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年代的茅台酒生产(图)

2013-12-02 01:17 作者: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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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3年12月02日讯】1959、1960、1961三年期间,茅台酒合计产量为2,079吨,其中出口139.86吨,1,939吨为中国人自饮。在那个年代能饮茅台酒的当然不是普通百姓。根据茅台酒厂历年使用原粮统计,这3年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众所周知,这3年缺的就是粮食。那么这1万多吨粮食是从哪里来的?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

民国政府曾下禁煮酒令

茅台酒的产地仁怀县,1949年前战事、匪祸、天灾、人害,几乎年年都有。当地老人回忆,远的不说,民国时期青黄不接的事情,每个村子都遇过,普遍贫穷是事实。而普遍饥饿、大面积死人的事情,好像没听说。民间酿酒,自然得遵循灾荒伦理底线和灾荒市场规则。

1937年,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10条)》。其中,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制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

担任过仁怀政协副主席的周梦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1949年前,当地遇上旱涝灾害,粮食减产,米珠薪桂,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县严禁煮酒熬糖,禁令森严,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许出售,禁期有时长达一年。”

农民多饿伤 茅台疯耗粮

但是,1959年后的几年,仁怀只有“饿魂”了。当地文件记载──截至1959年7月16日,仁怀县有各种病人8,384名,其中浮肿5,335人,占总人口1.49%。最严重的三元、大同生产队害浮肿的为9%和9.8%。8月4日,县里贯彻省委书记周林的电话精神。周林要求:各县必须抓紧秋收,大力进行爱国爱社教育,把垮了的食堂,用农忙的形式恢复起来。他还要求:教育小队干部和社员说实话,超产受奖,瞒产批评,私分者要处理。

五十年代茅台酒厂,人工背酒曲进仓发酵酿酒
1950年代的茅台酒厂,人工背酒曲进仓发酵酿酒(看中国配图)

周林就是仁怀人。电话内容是周林参加庐山会议期间指示给贵州的。10月17日,县里向农民发出《计划和节约用粮公开信》,信中号召:“忙时多吃,闲时少吃,菜粮混吃。”12月1日,县卫生科报告:回龙、喜头、学孔等地11名农民有一个多月没吃粮食,水肿不消而死亡。1959年年底,当年的茅台酒产量为820吨,比大跃进之初的1958年高出197吨,是1953年产量的10倍以上。同年,国家投资茅台酒厂120万元搞扩建。伴着农民“闲时少吃”和国营茅台酒厂放开肚量“耗粮”,进入了1960年。

2月16日,县里的简报显示:全县发病人数达16,864名,其中浮肿9,073人,严重6,141人。1959年12月下旬到1960年2月14日,共死亡3,718人。

酒厂高产带来惊人死亡率

1960年6月29日,仁怀县决定,当年夏粮丰收,外调150万公斤、茅台原料250万公斤。10月30日,全县五级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庞耀增号召说,全县要准备稻草、谷壳、苞谷秆叶、青杠子各500万公斤,红薯藤1,500万公斤,荞秆子750万公斤,小米糠75万公斤,蕨巴150万公斤……共5,000万公斤。按30%的出粉率,生产1,500万公斤淀粉,这样,每人能达平均50斤,保证农民减粮不减饭。但仁怀县每天70人死亡。

12月27日,县里领导又指示安排,茅台酒原料从1960年底到1961年6月需要360万斤,饲料用粮60万斤。农民们也许没有想到,秋收带来的不是新的希望;随着这个决策出现的,是死亡率的惊人上升。

根据1961年县委《大事记》,1月1日:病情上升,死亡率惊人。大抓代食品,以蕨巴为主。1月18日:病情发展,死亡上升。15日统计,仁怀全县有各种病人24,342人,占总人口的7.4%。其中,浮肿6,399人,干瘦病4,939人,妇女停经、子宫病等6,870人,其他6,134人。16日止,死亡1,045人。1月24至27日:统计1月1日至27日,共死亡1,965人,比上月上升48.9%。全县现在还有各种病人26,744人。其中,最严重的有66个生产队,病人占30%-50%。5月5日:4月中旬后,病情和死亡人数猛然上升20%。(据其它资料对比,换算出具体人数为,每天死亡70人左右。)

5月12日:县里决定,夏粮征购3543.05万斤,生产队集体入仓910.4万斤。夏粮任务要求在9月完成70%-80%。7月20日:截至7月15日有病人8,396人,其中肿病、疳病4,890人。“饥饿三年”,仁怀因饥饿直接死亡或因饥饿引起疾病死亡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只好期待时间来给出答案。

全省调粮 保茅台产量

查阅县志,全县粮油保管统计表明,1959、1960、1961三年粮食库存,分别为4,293万斤、2,705万斤、2,310万斤。而且1961年库存最低年份的量,竟然比1963-1988年间历年的库存量都高。

查阅仁怀县1959-1961年城镇粮食销售统计发现:这三年该县制酒行业、其它企业用粮达到2,242万斤;此外,该县各种饲料用粮271万斤。

1960年,是现代历史上国人口粮最为奇缺的年份。茅台酒原料也告急,厂领导向上级呼吁,贵州从全省各地调集原粮支持逾200万斤。这样还不够,中央粮食部又从四川江津调来70万斤,才保证当年生产出912吨的茅台酒。这个单年生产纪录,直到1975年才被超过。

毛要求茅台年产万吨

从调入粮食的地区来看:被紧急调粮10万斤的贵州铜仁,1960年属于全国八大旱区之一,1961年再度成为全国15个旱区之一。其中,该地区思南县这三年里人口减少5.1万人 (含外逃)。而且,铜仁下辖的沿河、德江、石阡及铜仁县,均在1959年的12月中旬就已经向省里紧急报告出现浮肿和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遵义地区的湄潭一个县,1959年11月开展名义为“反瞒产”、实际为高征购的运动,到1960年4月共死亡12.2万人,占全县农村总人口的20%左右。死绝户2,938户,离家逃荒4,737人,孤儿4,735人。在抢粮运动中被打死1,324人,关押死亡200余人,打伤致残175人。

遵义“反瞒产” 12万人死亡

分别调出10万斤粮食的桐梓、习水两县,其中,桐梓截至1960年底人口负增长121.32%,全县人口在1959至1960年一年间减少41,734人。习水县,这三年减少人口42,624人,死绝499户以上。调出29万斤粮食的毕节地区毕节县,三年减少人口53,990人……

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民间如此饥饿,茅台酒为什么还在继续生产?原因,一时难以说清。茅台酒厂集体署名的《纪念周林逝世一周年》一文,有如下一个细节,也许可以从中看到某些关联性。

1990年秋天,《茅台酒厂志》的工作人员进京请老首长周林写序时,78岁的周林向酒厂来人问道:“1958年,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有天晚饭后,我同毛xx散步,他叫我回去把茅台酒搞成年产万吨,要保证质量的事,你们写了没有?”

散步一句话 茅台大跃进

毛1958年让周林把茅台酒年产搞上1万吨的情景,在箴元的文章中也两次提到。箴元着有《周林传略》,叙述“上万吨”这个事情的理由是:“茅台酒产量太少,供不应求”。1959年,周林指示茅台酒厂说:“要保证茅台酒的生产,既要抓钢铁生产,又要抓茅台酒生产”,“对于你们(茅台酒厂)来说,钢铁是元帅,茅台酒是皇上。”

在散步时偶然一句话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积极调粮支持酒厂“献礼工程”,使1959、1960年茅台酒的产量分别达到820吨、912吨,真正实现了产量的“大跃进”。调粮表现越好的地方,通常饥饿死亡的数据也就越大。

此后十几年,茅台酒产量大都在二三百吨徘徊,直到1978年,产量才超过1千吨。而大跃进时期的“陈酿”后来一直无人问津,反倒是早先私人酒坊的酒成了茅台中的“珍品”。

最终,到了2003年,茅台酒年产量才达到万吨。但这些万吨茅台酒还会是“珍品”吗?答案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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