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指标意义 文革学生领袖道歉 数度落泪(组图)

2014-01-13 23:53 作者: 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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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1月13日讯】成都全搜索新闻网消息,周日(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大女附中向文革中受到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这是继陈小鲁道歉后的又一次当年红卫兵的公开忏悔之举。宋彬彬是文革学生领袖的“符号”之一,她的道歉具有指标意义。据介绍,宋现场很动情,数度落泪。

BBC报导,宋彬彬还对她当年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被造反学生打死的副校长卞仲耘表示永久的悼念和歉意。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耘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女校长被学生强迫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头发乱七八糟被剪光,头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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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1966年8月18日,当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毛泽东得知向他献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字时便说,“要武嘛”。

报道说,宋彬彬随后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带上红袖章》。但宋彬彬否认文章为她所写,并否认曾改名宋要武。

反思文革

BBC报导,在周日举行的北师大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和老师的聚会上,宋彬彬说,她很久一直盼望能有这么一个向当年遭受迫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的机会。

她说,北师大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她所参与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学校的正常秩序从此遭到破坏,许多老师受到伤害。

宋彬彬向当时的所有老师和同学表示道歉。她说,希望她的道歉能够引起大家的反思,并说,只有进行了真正的反思才能走的更远。

宋彬彬还说,她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文革中红卫兵的打人之风很快由学校蔓延到社会。据中国媒体报道,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底的40多天里,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余人被打死。

什么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暴虐狂潮。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份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摘自(九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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