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

2013-10-19 10:39 作者: 拾月霜寒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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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0月19日讯】“你的思想太极端了!”一个朋友读了我的一些文字,留下谆谆告诫。

这样的忠告收到过多次,我只能回报以苦笑。其一,我没有什么思想,码字所述,多是一些常识。其二,因为是常识,所以无法走向极端,只会流于平庸

“小朋友,我问你,春天在哪里?不要问春风,不要问燕子,雷锋叔叔早把春天告诉了你:对待同志要象春天一样温暖,春天就在我们的友爱里。”

这首儿童歌曲,是我小时候在音乐课上学过的。对这首儿歌,过来人应该还有记忆。歌曲的第四段歌词是这样的:“小朋友我问你,冬天在那里……雷锋叔叔早把冬天告诉了你:对待敌人要象冬天一样无情,冬天就在我们的仇恨里。”

仇恨教育是不是极端主义,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搁置。但是,在几十年的历史里,我们的“敌人”太多了,所以我们的仇恨和“无情”就很多。在国土外部,先是美帝是敌人,当然美帝的走狗也是敌人;后来苏修是敌人,苏修的走狗当然也是敌人。当年世界的两大主要阵营,都是我们的敌人。

外部的敌人不少,不过内部的敌人更多。反动派地主富农是敌人,接着胡风和右派是敌人;再后来,彭德怀、张闻天、王稼祥、黄克诚、周小舟等等人等是敌人;再后来,刘少奇、陶铸、吴晗等成了敌人,在后来,林彪也敌人了……

而在党外,“地富反坏右”当然还是敌人,资本家是敌人,文化是“四旧”,是要破的,是敌人;知识分子是牛鬼蛇神,属横扫之列,所以,也是敌人——
对于外部的敌人,我们只能用仇恨遥望;内部的敌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受到无情的消灭和迫害……

2013,他们说,美国和西方是敌人,宪政是敌人,民主自由是敌人,新闻自由是敌人——

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面前,我用我的粗笨的大脑思索,得出一个“极端主义”的结论:政治腐败的和弦,是制造敌人,制造敌视和仇恨。当年的毛某某为了贪权,不停的制造敌人;今天的官僚集团为了贪钱,继续制造敌人。

仇恨和敌视是可怕的,而如果我们仇恨和敌视的,是真相和社会常识,这样的仇恨之树上,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认为:过去和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内外敌人,几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只有一个可怕的敌人,它的名字叫做: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

几十年来,报纸、电视等传媒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不只一次的听到这样的话:“党和政府给了我一口饭吃!”

说这句话的人,常常是普通的劳动者和纳税人。

郎咸平说:中国消费品里,税收的比重达到64%。如果这个数字涉嫌夸大的话,我们把它减半——32%。这仍是中国历史上,以及今天的世界上最重的税负。
32%的税负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当你生下来,使用的第一块尿片是1元钱的话,“恭喜”你,你已经是一个纳税人,因为你用0.32元去养活政府了。

但是,我们的教育和宣传让我们相信:是党和政府养活了纳税人,给了纳税人“一口饭吃”。

曾经一段时期里,我被梁新先生讥讽为:浪漫主义诗人。因为梁新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是说理,是浪漫的抒情。

我不是诗人,但我知道一个“浪漫主义”——一个我们的教育和宣传多年来所塑造的浪漫主义:我们的政府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专车或专列里,弹指轻挥或划一个圈或签一个字,米面油茶肉蛋和滚滚财富就流到劳动者的餐桌和口袋里了——

这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浪漫主义”。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3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用不浪漫的诗句,向社会管理者发出疑问:你们的优渥待遇从哪里来的?3000年后,他们的后人站在21世纪的现代舞台上回答:感谢管理者,给我们一口饭吃。

我们的宣传和教育,其宗旨是:涂改一些最基本的社会常识。

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认为:这样的教育和宣传,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而且,它是在从根本上阻断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把国家再次抛入贫弱落后的深渊。

在中国的历史上,每一次王朝更迭,都往往带来一个社会经济复兴的盛世时期。其中的原因,不是因为新王朝伟大,而是因为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里,旧的官僚集团遭到打击和削减。当官僚集团的手减少了对社会的压榨和巧取豪夺,经济即迅速恢复——农民会在荒芜的土地里种出粮食,手工业者会制造出日用品,商人不辞辛劳的奔波在山川大地上,赚取利润的同时激活流通——

这样的一个复兴或盛世,60年前没有出现。相反的,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和衰退。因为,当年我们掌握了据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新真理,一个优越的新主义,而它的核心叫做:公有制

公有制的含义是什么?就是社会财富是公有的,具体到操作上,就是政府所有的,再具体点就是:社会财富是被政府官员掌控的。

到这里不难看出,公有制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和危险性。打个比方就是,如果我的钱装在我自己的口袋里,它们是安全的,我会为它们精打细算的;但是,亲,如果你敢把你的钱装进我的口袋里——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它们了。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下令带走了40吨黄金。这批黄金,当时折合美金约5亿元;而在大陆,在毛主政期间,光是援助阿尔巴尼亚,就达100亿人民币,折合美金,最低估价是:40亿美金。而此后援助越南,更离谱,是200亿元——公有制政府很有钱。而且,这类援助,即使在60年中国人民大批饿死的情况下,从没有间断过——这不仅是在花钱,更是在花命。

这里,我们不妨退一步看:如果公有制是可行的,那么,最需要的是什么?是对政府官员严格的监督、约束和选举。私有制下的政府官员都需要选举监督,何况公有制下掌握了巨大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官员?

但他们说:民主是美国的阴谋。我用你的钱,如果你要盯着我,就是上了美国的当。

1978年,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所谓的农村改革是什么?是把土地的使用权还给农民(这个政策据说很伟大很创新,这新政策有至少3000年的历史)。而开放是什么?是不再把外部世界当作敌人。这一步很短,但是这一步,我们走了30年。

30年的商品经济实践,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更大。到今天,我们面临着社会失衡甚至倾覆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政治体制却原地踏步,从未作出实质性的改革。权力依然掌握着主要的社会资源,依然没有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当这样的权力进入市场,它不会建成市场经济,充其量只能叫做官场经济。如果说,之前的公有制(实际是官有制)破坏了社会的自我调控功能,那么今天,这官有制再次破坏了市场的调控功能。而最致命的是,当权力的手伸进市场里搅和的时候,它的最终结果是权力失控。权力失控所制造的,已经不是腐败,而是极度腐败。这样的腐败,是无法治理的。建立于现代科技基础上的经济体系是一块大肥肉,这块肥肉,很油肥,很厚实,但它却同时是很脆弱的一个整体,一角坍塌,可能就造成全盘崩溃。所以,它是经不起极度腐败的刮剥的。

2013,我的平庸的极端主义认为,中国社会正在悬崖的边上,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历史所馈留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

“你为什么喜欢政治,为什么要过问政治呢?”有朋友这样问。我不喜欢政治,更不想过问政治。但是,这个体制的特别之处即在于,他把政治过度延伸,使政治无所不包,无处不在,深入社会生活的每一个犄角旮旯。不是我在过问政治,是政治一直在过问我们,而且,将继续过问下去。它是悬在我们所有人头上的一块巨崖,避不开,躲不过。

所以,亲爱的朋友,我的“极端主义”很平庸,也很中庸。2013,且容我守着这份平庸,对悬在头顶的巨崖,做出一个思考的姿态。

如此而已。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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