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成反革命 54年后学生为何要立碑?


【看中国2013年12月05日讯】在皖北平原上沉睡52年后,这个坟包变得有些不同。

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南谢庄,村北边的第四个坟包前,新立起一块墓碑,刻着“恩师谢玉璧师母王兴荣之墓”。立碑那天,阳光下浅绿色的麦田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发出此起彼伏而又压抑的哭声。

他们向墓碑鞠躬,忆起风华正茂的谢老师。而如今,参加这场仪式年纪最小的人,也已68岁。经历50多年的人生起伏,这些老人依旧“怎么也忘不掉谢老师”。

谢玉璧,1946年毕业于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在当年的李兴区付集小学任教期间,如碑文所写,“成效卓著、爱生如子”。

但在1958年被判定为“历史反革命”后,他上吊身亡。34岁的小学老师谢玉璧,被匆匆掩埋进泥土里,一同消失的还有他几乎全部的个人史。

直至这座墓碑立起,这位老师似乎重新浮出地表。南谢庄方圆几十里的人们,纷纷开始谈论“谢玉璧”这个名字。

2月23日,60岁的谢树秋走在村道上,正在麦田里抗旱浇水的人们,纷纷跟他打招呼。

“他们都知道俺大(当地方言“父亲”),知道俺是谢玉璧的儿子。”这个朴实而稳重的老农说。从去年11月10日至今,村里和镇上的人见了他,几乎无人不提那群学生给他父亲立碑的事。前几天赶集时,还有人专门过来跟他说,这才是“真正的光荣”。

老师的光荣,学生的梦想

南谢庄里给逝者立碑的,或是做药材生意发了财的有钱人,或是阔别故乡多年从台湾回来的游子。务农的谢树秋从来没想过要给父亲立碑,“已经死了50多年了,没必要了”。

他的妻子孟玉华对公公谢玉璧几乎一无所知。她1974年嫁到谢家时,谢玉璧已去世16个年头。婆婆告诉她,谢玉璧活着的时候“心眼好得很”,可就是“不顾家”。

所以,去年夏天一个叫朱守仁的老人第一次找到孟玉华,告诉她想给谢老师立碑时,遭到了拒绝。“俺不认识他,俺没同意。”女人回忆说。

没几天,老头又来了,说老师当年对自己很好,“这个碑一定得立”。女人依旧没同意。邻居得知后劝她,学生给老师立碑是好事,应该让他们立。

去年农历九月初二,朱守仁三顾谢家,女人同意了,但说这事得男人说了算。朱守仁拨通了谢树秋的电话,说:“谢老师活着的话,我们还可以去看他,给他买好吃的孝敬他。但他死了,这碑不立我们心不安。”

这句话,打动了当时远在天津打工的谢树秋。

从去年春天开始,为谢玉璧老师立一座碑,一直是朱守仁和他的同学们的一个梦想。

73岁的朱守仁是立碑仪式的发起人,退休前是付集小学的语文老师。59年前,当小学四年级学生朱守仁看到自己的新班主任时,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叫谢玉璧的老师,负责教他们语文和体育,个子不高,皮肤黑里透红,穿着一身天蓝色的中山装。他平时不苟言笑,讲起课来,语言、动作和表情却很生动。

“教《小英雄雨来》时,他还给我们示范雨来捉鬼子的动作。”老人边说边情不自禁地起身,尽力模仿老师当年的动作。2月24日,他凌晨5点便从付集村的家里出发,赶了20多里路,来到谢树秋家中,为了给人讲述他脑海里那些难以磨灭的往事。

谢老师已离开半个多世纪,但朱守仁一直感觉他还活在自己心里,“脑海里常常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

下雨天,他经常会赤脚背送学生回家。朱守仁记忆最深刻的是自己生病时,谢老师提着一兜鸡蛋到他家探望。老师这时候不再是严肃的,不仅很和蔼地用手抚摸他的额头,还吩咐他母亲赶紧把鸡蛋拿去给他做汤喝。

回忆起这件事,老人双眼通红,噙着泪水。自从有了给老师立碑的想法,几近失聪的朱守仁,做梦都在想把这个碑立好。

在他执笔的悼词里写道:“我们对谢老师有一个共同的评价:伟大中的伟大,一流中的一流,不是慈父,胜似慈父。”

50多年里,朱守仁没少梦见谢老师。尽管已没有当年与老师的合影,或是老师的照片资料,但他清晰地记得谢玉璧的模样,关公眉、大眼睛。

清晰的恩师

碑文里“爱生如子”这4个字里的往事,在1958年农历九月终止。

1957年,因为教学成绩显著,区里的书记点名把谢玉璧从乡小学付集小学调到了区中心小学李兴小学。

从乡小学到区小学,这似乎是一件好事。但在54年后的今天,在谢玉璧的学生朱德连看来,这次调动无疑是一场灾难。

“他要是还在付集教书,可能就不会成为历史反革命。他在付集威信高,把他打成反革命的话,学生不愿意,学生家长肯定也不愿意。”朱德连说。

这个当年年龄最小又最调皮的学生,对谢玉璧“又尊敬又怕”。在他看来,谢老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时,到李兴工作才一年多,威信还没建立起来。

“那时候谁有本事打谁反革命。一上来全让你给提意见,后来才知道是坑人。而谢老师这个人又很正直。”他用指头捣着桌子重重地说。

妻弟王兴华回忆,谢玉璧到李兴工作仅仅一年,太和县一个领导说,谢玉璧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副连长,还代理过3天连长,不能当老师。于是,这个深受学生敬重的老师,随即被开除回家。1958年8月3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5871061号判决书,判谢玉璧为“历史反革命”,管制3年。

在72岁的孙光亮看来,正是那3天的代理连长经历,让自己的老师遭受了屈辱,并最终寻死。“那时候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在部队是连长,在地方上是区长,但那时候的区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他解释说。

在付集小学时,谢玉璧只教过他半年,但他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和少先队大队长,和老师打交道比较多。

因此,孙光亮也有机会看到谢玉璧如何为学生花钱。班里一个男生没钱理发,谢老师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让他去理发。

但价值一毛七的肥皂,谢玉璧却舍不得买。有一个场景孙光亮至今难忘:洗衣服前,谢老师会把草木灰装在篮子里,从上面浇水,然后从下面接着,沉淀之后,用上面含碱性的清水洗衣服。

冬天,孙光亮看到谢老师的床单下,仅铺着一个花五毛钱买的蒲草织的席子,席子下面是用麦秸秆压的麦草。他还多次看见老师坐在床上补领子和袜子。

放下手里的针线,回到课堂上,除了教语文,谢玉璧还教美术和体育。

体育课有3个项目:篮球、跳远和单杠。篮球架是找木匠做的,单杠则是把当时打兔子用的土枪上的铁管抽出来,固定在两个木桩上。跳远用的沙坑,谢玉璧自己挖,自己从河里挑沙。

“这些都是谢老师自己设计自己弄,他在黄埔军校读过书,知道怎么弄,别人都不会。”2月25日,孙光亮坐在书房里,细细梳理着对老师的记忆。

模糊的父亲

对谢树秋来说,他并不愿多提“黄埔军校”这4个字。他感慨道:“我父亲如果上的不是黄埔军校,也不会这个样子。”

1958年的秋天,当时7岁的孩子目睹了父亲接受管制的场景。父亲每天跟在犁后面,拣犁出来的红薯。白天还有人专门看着,防止爱面子的谢玉璧自杀。

但农历九月的一个早上,王兴荣久久不见丈夫,便问女儿谢树英,“你爹人呢?”

“俺在家里找了一圈没找着人,找到了他给俺娘留的遗书。”71岁的谢树英回忆道。她清楚地记得,遗书上写着:“小周(谢树秋乳名)他娘,你是个苦命的人。我死后,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响社会主义拖拉机犁地。也别烧纸钱,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生活。”

把遗书交给母亲后,谢树英在屋后大坑边的桃树上,看到了吊在上面的父亲。

谢树秋当时正在李兴小学一年级教室里上课。比他大3岁的一个堂哥,把他叫了出来。“他告诉俺,俺大死了。俺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没大了。”谢树秋含着眼泪回忆说。

父亲谢玉璧的形象,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其实一直比较模糊。“他们说,俺大面相像我,个头也跟我差不多。”身高大约1米6的谢树秋说。

父亲的生平,他在1986年才完全搞清楚。那一年,35岁的谢树秋和舅舅王兴华一起,走进了太和县法院的档案室。

档案里,父亲其实叫谢玉备,生于1924年,1943年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毕业,被分配到国军36军28师83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1950年回乡,开始在二郎小学任教。

两年后,谢玉备调到了付集小学。在那里的几年时间,他的人生与如今这群为他立碑的学生交融在了一起。他也在这些学生此后50多年的人生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朱守仁记得,1955年他毕业时,付集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此前3年,该校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一共只有6个。随即整个李兴区都在传,付集小学“放了卫星”,由此被称为“淮北一枝花,付集小宝塔”。

为了搭建这座“宝塔”,谢玉备倾注了大量心血。1954年秋天,学生王长兴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谢玉备和学生朱德固一起趟着水,走了十四五里路,到王长兴家家访。75岁的王长兴至今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到处发大水,谢老师进门时披着床单,光着脚。返校后,谢老师不仅帮他交学费,还经常给他生活费。自己生病时,也是由谢老师背着去看病。

由于教学成绩显著,谢玉备又接连带了两年毕业班。1956年,他的学生有11人考上县重点中学。195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个,超过了李兴小学。

然而升学人数越多,对谢玉备的家人来说,就意味着越大的亲情的空缺。

在年幼的谢树秋眼里,父亲教书拿工资,但从来没见拿回家过。父亲每月工资14块钱时如此,1953年涨到30块钱时还是如此。谢树英那时已经懂事,她知道,父亲的钱基本都用在了学校和学生身上。

“那时候学校里扭秧歌,打腰鼓,很多都是俺大自己花钱。”谢树英回忆说。上四年级时,因为家里没人干活儿,她只好辍学。

她印象中,父亲非常俭省。下地干活儿时,他会把母亲给他做的布鞋脱了,赤着脚。

当时,王兴华在界首一所小学当教导主任。姐夫去看他时,说的大都是跟教育和工作有关的事,很少说家事。

星期天,谢树英和谢树秋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回家。倒是家在付集小学旁边的孙光亮,经常会看到留在学校的谢老师。

孙光亮后来到付集乡政府做了财粮员。有一年,他开会开到除夕12点,走了18里路回家,路过付集小学时已凌晨2点。学校的大狗追着他叫,也吵醒了看校的老师。他一看是谢老师,便招呼他去自己家过年。“不行啊,我得看校。”谢老师很干脆地回答。

实际上,那几年寒假,基本都是谢玉备在看校。他放假很少回家,而家人也从来没来过学校。儿女失去了感受父爱的机会,学生们则深切感受了老师的恩情。

王长兴一再提及,他当年没饭吃时,谢老师不仅省下口粮给他吃,还给钱,“三块五块八块十块都给过”。

在谢老师的帮助下,王长兴几经辍学和复学,最终完成了学业。如今提起老师,白发老人声音颤抖着说了4个字:“恩重如山!”

这种恩情,也留驻在其他学生心间。77岁的董玉华因为半身不遂无法行走,参加不了老师的立碑仪式,他特地托一位同学把份子钱带给朱守仁,并让同学郑重转告:“一定要把我的名字刻在碑上!”

消失的名字和容颜

谢玉备自尽后,王兴荣从邻居家买来一口棺材,将他下葬。

这个失去了丈夫的女人,和4个儿女都成了“反革命遗属”,在家接受管制。她弟弟王兴华后来在文化馆搞文艺创作,被一次次的运动找上。如今85岁的老人回忆,每次填表,在需要交代历史问题的社会关系那栏里,他一直得写,“姐夫当过国民党连长”。

1958年之后,他跟姐姐家很少来往。

“文革”中,人们敲着锣鼓和镲在集镇上游行。有人告诉他,那些东西是他父亲活着时亲自去买的。谢树秋说,那一次,他突然觉得特别想父亲。

但那时,父亲的面容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已经有些模糊。父亲留在家里的照片和书,早已被母亲扔了。实际上,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清除。这甚至包括他父亲的名字。

由于当地话里将“备”字念做“bi”,谢玉备死后,名字从此被人写成谢玉璧。

家里没舍得扔的,是谢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钢笔。但公社当时成立了突击队,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随时进行突击,打开门后,随便翻东西。谢树秋套着父亲遗留的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眼睁睁看着钢笔被“突击”走,什么也不敢说。

谢老师去世的消息,陆续传到付集的学生那里。他下葬后,学生谢明义曾和刘泮廷、刘泮修一起,走了20多里路到老师的坟上烧纸,哭了一场。

朱守仁和朱德连当时都在上中学。几个月后,谢明义告诉了朱守仁这一消息,他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哭。

孙光亮正担任青年团书记,由于行政干部的身份,不得不回避。

在他们的记忆里,谢老师自尽后,并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因为那前前后后被管制的人不少,自尽的也不只谢玉璧一个人。

1980年,开始甄别平反。29岁的谢树秋随即写了申诉书。但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档案,没有找到谢玉璧的,只好放弃。6年后,他们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档案查了一遍,依旧没有结果。

后来,谢树秋想到父亲当年曾被法院判决,于是决定到法院查档案。王兴华的同学高群英时任太和县法院副院长,带着这两个可怜的“反革命遗属”,翻遍仅剩的几份“历史反革命”档案。直到最后,他们才看到一份“谢玉备”的档案,谢树秋发现这正是自己父亲的。

这一年9月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谢玉备“虽代理连长3天,仍是副连长职务”,“当不构成反革命身份,属一般历史问题”。

谢树秋当时用蓝墨水钢笔抄下了这份判决书。这两张已经发黄起皱的纸,他至今保存了25年。从那上面,他看到了他父亲的一生。

王兴华回忆,高群英后来告诉他,为了给谢玉备平反,太和县还派人去中央军委查过档案。

在1942年上小学五年级时,他曾和姐夫同班,并睡在同一个大通铺上。那时,谢玉备在班里年纪最大,个子却最矮。当王兴华等人报考师范学校时,谢玉备告诉他,自己要报考黄埔军校,毕业后抗日去。

不过,谢玉备还没毕业,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1946年,王兴华见到学成回乡探亲的姐夫,手里拿着“中正剑”,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

回到军校后,谢玉备被分配进胡宗南的部队,后来代理了3天连长即被解放。

而这3天的经历,成为致命的“罪证”,不仅要了他的命,还让他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泥土掩埋了28年。

父亲被平反后,谢树秋从姐姐谢树英家里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里,谢玉备留着平头,穿着白衬衫。谢树秋专门用相框把照片夹起来,挂在中堂。

这张照片,后来被母亲王兴荣悄悄毁掉了,谢树秋也说不清原因。谢玉备或者谢玉璧的形象,从此在现实中不复存在。

他在我们灵魂深处留下了痕迹
没了照片,也无法见到档案,但在谢玉璧那些年迈的学生眼里,这没什么,他们心中那个谢老师的形象,50多年来一直不曾模糊。

去年麦黄之前,朱守仁到河南郸城看望王长兴。王长兴问他,谢玉璧老师你还有印象吗?朱守仁回答,印象深刻得很!74岁的王长兴当时表示,他打算在清明节带着纸钱和贡品,到谢老师的坟上去看看。他怕再往后,渐渐就走不动了。

回到付集后,朱守仁也意识到,谢老师的学生差不多一半已经离世,在世的也大都年迈,不少人已经行动不便,见面将越来越难。

“烧了纸钱,纸灰很快就刮跑了,光拜祭还不够,立碑才能万古永远。立个碑吧,这才是个永远的事。”朱守仁说。得知他的想法后,太和的同学告诉他,“沾(当地方言“行”)”;河南的同学告诉他,“中”。

去年九月初二征得谢老师家人同意后,朱守仁在回家的路上,已经开始考虑该如何写悼词。这份最终写了两页纸、不到1000字的悼词,老人整整斟酌了半个月。

而200多字的碑文,他前后想了四五天,一遍一遍地打草稿和修改。

朱守仁多次听付集的老人们讲,当年谢老师离开付集小学时,很多学生哭着扯着他的背包带不让走。看着孩子哭,有些家长也跟着哭。谢玉璧含泪说,“调令来了,我不走不行啊。”

拿着拟定的碑文和45人名单,朱守仁到碑店精心挑选了一块最大的石碑。但刻碑的人说刻不下。他只好把碑文删到110多字,然后声明:“不能再压缩了,再压缩就概括不了谢老师了!”

有人看了碑文后,建议加上“师生情”。最终在这座两米多高的墓碑上,又多了“师生情”3个字。

这份师生情,几十年来也的确深深地藏在学生的心里头。孙光亮已经行动不便,只能夹着拐杖在室内移动。他托人给朱守仁带去了800元,还有他为老师写的“品性刚正、敬业育人”8个字。

这8个字,他斟酌了两天,认为“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

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谢老师的刚正。在这位当年的学生干部眼里,谢老师不是个随波逐流的人,言语非常谨慎,很低调,但很有主见。当时运动多,讲空话的人也多,但谢老师不帮着空喊。

上体育课之前,不少老师都要例行讲一些时代背景的话,谢老师则不对孙光亮他们讲这些。“他说,锻炼身体就是锻炼身体。他不引用当时那些时髦和夸张的口号。”老人声音低沉地回忆道。

在孙光亮看来,在那个年代,谢老师能做到这样,已经很难得,也充分说明老师品性刚正。

学生放学后,按要求老师要送他们回家。孙庄、梁庄、谢庄和杨庄这4处,离付集小学最远,谢玉璧就负责送这4个庄的学生。那时因为家庭困难,失学的学生多,谢老师在送学生之余,经常家访,最终挽回的学生也最多。

对这些能够回到课堂上的学生,谢玉璧也非常珍惜。他不仅备课认真,而且批改作业也一丝不苟。尤其是写得好的作文,他会很用心地写上自己的批语,然后贴到墙上。

作文都是由老师命题。孙光亮印象中,谢老师命的题,写政治的少,写农事和季节的多。他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谢玉璧让他们描写经常到乡里送信的邮递员,谢老师起的题目是“记一位绿色天使”。

那次,孙光亮因为写得好,作文上了墙报。谢老师批改得也非常认真。之前孙光亮一直记不住分号的用法,作文上墙后,谢玉璧先是鼓励了孙光亮,然后告诉他,作文里面有个地方不应该用句号,应该用分号。这个小学没毕业的老人至今对标点符号里的分号,印象极深。

在采访中,孙光亮特地用当时写“品行刚正、敬业育人”的毛笔,写下“师魂”两个字。他说这既能表达他此刻的心情,也能表达此生对老师的尊敬。

“因为谢老师不仅教文化知识,还教怎么做人。我们做他的学生,终身受益的不仅是文化课知识,还有品德教育。”老人说。那个封领扣始终扣着的谢玉璧,是他这一生的最后一位老师,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了痕迹”。

这痕迹,也留在了张罗立碑的朱守仁的灵魂深处。1964年,乡里办农业中学,朱守仁班里一个新婚的学生跟媳妇闹别扭,躺在床上不到学校上课,家人怎么喊都不起来。后来,学生一听说朱守仁走了18里路来家访,立马起床跟老师赔不是。回到学校后,朱守仁没有批评学生,他不仅帮这名学生把落下的课补上,还以过来人的身份教他如何与媳妇相处。

“谢老师那时,不仅教我们文化知识,也经常从做人的品德方面教育我们。我也应该这么教学生。”他说。

从谢玉璧身上传承下来的精神,让朱守仁感动了自己的学生。年逾花甲的农民王修身,听说老师朱守仁要为他的老师谢玉璧立碑时,马上告诉朱老师,“我也要参加。”

除王修身之外,在立碑人名单里,还有3人不是谢玉璧的学生。这些老人找到朱守仁,只说了一句话,“算我一个,我很敬佩谢老师。”

在辈分最低年龄最小的王修身的名字被最后一个刻上石碑之后,这座由45名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给谢玉璧老师立的墓碑正式刻成。

2010年11月10日,农历十月初五,这块永远不会有照片的碑,最终立成。碑的东北方向,杨树掩映着二郎小学,那里是谢玉璧教学的起点。碑的西南方向,杨树同样掩映着南谢庄,那里是他生命的起点,也是他生命的终点。

立碑仪式结束后,有几个同学提出,以后逢年过节要来坟上看看谢老师。朱守仁说,不用了,年纪都大了,心里没忘就行。

谢玉璧最生动的面目,碑上没有,历史里没有,只在这些白发老人的记忆和灵魂里。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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