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亲历者:难忘“六·四”(图)

2015-05-27 07:52 作者: 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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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5年05月26日讯】1989年6月3日早晨,我从睡梦中醒来,随手打开收音机开关,准备收听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新闻广播。突然,收音机里传出的声音使我吃了一惊:“中国军队身着便装向北京市内开进,沿途遭到老百姓的阻拦,没能到达天安门广场……”

一切仿佛早就在意料中,但真正发生了,还是让人感到十分震惊。我既为老百姓能再次阻挡军队而高兴,又为政府几个星期来的一意孤行而气愤。那一幕幕让人无法忘怀的情景,不由地又浮现在眼前……

4月15日傍晚,电视台突然报道说:胡耀邦逝世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像一根导火线似的,一下便点燃了埋藏在大学生心中的种种怨愤。几乎是一夜间,各种悼念的大字报就贴满了北大、人大等几所大专院校。就连中央党校这样正统的地方,也没能保持沉默:大礼堂前贴出了很多对联、诗歌和杂文,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却都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沉痛悼念胡耀邦逝世,声讨党内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北京市政府宣布:当日,天安门广场将实行戒严。为了能参加这一天的活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采取联合行动,在前一天的晚上,便潮水般地涌进了广场。22日天亮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超过了十五万。戒严的企图落空了,但有关方面却不允许大学生瞻仰胡耀邦的遗容,灵车行进的路线也作了修改,避开了大学生。广场上的学生们十分气愤,他们选派了三名代表到大会堂的台阶上跪呈请愿书,要求中央接受广大学生的七点要求,积极推行民主改革。可是,李鹏等人对此置之不理。第二天、北京各大学开始罢课。大学生们走上街头,积极开展演讲和募捐活动,赢得了广大北京市民的同情。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社论,宣布学生们的行为是动乱,必须坚决制止。北京市政府在同一天也宣布:谁要再敢上街游行,一切后果自负。这一举动,严重地伤害了学生们纯洁的心灵,迅速地激化了矛盾。很多学生连夜写下遗书,第二天,4月27日,十几万名大学生齐心合力冲破了警察设置的防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大游行,震惊了全世界。

4月27日的大游行,超出了李鹏等人的预料。中央被迫采取了一些缓和局面的措施: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出面,与学生们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对话”。电视里播出了这次“对话”的录相剪辑。这次“对话”,由于中央缺乏诚意(只是想欺骗公众)而没能成功。为了能获得平等对话的机会,各大学的罢课抗议一直没有停止,并于五月四日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游行。参加的大专院校多达40几所。同日,赵紫阳在会见亚行会议代表时发表了一篇讲话,对学生们的举动表示理解,并希望能在理性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讲话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多数大学于5月5日前后复课。

中央虽然一再许诺要解决问题,却始终不采取行动。大学生们眼看着许诺只会落空,便采取了自我摧残的极端行动——绝食。绝食开始于5月13日(星期六)。绝食的基本要求不过两点:1、否定《人民日报》4月26日的社论。2、真诚与学生对话。

亲眼看见学生们忘我的牺牲精神,亲耳听到学生们合情合理的要求,北京市的市民们再也坐不住了,再也无法只是站在一边助威喝彩了。从5月15日起,以北京知识界为先导,社会各界的声援游行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到了后来,每天几乎都有上百万的人参加声势浩大的游行。这期间,正赶上戈尔巴乔夫访华,由于群众和学生占据着广场,戈氏的行程受到干扰,使中国的领导人感到丢了面子。

5月18日,绝食进入第6天,广场上已有数千人次晕倒。当晚,李鹏终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几名学生代表的发言,使李鹏丢尽了面子。这次接见,出人意料地安排了实况转播,因而使得更广泛的群众,亲眼目睹了学生们的风采。同时,也使得李鹏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黯然无光。

第二天早晨,赵紫阳到广场看望了学生。他眼含着热泪对学生们说:“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你们还小,往后的日子还长,将来的事业还要靠你们,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学生们纷纷请他签名。这天早晨,李鹏虽然也跟在赵紫阳的后面到了广场,但那情形却让人感到十分尴尬。

5月19日晚21点,广场上的学生宣布暂时停止绝食。23点30分,电视台突然宣布有重要新闻。不久,电视画面上便出现了李鹏、杨尚昆等人召开首都党政军负责人大会的情形,主席台上非常明显地少了赵紫阳。这次会议宣布要调军队干涉北京危机。

5月20日上午,李鹏宣布在北京实行戒严。但是,奉命进城的部队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拦阻在郊区。整整三天,人们白天在家睡觉,晚上到街上把守路口,整个北京市仿佛被老百姓接管了。

5月24日,部队仍然无法入城,只得退回临时营地。有些部队甚至撤至远郊。从5月25日到5月30日,人们轮番到中南海去游行,要求邓小平、李鹏和杨尚昆下台,要求解除戒严令。但这时的中南海似乎成了一座空城,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5月31日,学生们在广场上立起了一座民主女神像,使得广场上逐渐减少的人数又多了起来。虽然人们一直没有终止过各种形式的示威,但北京的形势却日趋平稳,交通秩序井然,犯罪率下降……

偏偏在这种时候,部队却悄悄地朝天安门广场逼近。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不敢往下想了。我匆匆地吃完早饭,便赶到单位。刚进门,梁XX就来了,她神情紧张地对我说:“部队进了天安门了”。我说:“早晨的广播中说,被老百姓拦在长安街了”。她不相信:“我们院的部队是昨天晚上出发的”。我便打电话去问住在城里的表哥,他告诉我:“部队并没能进入天安门广场。不过,大都被拦在了长安街一线,有的距天安门已经很近了。”并说,城里的形势很乱,有人被警车轧死。整整一个白天,大家都处在惶惶不安中。

下午四点三十分,区店工会主席打来电话,警告大家不要上街拦军车。放下电话,我便把最后几名顾客赶出了店堂。被赶的人中,有一个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大声地说:“我叫XX!”他听后悻悻地走了。回到家,表哥刚从城里回来。他为我描述了六部口一带,下午施放催泪瓦斯的情况。我心中的忧虑进一步加深了。我决定吃完饭就去天安门,要亲眼看看这个厚颜无耻的政府,会怎样对他的人民下手。父母、妻子的劝阻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我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到天安门去,即使是死,也要和广场上的大学生死在一起。我准备好了相机、胶卷和电池,准备好了毛巾和口罩,带上了能标志身份的证明,留下了身上的贵重物品。我坚决地把一切劝阻都抛在了耳后,在戒严指挥部近乎于恐吓的“通告”声中,义无反顾地朝着天安门骑去。

一路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昂。宽广的长安街被激动的人群堵得水泄不通。那情景比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都热闹。还没骑到西单,我就再也骑不动了,只得把自行车扔在西单,徒步朝天安门走去。路上,不时有一支支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敢死队从不远处走过,赢得了沿途群众浪潮般地喝彩。路过六部口时,我看到了部队遗留在那里的车辆。那些车的车窗大部分已碎。现场的目击者告诉我,这是军警从示威群众包围的车中抢夺武器时,自己砸碎的。我想,如果政府说这些车是老百姓砸的,同样能欺骗很多不知内情的人,何况这里下午还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呢?

往前走了几十米,又看见几辆被老百姓围着的军车。车顶上支着两挺机关枪,枪上挂着一些特制的皮带和棍棒。很显然,这就是他们用以对付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的。车里面坐满了身穿便衣的军人,很多老百姓还在耐心地和他们讲道理。不时有一些学生和工人,往车里送水和饭,有些军人的眼里含着感激的泪珠。晚七点三十分,我到达了广场。站在高处望去,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感动极了,真想不到政府下了“如果上街将不能保证其生命安全”的通牒后,还能有这么多的人来到这里。我甚至乐观地想,即使再卑鄙的政客,也不敢对这么多人下毒手吧?此时的大会堂和往常一样,并没有设置特别的警戒线。只是在台阶上有哨兵站岗,人们可以一直走到哨兵跟前,有些人甚至还在和哨兵说话。我也走过去,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忽然,从大会堂的楼上泼下一盆水来,落在我身边的不远处,将附近的人吓了一跳。几名情绪激昂的年青人骂了起来,他们从附近拣来石头准备还击。我一边制止他们的过激行为,一边质问不远处的哨兵:“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上面的人还有意激化矛盾?”哨兵装作没听见,将头扭向一边。愤怒的人们立即将台阶上的花盆砸了。大会堂楼上的窗口里伸出几张年青军人的脸,他们放声和下面的人群对骂起来。有人将手里的瓦片朝上面扔去,上面的头随即缩了回去。

我缓步朝纪念碑走去,一路上遇见了很多和我一样的普通市民,他们都是听了“通告”后才到这里来的。这些人中既有男的,也有女的;既有老的,也有少的。他们似乎都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但只要听听他们的谈话,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对自己的处境再清楚不过了:“现在这是干什么呀?一口一个不能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国家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安全,还要这个国家干什么?”“危险是谁造成的呢?难道是我们吗?你问问这位女同志,她觉着广场上这些人会威胁到她的生命安全吗?”“如果说有谁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只能是那些当兵的!”“我真想不通,李鹏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我们。现在这样活着真窝囊,我已经跟我妈说了,如果明天我不回去,就到这里收我的尸体!”我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都是为了良心而来,如果苍天能忍心让我们无辜地死去,共产党的一切美好理想都只能划句号了!

21点左右,大会堂上架着的高音喇叭,将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最终定性了:“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广场上的人必须马上撒离,否则,戒严部队将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坐在我身边的人都没有动,有人自嘲地说:“转眼间,我们便成了反革命暴徒了。”

此时,有一队全副武装的军人已经到了肯得基餐厅附近。广场上的人群听到消息后,潮水般地朝那里涌去,瞬间便把他们包围起来,困在那里。突然,正南方的天空中蹦发出一道道的闪光,由远而近,朝着我们这个方向飞来。起初,我并没有怎么在意,以为是部队在故意虚张声势,拿信号弹吓人。但是,不久我就发现,那其实不是什么信号弹,而是随时能置人死地的曳光弹。接着,广场上的人们便开始隐隐约约地听到了枪声。

23点左右,一名浑身是血的女大学生从长安街跑回广场,我紧跟上去,想听听情况,结果被旁边的人推开了。我快跑到前面,举起相机迅速地按下快门。遗憾的是,在闪光灯一闪的同时,有人站到了她的前面。我又试了几次,结果都差不多。我只得跟在他们的后面跑。人群跑到历史博物馆前,找到一直守候在那里的医护人员。女大学生气喘吁吁地说:“别……别管我,我……我没事!我衣……服上的血都是别人的。”

女大学生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们朝我们开枪,很多同学都倒……倒下了,有一个同学的太阳穴被打了一个窟窿,血汩汩地……往外流,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好,求求你们,快去救救他们吧!”医护人员经过简短的商量后,几辆救护车沿长安街向西开去。

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沸腾了,纪念碑上的大喇叭里传来了吾尔开希的声音:“最后的时刻到了!我们亲爱的同学已经为了自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显得颤抖,后来终于说不出声了。

一阵微风掠过,仿佛有人轻轻地抚摩着我的皮肤。我忽然感到一阵寒冷,周身泛起鸡皮疙瘩。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个曾经带给人们无限希望的政府,现在竟会变得如此无耻!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朝广场北面走去。在工自联的所在地,我看到一名司机正在要求加入工自联。他因为身上没有其他的证件,便掏出驾驶证给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办不了了,会员证和有关的资料已经转移了”。正说着,工自联的广播开始了:“李鹏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性,他们现在就像一个疯狂的赌徒,越输越赌,越赌越输!他们现在已经再也输不起了!……我刚从军博那边回来,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坦克已经到了六部口了,很快就会把天安门包围起来。我亲爱的同胞们,请你们认真地想一想,你们愿意在坦克的统治下生活吗?!”愤怒的人群立即炸开了锅,人们纷纷寻找能够自我防卫的东西。随即,手里举着棍子,怀里抱着砖头瓦块的人群,便如同撒了缰的野马似的,朝六部口方向直冲过去。

我顺手从地上捡了一根棍子。虽然我一直反对使用暴力,但是,如果我真的要面临死亡,我也决不会心甘情愿地让人白白打死。我顺着人流向六部口方向跑,正跑着,前面的人忽然停住了。只听得有人说,坦克在大会堂的南面。人流又发疯般地朝大会堂的南面冲去。然而,跑了半天,仍然没有发现坦克的踪影。正在迟疑间,身后猛地响起了震耳的轰鸣声。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一辆坦克便沿着大路高速朝我们这里冲来。接下来的情景是可歌可泣的:人们纷纷迎着坦克投出砖头、瓦块和汽水瓶,形成了一片“砖石雨”。对比之下,本来气势汹汹的坦克竟变得狼狈不堪,仿佛是在匆忙逃窜。随后,坦克在不远处熄火了,人群一下就把它围了起来。人们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付这辆坦克。有一个告诉大家:“我开过坦克,了解坦克的性能。只要把它右面的小绿灯封住,这辆坦克就开不了了”。

后来,有一个学生站到了坦克的上面劝大家不要砸了,并说他要和坦克里的士兵对话。里面的士兵自然不敢出来。于是,有人提意用汽油烧坦克,人群中的大学生坚决不同意。人们在那里僵持着。我因为想了解一下广场上的情况,便离开这里,朝广场走去。

刚踏上广场我就发现,广场上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很多人都分散到广场的四周,去拦截部队了。此时,激烈的枪声开始在广场的四周响了起来,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了看手表,时针正好指向一点。也就是说,六月四日已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长安街的消息彻底断了,人员的伤亡情况难以统计。大学生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拦干上写下了“六·四惨案”几个醒目的大字。

枪声越来越近。大学生们不时从广场的四周抬来一些伤员,其中也包括几名军人。沿途的群众都说:大学生们太善良了,换了别人早没人管了。跑得满头是汗的大学生们却说:先救人要紧。第一队进入广场的士兵是从西南方向来的。那里的老百姓已经被迫闪到两边。因为,排着方阵的军队不断地开枪。从闪光判断,多数是朝天上打的,但也有一些枪打得非常低,几乎擦着周围群众的头。这一方阵接近大会堂前的空场时,汽水瓶铺天盖地地砸向他们的头顶。人群一下冲了上去,和方阵掺到了一起。一名年青的小伙子使出了全身的力量,操着一根棍子朝前面戴钢盔的人的头上猛砸下去。那个挨砸的人差一点就跳了起来:“打我干吗?我又不是当兵的!”“不是当兵的?那你带钢盔干吗?吃饱了撑的?!”那人赶快将钢盔从头上摘下来,扔到了一边。一阵混乱过后,我发现前面有的老百姓手中,已经握有半自动步枪了。说来也怪,我明明看见那些当兵的拿的都是自动步枪,不知为什么,落到老百姓手中的却是半自动步枪?善良的人们赶快劝那些“抢”到枪的人,把枪送到“高自联”去。即使是到了如此混乱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动用武器反抗。

纪念碑上高自联的喇叭仍在不断地广播:“请同学们和市民们保持克制,把手中的棍子和钢盔扔掉,我们要坚持和平请愿的宗旨。现在,我们播放《国际歌》的录音,请大家一起唱!”我从来没有听过如此悲壮的歌声,广场上浑然一片,所有的声音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任何的投机者——也没有谁愿意在枪口下投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唱到这一句的时候,很多人的眼中都含着泪水。每个人都意识到,等待他们的将是共和国最黑暗的夜晚。

激烈的枪声又从六部口方向传来。不久,开路的装甲车就到了天安门前。然而,这两辆装甲车还没来得及找到停靠的地方,就被一片熊熊燃烧的烈焰吞噬了。我从纪念碑向天安门走去,到达天安门附近时,部队还没有过来,工自联的基地已经被付之一炬。

我又朝六部口方向走去,希望能拍几张部队进城的照片。迎面跑来的群众都劝我说:“别再拍了,太危险了!那些混蛋可不是人养的!”但是,我是不会轻易地放弃这一难得的机会的。我的脑海中反复考虑着,应该如何保护这些珍贵的胶卷。我甚至想到,如果万不得已,就将胶卷投进邮局的信箱。

大批的部队从长安街开了过来,有的乘车,有的徒步。已经没有人去正面阻拦了,只有一些大胆的群众还在路的两边表示抗议。前面的士兵横端着枪,直对着路边的群众,枪上上着刺刀。后面的士兵一手举枪,一手清除路障。很多手持相机的人,都纷纷地按下相机的快门。一时间,闪光灯亮成了一片。路中间的士兵急了,发疯般地吼道:“不许照相!”,同时,“哗啦哗啦”地拉枪栓,并朝天上开了两枪。我知道,在这种光线下,是很难拍出高质量的照片的,何况距离又那么远。但是,那些当兵的是不会了解这些的。他们对自己的形象可能被人拍去,感到十分的恐惧。

这些部队到了天安门前便停住了,估计有两团人左右。接着,大会堂的门和历史博物馆的门都打开了,黑压压的部队从里面涌了出来,坐满了两边的台阶。天安门被完全包围了,情况很紧张。人们与全副武装的士兵对峙着,谁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我和一些群众走到了离士兵最近的地方,耐心地和他们对话。我对一名士兵说:“你看我们像暴徒吗?我也是当过兵的,对你们并没有成见。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伤心了!北京根本不存在什么暴乱,我们自己能解决问题!”那名士兵用手指了指远处正在燃烧的装甲车:“没有动乱,为什么要烧我们的车?”“你们首先开枪,打死了很多的老百姓,人们忍无可忍,才烧了你们的车!”“那……那你们把这里弄得这么脏,也不打扫……”站在我旁边的一名市民忍不住了:“你们难道是来打扫卫生的吗?你们带清扫工具了吗?你们拿什么清扫呢?恐怕是准备用血洗吧?!”那名士兵一下噎住了。他旁边的另一名士兵急了:“别跟我们说这些,我们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什么都听不进去!你们再说,我就打你个龟儿子的!”说着,便端起枪做出要向我们这里冲的样子。

集结在金水桥一线的士兵忽然唱起了歌,唱词中有“英勇上战场”之类的语句。愤怒的市民们朝他们喊话,希望他们不要辜负了家乡父老的殷切厚望。一名校官拿着半导体喇叭慢悠悠地说:“你们不要不到黄河不死心!你们是嫌血流得还不够多!”这句话引起了公愤,天安门前与兵对峙的所有市民齐声高唱起《国际歌》,将士兵们无耻的歌声压了下去。

我朝纪念碑方向望去,猛然看见“民主之神”昂首站在帐蓬群中,显得无比地坚定勇敢。我知道,今晚她的命运和我们差不多,都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但是,即使那些冷血的士兵们能够推得倒这座雕像,却无法铲除她带给人民的无限希望。早晚有一天,人们会在这里建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完美的“民主之神”的雕像。那一天就是全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时间仿佛凝固住了,一分一秒都显得十分漫长。广场上的主要人群,渐渐地都退到了纪念碑一线。我也顺着帐篷之间的小路,向纪念碑方向走去。沿途的很多帐篷中,仍然有人在坦然地睡觉。仿佛天大的事也不该威胁到他们睡觉的权力似的。这时,广场上的灯光开始了戏剧般的变化,一忽儿暗得吓人,一忽儿又亮得刺眼,来来回回折腾了将近半个小时。突然,广场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巨大的广场变得死一般的黑暗。纪念碑上高自联的喇叭又开始放起了《国际歌》,所有的学生和市民都放声高歌。面对着这群冷若禽兽并且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人们除了能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悲愤外,又能干什么呢?我清楚地知道,留在这里的人,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纲领,甚至没有任何政治要求。他们勇敢地留在这里,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善良和诚挚:他们不愿看着自己的孩子被人宰割。在这群抱定了“以血醒民”决心的瘦小学生面前,他们感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是一群疯狂坦克的粗暴践踏!美好愿望换来的却是流血和死亡。如此残暴的政府,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代表了人民意愿”,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更为可悲的是,善良的人们还得在这群刽子手的枪杆子“领导”下,苟延残喘地生活。一场轰轰烈烈的要求变革的群众运动,就这么被他们血腥地镇压了……

想着,想着,眼泪就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一股强烈的义愤涌上我的心头。如果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最终铲除这一吃人的制度而尽力。我缓步朝纪念碑西侧走去。在那里停着一些救护车,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这时,高自联的喇叭里传出了候德健的声音:“我是候德健,我代表绝食的四个人来说几句话。我们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意,就去找了戒严部队交涉,他们说,只要我们现在撤出广场还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四个人都希望大家能安全撤出去。我们不能再抱任何幻想了,现在再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知道,我们现在留在广场上的人都不怕死,但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了!未来的事业,还等着我们去开创……”

这一番话使得广场上的人群炸开了锅。喇叭里又传来了刘晓波的声音:“请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话刚出口,便被广场西侧的一阵激烈的枪声打断了。当时,我正在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下,上面士兵的窃窃私语清晰地传到我的耳朵里:“打死狗日的了!”我心中别提多悲愤了,我发誓:就因为有这帮混蛋舒舒服服地活着,我也不能现在就死,我一定要看到他们哭的那一天!我朝纪念碑跑去,那里的人群正在候德健的组织下进行表决,人们只能凭呼喊的声音大小来判断同意撤还是留的人多。实际上这种表决很难得出真正的结果,但是,在候德健、刘晓波等人的催促下,人群终于开始向广场的东南角撤退。然而,我还没有跑到纪念碑前,一队身穿迷彩服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已经疯狂地冲到了纪念碑的最上层。他们把压满了子弹并且拉开了保险的自动步枪,直对着距离他们不过两步之遥的人群。我拚命地朝前挤去,终于到了与士兵相对的第一排。只听得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纪念碑上的喇叭掉了下来。无数盏闪光灯同时亮了,历史注定要把这些禽兽的疯狂嘴脸记下来,并且公之于众。禽兽们虚张声势的喊叫,在人们的浩然正气下,显得那么的懦弱无力。很多人都哭了,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地一步步退出天安门广场。一些坦克已经发疯般地冲进广场,在学生和群众队伍的四周横冲直撞。很多帐篷都被碾平了,也不知那里面是不是还有人?沿途的居民在学生和群众的队伍两边排成了墙,他们紧紧地握着学生们的手,失声痛哭。

一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泪水已经将胸前的衣衫浸湿了一大片,仍然在路边不住地抽泣。她一边抹泪,一边将手比划成“V”字形,并且不住地举过头顶。我的眼睛再一次模糊了,我怎么也看不清取景框里的影象,我更不忍心按动相机的快门……

天渐渐亮了。在前门西大街,人们与正准备进入广场的另一支部队不期而遇了。人群爆发出一阵阵铺天盖地的口号声:“畜牲!畜牲!……”士兵们一个个低着头,灰溜溜的,真好像一群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从天安门一路走过来,劫后的北京处处让人不寒而栗。很多地方都是弹痕累累,遍地血迹。学生和群众的遗体已经被人们迅速地转移了,少数几具士兵的尸体却没人肯收。李鹏之流肯定会利用这一点大作文章。但是,大量的屠杀罪证,都被群众收藏、保存起来了。历史终将会给他们最后说出真相的机会!正像西单附近的一辆焚毁的汽车上写得那样:“墨写的谎言,永远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遍地的鲜血使得很多人清醒了。他们不得不重新选择自己的未来。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人。这短短十几小时的经历,却促使我完成了人生历程的最大转折。

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一天。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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