文社社员杨衢云、谢缵泰等平日宗旨相同，遂与洽商结合为一团体。杨、谢等经商讨后同意。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兴中会举行成立会，会员们都同意应用兴中会名称，并一律举右手向天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章程》第一条明着：“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六日，兴中会集议决定于农历重九节（西历十月二十三日）在广州起义，占领广州省城。当时议定：孙先生负责主持这次起义行动，杨衢云在香港筹款购械并招募壮士，谢缵泰负责联络旅港外国人，郑世良召集三合会众参加。陆皓东事先已拟订一青天白日图样，作义军旗帜，也在这会议通过。

八月二十九日，孙先生、陈少白、黄咏商、杨衢云、谢缵泰假杏花楼酒家开会，何启也在座。何启在香港很有声望，中英人士一致钦敬。他支持赞助孙先生的计划，但不列名加入兴中会，以便发言更有力量。出席人公推何启为对外国发言人。孙先生在起义大计策定后，十月六日，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堂设立农学会，藉此掩饰各种活动。

各方联络及部署大体完成，孙先生、陈少白、郑世良等即前往香港参加兴中会一重要会议，选举“总办”──按《章程》第四条列举办事员中有总办一人。当时以各会员间于人选有不同意见，故暂将是席虚悬。现起义日期已近，必须有发号施令的统率人，且各会员早经同意：这“总办”即起义成功时临时政府大总统。

一八九五年十月十日，兴中会在香港开会，选举“总办”。会议席上，与会会员一致通过举孙先生当总统。通过之后，大家就同孙先生拉手，恭喜祝贺。这项议题完成后，孙先生就想先到广州准备一切，起义之前不再到香港这边来了。隔了一天，杨衢云忽然对孙先生说：可否把总统的地位让给他，以后到省城（广州），事情办好了，再还给孙先生。孙先生听了这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就约了陈少白、郑世良一同商量，决定把位置让给杨衢云。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在会议席上，孙先生主动提出，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在会前都已说妥了的，因而会议表决，也无异议，就这样化解了首次起义之前的一场人事危机。

按起义计划：杨衢云率香港会党三点会人众约三百人，于十月二十五日晚到达广州。

十月二十五日，除香港一路外，其余各路人众都已先后分批集中广州。二十六日黎明，各队首领都齐集总机关讨取命令口号，准备大举。但香港一路始终未见到达。正诧异时，孙先生持杨衢云来电说：“香港队员改迟二日才能出发”。众人大为惊讶，立即聚议办法。陈少白以为期届而不能举动，事必外泄；并且二日以后港队能否即来尚未可知。冒昧发动，恐遭失败。不如暂将各部遣回，俟另作调度再行动作。并电杨衢云阻止港队勿来。不幸机密泄露，陆皓东等五人先后被捕。

原来当孙先生决定改变举义时间不久，清吏即已自不同方面获得情报，这些情报是先后到达两广总督衙署的，但各个渠道的情报内容纷歧，只有一点是比较集中而相同的，即医术超群的孙文，孙逸仙名列党魁！这使粤督谭钟麟深感意外，未即置信。但接二连三的情报使他不得不下令，加强防范并采取行动。

十月二十六日重阳节。广州官厅加强巡逻，各地戒备更严。孙先生仍起居如常，按时与兴中会员区凤墀一起去参加一位牧师的娶媳喜宴。途遇探勇多次，区氏颇感惊异，不解何故，但孙先生始终镇定谈笑自若。

当孙先生致电阻止杨衢云队伍前来时，即告陈少白迅速离粤赴港，以免被清吏发现一网打尽。陆皓东被捕后，孙先生即令部众逃避。只留郑士良和他本人督饬少数人隐藏武器，亲自给各地方写电报，通告省城内各主要同志烧毁重要文书，清扫总机关后，才从容不迫和郑士良离开。郑士良后来对日人宫崎寅藏一再说：“我真的非常佩服孙先生的气概、见识和度量。至于他的胆量，一直到广州起义失败时的举动，我才知道”。“他这种全身是胆的沈着，的确是难能可贵，我起初非常着急，并曾想溜之大吉。但见他泰然的举动，而竟忘记了我本身的危险”。

广州起义不幸功败垂成，所幸孙先生安全脱险，先到澳门，然后转往香港。兴中会会员的英勇果敢、视死如归的精神充分表现了出来，陆皓东的慷慨就义，就是一最令国人景仰的典范。

当起义计划突然改变，广州市面谣言纷起。陆皓东寓所原甚安全，但他顾虑双门底总机关收藏的会员名册，深恐被清吏搜获，按册捕人，将无人幸免。因此，他不顾友人的劝阻，甘愿冒生命危险，前往双门底将名册取出焚毁灭迹。就在这时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率领弁兵汹汹来临，陆皓东当即被捕，但一切名册已被焚成灰烬。

当南海县令李征庸提讯陆皓东时，叱陆跪下，陆皓东不为所屈，慨然索纸笔认供，振笔直书：

“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二十九岁。向居外处。今始还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不知涕泪之何从也。

“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还粤，恰遇孙君，客寓造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腼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恩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讵知满清以建州贱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掳我子女玉帛。试食谁之毛？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犹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乎！

“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起者而不可尽杀。公羊既殁，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陆皓东在县衙堂威压力下，手写这一文件，严正激切痛斥满清朝廷及为虎作伥的汉奸官僚的种种罪恶，淋漓尽致，不留余地，且内容引据经史及时事，简明扼要，有条不紊。他沈着镇静，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坚毅精神，真可谓泣天地而惊鬼神！

陆皓东被审讯中受尽酷刑，但仍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十一月七日（农历九月二十一日）慷慨就义。被孙中山先生誉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一九○○年惠州第二次起义

一八九五年十月广州首次起义失败后，孙先生亡命海外。一八九六年十月，孙先生在伦敦蒙难，被恩师康德黎极力营救脱险。孙先生伦敦蒙难出险的消息，不仅占据了十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英国境内各地报纸的重要篇幅，即美国的《纽约时报》也以显明地位刊载这一新闻。孙逸仙这一姓名，就在这时藉电波传播于全球的各地各国。

孙先生看到英国报纸对于他的有关记事和平论中所表露的同情和关切，非常感动。他立即致书各报申谢英国政府及报纸援救的盛情：“予于英人之崇尚公德，力持正义，素所钦仰，身受其惠，益堪征信。且予从此益知立宪政体及文明国人之真价值。敢不益竭其愚，以谋吾国之进步，并谋所以开通吾横被压抑之亲爱同胞乎”。

这是孙先生在重获自由后，向世人所做的公开誓言。后来的事实演变证明：“有志竟成”！

一八九九年，孙先生决定再次举行起义。这时宫崎寅藏将启程赴香港，行前二人认真讨论了应采取的战略。孙先生因上次广州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再不能直接在广州举事，不如先选定一靠近海口的地区，作为联络同志的发轫之处。因为当今有志者到处都是，不愁没有同志，只恐不能选定合适的发起点。只要有了起点，即如置一星火于枯木山林，不必忧虑其不扩大焚烧。

宫崎主张：取江苏海州作起点具四项优良条件：（1）在鲁豫苏三省交界处，可招三省二三万众。（2）接济军火之道便利。（3）不近通商口岸，可免各国藉口牵制。（4）可掌握运河、切断漕米北运，制北京的死命。孙先生回答：十余年前即曾考虑取道海州，且曾到当地盘桓七八日细看海口形势。但再三考虑：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在海州，进取、接济的便利与广东相同，但聚人则毫无把握。而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他处虽有形势并便利接济，而我心仍不能舍广东。孙先生最后结论：广东省惠、潮、嘉三府地方，人民十之八九已入反清复明会社。人亦最强悍，官府不敢追究。此地可作起点地区，且与台湾密迩，便利接济军火。因此孙先生建议宫崎这次到中国，务宜留心此地。

一九○○年六月及七月，孙先生两次乘轮经过香港时，即在船边小舟与陈少白、谢缵泰等商定惠州起义大计。为把握时机，积极进行各种准备活动，在神户、大阪等地密购兵器向香港运送，以加速进行惠州起义计划。

是年七月二十六日，容闳、严复等在上海举行国会，宣布不承认纵容义和团对外宣战的混乱满清王朝，保全中国领土主权。八月九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另支在安徽大通举义。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与光绪帝仓皇出奔西安。中国顿成无中央政府状态。同日，英军二千人登陆吴淞，拟进占上海，德、奥诸国大军又在东来途中。国势危殆，莫此为甚。如何收拾残局、避免战祸扩大并延长，为国家人民保存若乾元气，是当务之急。孙先生面对中国已无中央政府状态的新情势，燃起新希望新救亡方策：满清王朝已濒临不推自倒状况，土地人民则为中华民族所共有，绝无供作清廷殉葬品之理。“东南自保”局势既已形成，两广独立计划仍有可能──惠州起义即其起点，容闳等复在上海召集国会。凡此种种，如能因势利导汇成一体，至少半壁河山仍因此维持和平安宁，苍生元气也可获得保全。这在当时不失为避免战火蔓延至华中华南各地、不使瓜分惨祸出现的一种方法。

当孙先生心怀这一新希望新方策，自横滨前往上海筹划一切时，一项与他这一方策完全背道而驰的“祕策”，竟在一直投身孙先生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中形成：他们在门司商定，即由内田良平等挑选决死队四十人前往上海、南京、武昌谋杀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内田良平等以为清帝后既已出亡，这“三杰”中一人或二人如被杀死，长江流域必起动乱，革命党即可乘机起义。山田良政自告奋勇前往刺杀刘坤一。内田良平以为这一“祕策”必得孙先生欣赏。但完全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当神户丸号驶经门司，平山周等登舟向孙先生报告时，孙先生非常强硬地表示坚决反对。孙先生说明：“这是险着危道！万一失败，君等固自身败灭，我革命党也随之灭亡，千万不可行”！平山周、内田良平、山田良政再三努力劝说，孙先生始终不为动摇，坚持反对立场。内田良平等只得终止一切原订计谋。

孙先生这一严正立场，说明革命与扰乱完全不同。革命是顺乎天应乎人的神圣事业。不可反其道而行：杀害当时华中华南人民生命财产赖以保全的李、刘、张三总督。如其中有任何一人被杀害，必致引起更大的动乱，列强即可藉口保护商人生命财产而进军。扩大战火于长江流域，损伤我苍生国族命脉。孙先生倡导革命原为救人救国，而为国族多保存一分元气，即可为复兴民族增一份力量。当各国联军进占北京，黄河流域战火遍地，长江珠江流域幸得李、刘、张三总督一力担承“不奉乱命”，形成“东南自保”局面，中国文物经济的精华至少有一部分得以避免被破坏。任何有见识的中国人，对于这一局势显然只可因势利导加以维护，岂有恣意损毁自伤元气之理？

在此之前，山田良政曾携日本有关人士函件前往台湾，拜会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儿玉即令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致函孙先生愿予协助。孙先生即于九月二十五日自神户乘“台南丸”经马关前往台湾。清藤幸七郎、山田良政等同行。九月二十八日抵达基隆转赴台北。

孙先生赴台之前，曾商得菲律宾革命军代表同意：先行借用菲人在日所购军械弹药。不料宫崎寅藏准备前往提取时，发现原经手人中村弥六舞弊且伪造文书，实际上并没有械弹存藏于大仓商店。以至宫崎无从运送。孙先生得讯大失所望。

孙先生到达台北七日，惠州义师因闻满清两广总督调动军队有进行围攻企图，不及等待正式发动命令，即于十月六日先发制敌，声势壮大。十月二十一日，孙先生自台北寄函犬养毅：“十月六日，郑（士良）军起惠州，前经电达。自起事以来，连获胜利，所向无敌，势如破竹，今已据有惠州，为进取之地。此外陈军起海丰、陆丰而进取潮、嘉二州。吴君（羲如）起香山、顺德二县进迫广东省城，以牵制清兵。史君（坚如）起江西，以窥梧州、肇庆。邓君（荫南）起阳江阳春，而据高雷等府。清兵处处败北，吾徒人心大振。惟草创之初，百事未备，徒手奋起，铳炮弹药皆从清兵夺来而用。初未尝如他人有资材数十万而用之也，所恃者人心勇敢而已”。“吾徒人心虽勇，而兵器弹药尚乏接济之源，久恃非计。敢乞先生一为尽力游说政府：为吾人借一臂之力。若今得洋铳万杆、野炮十门，则取广州省城如反掌之易耳。广州既得，则长江以南为吾人囊中物也”。“贵政府若济弱扶危，则各物可从台湾密送。文当尽划一切施行之策，可保无虞”。

孙先生这一手翰中记述义师胜利情形，并没有夸大，由事后满清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报中得以证实。

当惠州各属（惠州府十州县地方，已有六县为义军所据，且迫近府城），义军连战皆捷时，日本政府正在改组。伊藤博文第四次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加藤高明担任外务大臣。不久即宣布严格禁止日人与中国革命党往来。取缔武器祕密运送。

兵器弹药接济无着，惠州起义顿时转入危局。孙先生以“全军为上攻城次之”的兵法原则以保全人力为急务。山田良政自告奋勇前往军中传达命令，孙先生手书：“政情忽变，外援不可恃，即至厦门，亦恐无能为力。军中之事，乞司令自决行止”。

山田良政乘船至香港经海丰，十月二十日抵惠州，转至前线。时郑士良全军正坐待孙先生的接济。不料竟得这一失望消息，士气顿挫。于是，郑士良集合各统领会议，商议决定：邻近服从的乡民先各自解散，持有洋枪的一千余人，向预定的目的地转移。

郑士良率部转进，粮食不继、弹药匮乏。前行之横岗为清军所扼，不胜，郑士良惟有解散部伍，化整为零，保全人力，再图卷土重来。不幸，山田良政因迷路殉难。这是为中国国民革命牺牲性命的第一位日本友人。一九一八年，其胞弟山田纯三郎从惠州埋葬山田良政的地方带回一抱黄土，葬在家乡。次年九月，纯三郎又拟在家乡弘前菩提寺为其兄建碑，孙中山先生特为书写纪念词。赞之曰：盖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以君为首。民国成立七年，君弟以君骨归葬，今复为君泐石以示后人。

一九○○年是中国近代史、也是国民革命史上关系重大的一年。兴中会高举义旗攻占惠州所属多数县境，不幸国际形势变化，军火未能及时接济，功败垂成。然而再接再厉勇敢牺牲的精神，引起中外人士刮目相看。正如孙先生自传所指陈：

“经此次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一八九五年广州之役），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

“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赔款九万万两而后，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已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

一九○七年五月黄冈第三次起义

一九○七年，日本政府因清使杨枢要求，二月十七日命令早稻田大学及中央大学开除与同盟会有关的中国学生三十九人。同时通知孙先生即日离境。

一九○六年，三湘会党哥老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发布檄文，举行萍醴起义。檄文内容深受同盟会宣传的影响。军事上固不幸失败，而民气的激扬已不可复抑。孙先生认为时机不可失，即遣黄兴、汪精卫等分途出发活动。孙先生旋即与胡汉民等离日本赴安南。孙先生等到达安南后，即电西贡同志曾锡周及巴黎张人杰资助起义军费。

黄岗位于广东东陲，属潮州饶平县，商务繁盛，是闽粤交通孔道。许雪秋一九○七年二月十九日谋在潮州举义未成，嘱诸同志准备等待后续命令。黄岗同志余既成、陈涌波因设总机关于黄岗镇内。三月中旬，许雪秋派人来告：拟合海阳、揭阳、惠来、饶平、海登各县义师同时并起。陈涌波即往汕头领回款项军械，分贮各同志家中，并赶造各种旗帜。不意被潮洲镇总兵黄金福侦知，捕去同志二人。五月初，余、陈至香港向胡汉民报告，拟即举义。胡汉民嘱咐等候孙先生命令行动。黄金福又增兵示威，黄的侦探更藉势横行。各同志迫不及待。适余、陈由汕头携款回来，即决定五月二十二日夜发难。届时，党人七百余人都聚居距黄岗三里处，由主盟人余永兴誓师，并宣布军法十条。旋即分途进攻各衙署。主力集中攻协署，陈涌波在署外纵火，火光冲天，军威大振。清兵不敌，一部分交械投降。若干领兵官被诛。义军占领黄岗，即公举余既成、陈涌波为临时正副司令，在旧都司署成立军政府布告安民。这是孙先生一九○○年领导惠州之役后再一次在广东起义。

清援军赶到，义军苦战，黄岗存粮只够一日食用，各属又无响应。五月二十七日，余既成、陈涌波及许雪秋再三会议，不得已只有宣告解散。孙先生称之谓“此为予第三次之失败”。

一九○七年六月七女湖第四次起义

孙先生认定惠州战略地位重要，如惠、潮两府同时并起，清军势难兼顾。潮州既已先行准备，因又派侨寓南洋前曾参加一九○○年惠州之役的邓子瑜、黄耀庭及著名绿林豪杰余绍卿各回本处发动。余绍卿、邓子瑜到香港机关部领得款项后，即因当地警察注意，不往惠州，仓促回到星洲。邓子瑜遂奉命担负全责。邓闻黄岗起义讯，立即分派同志集合会党，企谋响应。原拟在归善（后改惠阳）、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义。嗣以博罗、龙门会党集合不易，乃即号召一百数十人集中七女湖，单独发动。六月二日，邓子瑜、陈纯即在这距惠州府城二十里处举义。当地营勇反抗，尽被义军缴械。连日分攻各地得手，声势大振。粤都急调各地军队驰援。义军攻势极锐。清巡防营管带洪兆麟率部来攻，义军自山上邀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甚重。另两股清军作战也不利。省城震动。粤都急调黄岗清军增援。邓子瑜闻黄岗失利，各处无响应，所部弹药又告缺乏。六月十三日，因令部属将枪械埋藏地下后解散。邓子瑜、陈纯先后走香港，被勒令出境。孙先生称：“此为予第四次之失败也”。

一九○七年九月钦州第五次起义

一九○七年春，粤吏创办钦、廉两府糖捐，征税极重。孙先生特派同盟会会员关仁甫、刘梅卿等前往宣传鼓动。人民因群起反对，绅耆代表乞求官府免除，尽被囚禁。乡民大愤，聚众抗捐，并组织乡团，冲入城内，救出被囚禁人员回家。地方官不能制。粤督大惊，急派郭人漳率防军三营，新军第二标标统赵声率新军部队一营、炮兵机关枪各一队，合共二千人，又电请广西派兵三营，驰往镇压。孙先生在河内闻讯，急派革命党人前往联络主持抗捐的团绅，说以革命大义，劝与革命党一致行动。并派胡毅生入赵声军（赵为最热心革命党人），并联络向与党人交通的郭人漳。且嘱赵、郭无与乡团互相残杀。不幸消息传达迟误，郭仍进攻，乡团及人民死伤甚众，主持人阵亡。孙先生闻讯，又派黄兴、王和顺分赴钦州廉州，重约大举。郭、赵两人都同意：如有堂堂正正的革命军起，必反戈相应。孙先生即忙于分派人购械及延聘法国退伍军官，拟约期进占防城一带。祗以购运军械辗转需时，王和顺以事机成熟，迫不及待，即于是一九○七年九月一日率革命军三百人于钦州王光山起义。起义之初，王和顺即以“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名义，公告起义宗旨：“从孙文先生游，得与闻治国之大本，始知民族主义足以复国，未足以强国，必兼树国民主义，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民主立宪之政体，行土地国有之制度，使四万万人无一不得其所。自守此主义之后，驱除之志愈切。今者以孙文先生十数年之经营民党势力日益充实。虏廷罪恶既已贯盈，革命之军，风起云合，义旗一举，四方响应。本都督适于此时统率义师，誓当与我国民，以驱丑胡，以立新国”。

义旗所指，大破清军。安南法兰西新闻论述有云：“此处革命军不知用何战术，能一战而去敌兵四分之三，可称奇捷”。九月四日，攻破防城，诛清吏知县。各村乡民携械从军的一万余人。当晚全军出城进取钦州，虚围州城，以诱清兵来救。九月十日全军改趋灵山，攻城不克，全军向廉州退却，粮饷不济，十七日退入十万大山。孙先生称之“此为予第五次之失败也”。

一九○七年十二月镇南关第六次起义

防城之役以后三月，孙先生又发动镇南关武装起义，且亲临前线参加作战。

镇南关是中国与安南边境间的要塞，炮台三座都建筑于高山上，形势非常险要，故法人称之为“第二旅顺要塞”。孙先生原命王和顺指挥，祗因他的活动地区向在广东广西边境，极少在这一地区工作。孙先生因改命黄明堂、李佑卿为镇南关正副都督，何五为支队长，集合义勇团一百余人，于一九○七年十二月一日晚，绕镇南关背而实施偷袭，守兵猝不及防，两炮台即被革命军占领。最后第三炮台稍被义军射击，也告失陷。河内法文报纸记载这事指出：“此次革命军，有如一般革命军，嘱望他方的助势过大，少壮气盛，急欲实行其主义之弊害，又大将虽多，士卒太少，也是他们的缺点”。即指义勇团不过一百余人，指挥官除黄明堂等三人外，孙先生、黄兴、胡汉民、胡毅生、池亨吉（日人）、法国军官一人、另革命党十余人。革命党主干都集中于此，是前所未有。

孙先生与黄兴、胡汉民等，在十二月一日通宵不能入睡，以悬虑镇南关起义情形不知如何？翌日早九时，接到捷报，众人都大喜悦。不久第三次捷报电报又到，于是孙先生决定于三日起程往前线。池亨吉因游戏自高处跌下，伤左肩，卧床休息。孙先生为他诊视后，他坚持不顾一切，决不失去这一“为中国革命的目击证人”的千载一时的机会。缝衣师急来为他缝制军帽军装。孙先生旋又派人至安南总督府陈送一诚恳书信，郑重申明对于河内一圈官民毫无敌视意。众人都忙于分办事务：接待访客、收取各方来电报邮信。如日本同志电报：大阪朝日新闻刊载革命军消息，非常有力，材料丰富。

十二月三日早四时，众人会集食堂，共斟离别酒。自横滨以来即随同照顾孙先生生活的陈粹芬女士，在起义前即忙于担任印刷檄文。她个性虽刚毅，也不堪别凤离凰之悲，于孙先生启行时，流露眼泪。六时，孙、黄等一行十人抵河内车站，不久即乘火车过红河桥。车厢内没有其他乘客，故孙等可纵谈一切。孙先生自到河内，为避免引起清吏或法人注意及干涉，即幽居隐所，足不出门。以致运动不足，发生剧烈的胃病。如今追逐于大丈夫得意希望，突破稻麻重围，乘车疾驰于荒漠的大原野之中，于新鲜的晓气中，恣意呼吸。其沈没寡言的性癖，也忽然一变，至于忘我，与同座的池亨吉喋舌多辩。孙先生说：

“我只有一个宿望，就是入中国帝国最南角的镇南关，悬军万里，旌旗堂堂，贯通中国帝国的中腹，而出中国帝国最北角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则即可送却爱新觉罗帝的末路了。盖战破满洲或彼遁窜，非脱出此重关门不可。今日宿望的前半，行将告成。其后半的成就，尚不知在于何日。唉！尚不知将于何日”！

孙先生痛快淋漓说完，就哈哈地笑了一番。池亨吉将这些话译述给同行的法国军官，也不禁为大呼三声“快哉”。

十二月三日午后二时，孙先生等一行抵越西铁道终点同登站。由此步行约二十分钟即到文烟镇走入一个名叫南和的农家休息。不久那模村的将卒数人跑来迎接。先报告镇南关战况：革命军占领直上山巅三个炮台。镇南关本营，清军主将仍率兵死守，等待龙州援军。

孙先生等到达南和家中与革命军将卒商议，久不能决。胡汉民因厉声地喊道：

“快前进啊！必须在日没以前，先达山巅，如果能够藉着残阳，即可照准敌营连射数炮。如果今日不上去，天下的事就难定了啊”。

法国军官接着说话，由池亨吉译述给孙先生听：

“迟疑就是失败之母，超越阿尔卑斯山而立图意大利者，就是拿翁式啊！中途长议，徒废时间，这在法国兵法上是没听见过的”。

这两人的话刚说完，众人比触电还快，疾速向那模村前进。池亨吉且吟七律诗一首：

感来意气不论功，魂梦忽惊怔马中。

漠漠东亚云万叠，铁鞭叱诧厉天风。

众人骑马前进，在沿道右方，见有突插云表的奇峰，高出海面约三千余尺。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中，法军精兵不能夺得这雄关，被法人称作第二旅顺要塞。如今却有鲜丽无比的三色革命旗与无数军旗，勇武地飘扬在要塞上，夹于连峰之间，甚是壮观。骑行约四十余分钟，渐近那模村，进入何五队长的隐密室。晚饭后继续前行，道路岩石磊块，荆棘丛生。大众摸黑前进，夜九时，到达第三炮台石门，相距三百尺的第一台，响起悲壮的军乐，那模党领袖黄明堂出迎，大家进入要塞，卧睡于木板或草堆间稍息。

十二月四日破晓，孙先生检视有各种口径大炮十门、弹药约数千发。早七时，法军官即开炮，第一弹即落至四十米突的清军拦关塞，鸣动山岳。弹着点准确，立毙清军六十余名。八时起，所有大炮一齐发射，交相轰击，以示威力，期使敌人降服。果然不到一小时，陆荣廷密书送来，历述对革命军早已同情：

“今回见于君等之起事，虽以为无力，但在君等之后有如孙逸仙者之大豪杰策划一切……我等闻此，以前之视君等为无力之轻视，尽冰释矣。尤其今朝来蒙到猛烈炮声，是即认为孙统领亲自临阵，极操纵之妙矣。今知机会已到，我等愿投君等之麾下”。

大众以为这不过是陆荣廷诈降缓兵之计。不于理睬，继续射击。胡汉民建议立即下山，孙先生说：

“我不愿下去！因为（1）、我十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土地，我现在踏在这个山上觉得很高兴，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2）、我们数十人敢占炮台，就是清守兵希望我们来，要是我们走了，这个炮台不是马上就失守了吗！”

胡汉民坚持：守台人数有限，补给不足。一切坐守殊无必要，如我们下山，守军以为我们一定去想方法为他们策应的。孙先生只得同意下山。

十二月七日夜，清军分两路进攻革命军，战斗异常激烈，由是夜战至八日申刻，清军援军赶到，革命军遂退至镇南关南侧。垒南即属越境，清军不能过界。革命军众寡不敌，故仍失利，孙先生称之为“予第六次之失败也”。

黄兴忆述当时战斗情形有云：

“我也拿着枪射击，命中得不错，可是我只能用枪打。孙先生和我们一同持枪作战，因为他是医生，当出现了伤员，就在附近进行抢救，他两者兼顾，忙得不可开交。加之这个炮台缺水，伤员需用的水，也由孙先生到几百公尺以外的溪谷里去取。所以他是最忙的一个人”。

实地参加这一战场的池亨吉，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人当时即肯定：“镇南关的事变，并非容易的事。所以可不必问其成功如何？可以视为在南清方面，革命运动举行真的血祭，还是初次，与从来各方面所峰起的暴动，其面目完全不同。孙逸仙在初次阵中，亦亲自参加，自己站在头阵执着司令旗。所以这次镇南关的战役，实在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其左所流着的可以称之过去的革命准备时代，其右所流着的，乃是将来的革命实行时代。或者可以毫不踌躇称为革命的胜利时代”。

一九○八年三月黄兴进攻钦州第七次起义

孙先生离安南时，特将经营滇粤桂军事，交黄兴、胡汉民继续主持：一面再入广西省钦州、廉州以图集合当地同志；一面令黄明堂窥取云南屏边县东南的河口镇，以图进取滇省。河内机关部自法商购买盒子炮（又名驳壳枪）一百数十杆，再由香港购得子弹炸药等，由河内西安轮船买办彭俊生、黎量余等潜运至海防，交刘歧山设法送至中越边界。黄兴组织民军两队，计二百余人，半数持长枪，其余挂盒子炮。一九○八年三月二十七日，黄兴率黎仲实等二百余人出发，高举青天白日旗、吹军号，列队过东兴附近之大路村绕道进攻钦州。法国守兵未加干涉，甚至鼓掌相送。到达我国境后四处张贴“中华民国军南军总司令黄”安民告示。首先击败清军两营于小峰。不意这批清军属郭人漳部，举事前黄、郭原有联络，今以不知为郭军，致起冲突。于是郭以黄有意失约，因派全军与黄为难。四月二日，两军激战于马笃山。黄命一部出绕左道，攻清军后方；一部从右攻其侧面，自率主力从正面猛进，击毙敌兵八十余人。郭军三营全溃。郭的军旗与坐骑都为革命军所俘得。黄即使人送还其军旗，并告语：“君与吾党主义，本表同情，徒以误会而致相战，已属不得已之举。军旗关系君之责任綦重，故特奉还，聊补缺憾，而申友谊；马则暂请相赐”！黄兴威名从此大著。祗以弹尽援绝，率余众退回安南。

这一战役以后十五年，即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孙先生对广州各军将领演讲：“诸君都晓得黄克强的威名，是从钦、廉革命起的。他在安南到处买枪，东凑西凑，然后才得了杂枪二百多支，每支所配子弹也不过二百发。他带了这点武器到钦、廉，便和清军作战。后来虽然失败，但是他奋斗的精神很大，实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便大震”。一年以后，即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二月，孙先生对驻粤湘军官兵演说又提及此：“湖南老革命党最著名的有黄克强，他有一次自安南入钦、廉起义，照这一次战事说：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还是你们湖南人做出来的”。足见孙先生于这一战役印象特别深刻，故一再作为革命军模范事迹提出来。孙先生称之“此为予第七次之失败也”。

一九○八年四月云南河口镇第八次起义

钦、廉之役甫告结束，同年四月二十九日，黄明堂又奉命起义于云南河口。

河口位于滇越边界，是红河最扼要处，为滇桂各要地的往来孔道。清廷在此设置督办，派重兵驻守，与对岸越南的老街严密设防情况相同。革命军一百余人潜伏于边界，另二百人散布于铁路一带假装工人活动。暗约清军反正投降的也日众。祗以河口原屯重兵，革命军未便轻动。不意清谍侦知革命军指挥人黎仲实等八名寓所，竟诬为劫案，请法吏拘留。胡汉民在河内闻讯，急催黄明堂等迅速举义，即于四月二十九日晚发动。清军一部分先降，其余仍对抗。清督办初督队力战不却，后又诈降。被其部署诛杀，其余众均解甲。四月三十日，河口遂被革命军占领，获得四炮台及枪支一千余、子弹近十万发。革命军纪律严明，保护外国人。法文报纸极加称赞。胡汉民以降卒多，一时难以变化其素质，惟有请黄兴来统全军。五月三日，黄明堂率部占领云南新街，进攻蛮耗、蒙自。黄兴于五月七日抵河口。十一日乘火车往河内拟与胡汉民商讨一切，不幸车到老街，法警误以为日人，即予扣留送回河内。经胡汉民营救获释。而清吏要求驱逐黄兴出境，法人竟同意，致军队无人统带。

孙先生在新加坡欣闻钦、廉、河口捷报，充满希望：以云南省一起，钦、廉无后顾之忧，可以长驱进取，而东路惠、潮之义师可以再起，福建漳、泉可以响应，如是则南七省大局可定；此时北军必可起于燕齐；中军必可起于吴楚。孙先生数年以来计划可告实现。而当时的关键在于金钱缺乏。孙先生虽多方努力，尚未筹得。

五月二十六日，河口革命军守侯一月余，统带人与饷粮均无消息，而清援军已增至十倍。革命军难以支持，被法兵缴械后由法人依各人志愿送往新加坡。由孙先生募款安置。两个月后胡汉民也被迫离开安南。这是孙先生“第八次之失败”。

一九一○年广州新军第九次起义

自一八九五年广州首次起义，以至一九○八年云南河口之役，不论是孙先生直接策动领导，或由华兴会、光复会发动，先后计共十四次。每次武装起义的主力都是祕密会党分子。虽早在一九○五年初，留欧学生即向孙先生建议：应改向新军活动，且湖北革命党人已投入新军渗透宣传。陈天华在日本也力言及此。惜孙先生与黄兴等无法入内地与新军接近，致迄未能实行。一九○五年河口之役失利以后，孙先生与胡汉民检讨得失。胡指陈：“河口失败，绝不能以军费不给为解，其初已呈弱点。及克强（黄兴）被逐出境后，该军更无勇气前进，纵得多金，亦无益于事矣”。胡因与孙先生计划今后进行方略。胡以所经验证明会党首领的难用，与其众乌合不足恃，谓当注全力于正式军队（新军）。孙先生答复：“会党性质，我固知之，其战斗自不如正式军队；然军队中人辄患持重，故不能不以会党发难，诸役虽无成，然影响已不细。今后军队必能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胡汉民又说：“先生所言，不啻革命之哲理，党人自应有必收最后胜利之确信。余察军队中标统（团长）以上官，往往持重，其部队未有革命之思想，则更无怪其然。军队运动，宜注重于连排长以下”。孙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密下数令于党员分负任务。这是革命战略政略一大转变。

自一九○一年，清廷命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天津附近小站督练新建陆军，国内开始有新军，其他各省也先后实行。一九○四年广东也奉命练常备新军两镇（旅），先设一镇，选巡防营精锐编成，即以赵声统率教练。新军军官多为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及虎门讲武堂学生，多具革命思想。其中且有由安徽新军南下改换姓名投军的，如倪映典原名炳章即一例。当时赵声已被解除军职他去。倪因炮兵营大多是皖人，故部勒甚易；且藉赵声原在新军威望，继续经营。当赵声初解军职时，胡汉民特往香港与赵会晤。赵力言：“民军既无训练，缺乏战斗力，简直不中用。非运动新军不可。以投身新军的人往往有真正想救国家的，连秀才举人也有投到新军里当兵的，可见一般”。胡到新加坡后即将在安南经验与赵声意见报告孙先生。孙先生同意，即于赴欧美前命胡汉民于一九○九年三月赴香港，策应广州新军运动及扩充南方党务。胡汉民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为基础，设立一《民生书报社》，广收同志。又在广州设分机关。是年在粤港两地加盟的约二千余人，其中倪映典所属新军兵士居大多数。

同盟会南方支部为筹备新军运动，特派同志在广州城内设立机关。并派朱执信、胡毅生运动各地民军。各处会党由支部与香港分会同志分途接洽。筹备就绪，倪映典请南方支部电赵声南来主持。赵得讯即由江苏镇江故乡启行。广东新军闻赵到，欢声雷动。于是协议定于一九一○年二月十日举义：胡毅生率会党攻城，倪映典督新军夹击。不意兴师期近，胡汉民筹款未果、胡毅生以内地民军弹药缺乏。商主展期至二月二十四日（即旧历庚戌元旦）。时黄兴、谭人凤都已自东京来港，主张“期已定，不应轻易”。而支部迟迟尚无发动意。广州新军目兵收藏的“保亚票”（入会证）已有泄露。黄兴又催胡汉民以“令出难收”应按期起义。倪映典也到香港报告：“军心已蠢动，延期太久，势将不可收拾”。众人商议：旧历元旦决来不及，最早也须旧历正月初六。不料后令尚未发出，广州事已发动。

新军与广州巡警素不和睦，旧历大除夕，一新军士兵为印刷名片规格价值与商人争论。巡警干涉，引起与新军冲突。新军即于旧历元旦集中入城，捣毁警所殴毙巡警以泄愤。清吏俟新军退去后，即令关闭城门，并下令取消官兵年假。官兵不满鼓噪，又有人喊叫巡警队来攻营。新军第一标当全体严装持械出营。协统逃入城内扬言兵变。水师提督李准闻讯，驰往弹压。新军大呼：“我们是革命党，若你不降，就请决战”。李大惊，退回城内，与粤督及驻防八旗兵运炮登城防御。

倪映典时在香港，闻讯急驰返广州军中，已是旧历正月初三日晨。见状长叹：“半生心血，败于一朝，若守师期，君等必无噍类”。即击毙第一标管带齐某宣布起义。众推倪为司令，与李准部激战于城外。倪着兰袍，手持大红日光旗指挥，目标显著。不幸被清兵炮击中阵亡。司令既逝，群龙无首，军心大乱，外援不及来。经营数年的起义，一旦即此失败。孙先生称之“此吾党第九次之失败也”。

一九一一年广州“三·二九”第十次起义

一九○八年秋，光绪、慈禧相继逝世，三岁小儿溥仪称帝，清廷威势更加坠落。

一九○七、八年，革命党以越南作基地，在滇粤桂边区连续四次起义，孙先生且亲临镇南关战场。都因经费不足，军火饷粮短少，未能成功。孙先生深信“失败是进步之母”铭言，检讨多次失败原因，吸取经验教训：今后大举必先筹款，使饷械可以敷用。故两次前往欧美向外商及华侨筹措借款或募捐。一九一○年国内民变兵叛不已，人心动摇不安已极。孙先生为把握时势，是年夏，自美国经檀岛化名潜入日本，与黄兴及同盟会主干祕密会商。旋赴新加坡将同盟会南洋支部迁移槟城，即约黄兴、赵声、邓泽如、胡汉民与东南各省同志前来。是年十一月十三日，举行祕密会议。

槟城会议时，孙先生提及卷土重来计划，再三申言：时机紧迫必当为破釜沈舟之计，且主张再发于广东。黄兴、赵声都说饷械难筹；以非有款十万元，不能为功。孙先生极力表示负责筹措。当决定：广州得手，即以黄兴率一军出湖南趋武汉，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至于这次大举，仍以新军为主干，并择同志五百人为“选锋”（即敢死队），担任首先发难，引导新军行动。

会议完成后，孙先生原拟亲往英属荷属各殖民地向华侨筹款，不料英海峡殖民地政府竟限令孙即日出境。孙先生祗得离槟城乘轮赴欧美。改由胡汉民、邓泽如等同往新加坡等地劝募。

黄兴于槟城会议后，先往仰光将云南起义事委托吕志伊独立筹划，并约同时并举。旋仍至新加坡，得知预算英属各地五万元，今只得一万元。现时势已迫，如英属不能足额，全局瓦解。即向邓泽如说：我惟有决心行个人主义，步汪精卫入北京暗杀的后尘。言毕泪下。邓当即安慰说：我们所求未能满足，然各地同志的热心仍未稍懈。因劝黄兴同往各地筹款。黄同意。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八日，黄兴在马来亚筹款有着落后返香港，向赵声等宣告这次爱国侨商毁家纾难义举详情，各同志无不奋励激发，勇气百倍。旋又得讯：两广总督张鸣歧，新委任蒋尊簋（浙江人）为新军协统，陶茂榛（湖南人）为新军标统，他们都是革命同志，与黄兴、赵声感情尤好。其他革命同志得为管带、队官的数人（这些人都是日本军事学校毕业）。黄、赵都引为欣幸。孙先生自加拿大函电言款有着落。故黄、赵即于一月底以前设立统筹部主持，分职任事。

胡汉民于是年元旦由新加坡赴西贡、暹罗筹款。临行留言黄兴：“誓死必得款相助”。自是年二月初，各地捐款即陆续分批汇到香港。款到后，统筹部即分别托人向日本、西贡等地购买军火。除购买军火外，又在香港祕密制造炸弹：李应生、李沛基与女同志徐宗汉、卓国兴等负责。后喻云纪（1866─1911，又名培伦，四川人，在日本学医，加入同盟会精心研制炸弹，汪精卫等刺杀载沣所用炸弹，即喻同往北京装置）、方声洞（1886-1911，福建人，同盟会成立后任福建支部长。在日本习医，曾研制炸弹）自日本来港参加制造。

赵声、姚雨平于广东新军原有渊源，散布革命种子甚普遍。一九一○年倪映典率新军举事失败后，稍有影响。这次因蒋尊簋、陶茂榛等在新军中，仍以新军作骨干。当时机关分设多处，多于星期日与军人联络，往往一日间一机关来军人一百余人。入党手续原只签名盟书，今每人发给银一元，并拍照存留，以坚其心。新军排长李济民胆最大，授课时借题发挥革命，慷慨激昂，毫无顾忌，见士兵面现激昂时，即出盟单分发签名；有时藉野操机会，在白云山或幽避处围坐谈革命，故士兵都加盟，即其同标官兵加盟的也为全军之冠。

一九一一年四月八日，统筹部召集会议，决定选锋分十路进攻广州城内各要地计划。同时，公推赵声任总司令，黄兴副之。以赵习军事，于新军有渊源。

至发难日期原议：四月十三日，后因美洲捐款尚未到齐，荷属捐款要四月十六日以后才可寄到。所有自日本、安南购买的军械也多数没有抵达香港。省中党人决定改期至四月二十六日（即农历三月二十八日）。黄、赵等都同意。四月二十三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五日），黄兴因赵声久在粤城，人多认识，不便公开活动，故黄决定先赴广州代行职权，总持一切。

是晨起，黄兴作绝笔书致邓泽如：“本日即亲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敌，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所有此次出入款项清册，虽细数亦有登记，当先寄呈公阜宣布，次荷属，次南北美各阜。无论成败，俾共晓此次捐款涓滴归公。弟等不才，预备或有未周，用途即因之不当，负咎殊深！所冀汉族有幸，一举获捷，否则虽寸磔吾躯，亦不足以蔽辜”。同时又致书李源水云：“事冗，无暇通候，罪过，罪过！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

统筹部成立后，即分别在广州城内各处租赁房屋设立机关，作办事、联络、住人、藏军火、制炸弹等用。然租屋极困难，以必须担保及有眷属。于是先后专设二米店，以为租屋担保用，同时即将米包藏军火。至于眷属，除有姊妹妻女的，即由女同志伪饰家属，以掩人耳目；即佣妇也由女同志担任。而机关多、女同志少，故女同志多往来数处，机关多标某公馆名，尤多嫁娶事，以便借肩舆送礼物转运军火。

各地购买军火到香港后，采用各种伪装办法再运入广州城。胡毅生、姚雨平将这运械藏械的重任交由陈镜波办理。不意陈镜波竟是清吏侦探。致由头发公司运到的枪械一百余支，陈都报告了清廷广州水师提督李准。李故意不动声色，不加搜查。但胡毅生、姚雨平见形迹可疑，即不敢前往取用，以免自投罗网。

四月十八日，广州全城戒备加严，新军弹药早被收缴，后又将发射机全部收去，以致毫无武器，且有两标已订农历三月底退伍。黄兴到广州见情势紧张，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一日即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

四月二十五日，粤督张鸣歧及李准调回巡防两营，加强广州城戒备。是日上海神州日报载：张鸣歧电北京军机处报告革命军进行情况，以及张对策拟为一网打尽之计。胡毅生见清吏严密戒备，提议改期，陈炯明附和，宋玉琳也赞成。姚雨平反对，却要给枪五百支以上才允行动，是时可用枪支共计不过七十余支。

黄兴见各人如此，所谓改期，无异解散；当即决心愿以一人一死拼李准，以谢海外同胞。即令到省各部迅速退散，免被搜捕之祸，并与宋玉琳、洪承点商：先将赵声部全数退香港，其余也陆续散去。同时保存已到的枪支，留备后起。旋林文（时爽）、喻纪云（培伦）到黄兴处言：“不但不能缓期，且须速发，方可自救；因巡警局早四、五日已有搜索户口之札。旦夕必发，才是上策”。黄兴见喻、林两人决心如此坚强，即拟集三四十人攻击督署。旋姚雨平、陈炯明来报：“李准调顺德三营来，其中都是同志”。黄当即密电香港：仍定期四月二十七日即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举义。黄兴意此三营兵若反正，不患其余不降；既有新军自城外入，巡警教练所学生二百人都决心相助。事当可为。因即决定计划即将原订十路进攻原议改变为四路，决定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发动。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农历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半，黄兴率所部选锋一百三十人，都是优秀的留日学生。由小东营机关出发往攻总督署。每人手执枪械炸弹、各带夜光表及橡皮印记以为信守及准时用，又各分派一元藏身备用，右臂缠白毛巾为志，分作二队：一攻都署卫队，林时爽带领，一攻都署正门，何克夫统率。林、何及刘梅卿等四人执螺角司号令，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而前。途遇警察，即予枪杀。急行入都署见卫队即告语：“我们为中国人吐气，你等也是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队不悟。革命军枪弹并发，号角大鸣，首先杀卫队管带金某，即直入都署二堂。二门守门兵八九人，闻声走避退。两庑及大堂卫队，凭栏依柱狙击。革命同志杜凤书、黄鹤鸣二人被击死。黄兴由大柱后还枪，击伤一卫兵，其余被截击，不能出，弃枪请降，求为引导。如是直入内进。黄兴与林时爽、朱执信、李文楷、严骥君等亲行遍搜，无一要人。观看当时情形有似二三日前他走。这当另有最密切的侦探报告，否则不能如此灵活。黄兴等初攻入都署时，同志只死三人。既出都署，林时爽于东辕门招抚李准的先锋，突然脑部中枪死。黄兴被击伤右手，断两指，其他同志多死于卫队门首。

黄兴当即将所部分作三路自都署门外分途前进。黄兴十人欲出南大门，与巡防营接应。方声洞与黄兴等行至双门底，与巡防营相遇，见他们并无相应臂号，且举枪相向，方即发手枪，立毙其哨弁温带雄。防营愈来愈多，黄兴且战且前，四顾所部，不见一人，即以肩撞破文明书店门板入店内，从内出两枪左右射击，中防营七八人，防营退却──事后才知防营即自顺德调来，曾约妥接应发难。先行的哨官温带雄与哨长陈辅臣，实党人中最热心的，全哨同志尤多。约定城内起事，即藉拱卫名直至水师行台擒李准。为达到这一目的，决定未到水师行台前不缠白布，以免进城入署困难。温、陈闻城内警讯即整队出发，适李准令该哨入城攻党人，温扣传令人并大呼：“天授机缘，使我党成功”。温持刀领先，陈殿后。至双门底，见短衣缠白巾的十余人来，知为党人，温即口呼兄弟，队中也有十余人呼兄弟。但方声洞见无臂号，且认举枪相向，故发枪射击，温带雄立倒地死，其他队兵陆续死十余人。陈辅臣伏地匍逃至方言学堂，队兵也散走。此次误会，致党人自相杀伤。否则温带雄率防营入水师行台，可能抢得张鸣歧、李准。祗因为求保密，各部之事互不相问也不相告。致起误会，失此机会，真可痛惜。

四月二十五日黄兴改定的四路进兵计划是：胡毅生、陈炯明、姚雨平与黄兴各担任指挥一路责任。不料黄兴于四月二十七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按时出发进攻总署时，胡、陈、姚三人却未出动，贻误戎机，以致黄兴孤军奋战。导致起义失败。

举义既不成功，清政府官吏认为，受伤的革命党人一定藏伏于穗城及其郊区的民居家中。于是下令大肆搜索，革命党人大都无从幸免。清吏又在穗城内街市民房拿捕无辫子或衣着近似西装的人。江苏、安徽、湖南、广东到省选锋（敢死队员），未能参战。以无辫陷在城内，多被捕杀。当年参加广州“三‧二九”举义的选锋，或从海外专程归来，或从各省主动赶到。被捕后，面对专制独裁者的屠刀，他们无不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为民主、共和理念而牺牲，无一人稍屈者。

吴相湘先生在《孙逸仙先生传》中记述这段历史时满怀深情地说：“至于饶国梁、罗仲霍、饶辅廷、陈更新、程良、石经武、李文甫、陈与燊、周增、罗培等都在攻击时受伤被执，受讯时慷慨演说，斥责清吏认贼作父。请求速死。后都从容就义。壮烈情形，与上举数人相同。阵亡的多人也未能全记他们壮烈成仁的姓名。实因篇幅有限，笔者内疚实深”。

革命党人在这次英勇行动中，因事先保密，各部不相告问，故阵亡及被执杀害的，不知确实姓名与人数，而检收遗骸得七十二具。经党人潘达微操办，将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民国八年审查确定列碑的五十六人。民国十一年继续审查又得十六人，共七十二人，故国人都尊称黄花岗七十二列士墓。民国二十一年又得十三人姓名，再立纪念碑。但仍遗漏李祖恩一名未列入碑中。故总计黄花岗列士是八十六人。

来源: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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