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高贵与郭沫若的猥琐(图)


胡适与郭沫若

【看中国2013年09月20日讯】如果想做官,胡适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经有贵为总统、行政院长之邀都被拒绝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副总理。可是,各自对于当时的统治者的态度差别之大,简直就是天地之别,胡适之表现了对蒋介石的应有尊重,但对蒋的政府有不恰当的地方从来都是公然批评的;那个郭沫若,对待专制,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脸外,什么都没有了。二者比较,要是胡适落到毛手里如何?要是郭沫若落到蒋介石手里又如何?是不是郭沫若具有了胡适之的人格,胡适之有了郭沫若的人格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是可怕专制独裁者,胡适之落到毛的手里,不是人格不保,而是性命不保;相反,郭沫若落到蒋的手里,大不了当不成官,你的学者兼批评家的使命是剥夺不了的。

也许是都为《新青年》撰稿的缘故,人们常常把胡适与鲁迅相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朱学勤的说法:“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似乎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来越感到,胡适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们都是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大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胡适出生于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适1962年死于台湾,郭1978年死于大陆。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哲学;郭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在创作上,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郭出版了有影响的诗集《女神》;胡适有独幕剧《终身大事》,郭则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蔡文姬》;在学术上,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郭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们不但都能创作,而且都能翻译,还都是学术界的领导者。1949年之后,郭一直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则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点相似的是,他们都和最高统治者有较为密切的来往,这一点是鲁迅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显示出了个性的不同。如果说郭在创作上有时要胜胡适一筹,在做人上胡适则胜郭不止一筹。

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主张专家治国。他曾在1932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意在要蒋介石去人治,讲法治,当好总导演,不必事必躬亲,以制度之优越,无为而治天下。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但他却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做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中说话更方便。因此,汪精卫让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干,蒋介石让他当考试院院长他坚辞不就,只是留恋北大做他的学术。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机会,包括行政院长直至总统,但他都放弃了。只是在抗战时为了共赴国难不得已当了驻美大使,当完之后,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经注》研究。当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郭也不是没有推辞过官职。那是在1938年,陈诚任政治部主任,让他当第三厅厅长,他看给他安排了复兴社的人当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组织大纲〉中看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提法,就怪陈诚不尊重他,跑到长沙躲了起来。

胡适、郭沫若都与蒋介石、毛泽东两位打过交道,胡与蒋介石打交道多些,郭与毛泽东打交道多些。抗战结束后,毛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他劝降,亲自写信给毛,让他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那一套!”他逃走后,我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郭沫若也曾经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但那是自己1927年3月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骂了个狗血喷头。后来他从日本归来参加抗战,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在会见中蒋介石对郭表现得和蔼可亲,关心他的甲骨文研究,并请郭多多做些文章,并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郭回答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可谁能想到,当年敢痛快淋漓骂蒋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样小心翼翼,甚至变得卑微,对最高统治者曲意逢迎。这也许和郭走进了官场有关。官场是一个哈哈镜馆,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状,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状。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

郭曾写了大量解释毛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法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古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评价是肉麻,如果让后人评价,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罢了,还要自我贬损。1966年,林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几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番讲话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及时提供了理由,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至今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能把这些话背下来,可见影响多么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即使当时风黑浪恶,他不去这样谄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公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许,激进的人容易变得保守,狂热的人容易变得冷漠。可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掉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的人。寒风刺骨的严冬,大地一片肃杀,这并不奇怪。

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可郭的所作所为,有时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绝名利的诱惑,在高压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于名利,拍马逢迎,甚至为虎作伥。

在高压下,人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我们不必谄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郭有时竟没守住这个底线。

尽管他和毛有过诗词唱和,可在人格上他与唱和者并不平等。在所有的史传中,没有看到他对毛泽东劝戒的记载。相反,毛一点点对他不满的表示,都让他战战兢兢。郭曾对秦始皇写过批评文章,题目叫《十批判书》,后来,毛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他完全不同。在关于胡适的传记中,屡有对蒋介石劝戒的记载。有时甚至当大家的面反驳蒋介石的话。说起来,蒋介石对胡适是够器重的,经常请他共进晚餐,几次提名让他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最高统治者如此厚爱,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缴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适没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他自由主义的高贵品格。在为蒋介石70寿辰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湾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蒋介石到会赞扬胡适品德高尚,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对此可能会感激涕零,回敬无数好话。可胡适似乎不明白这些礼数,当面反驳了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份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没有一丝谄媚,没有一点吹捧,甚至连官场上的应酬话都没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愿讲自己想说的话。

按理来说,蒋介石对他如此高看,他应感恩戴德,对蒋介石的错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觉得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淆,对总统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

这样的话,郭沫若不要说不敢说,他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被人抓走,当晚他和周总理在宴会上见面,他连这件事都没敢提。结果,第四天,他的儿子被整死了。同样,胡适的儿子在胡适离开大陆后,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压力和个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许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同。胡适一直将自己视为统治者的诤友、诤臣,并不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头衔。他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甚至俯视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内心中,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由于对统治者的无所求,他想说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而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对毛采取一种仰视的角度。他对毛五体投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也会犯错误。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权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它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发动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处处看毛的脸色行事,从不敢有丝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目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现在回头看两位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却显得像个侏儒,有时竟然像个小丑,想起他写〈女神〉和〈屈原〉时的风姿,实在叫我们这些晚辈心里难过。总结两位大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谁,不必仰视;无论什么时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权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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