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喜爱阅读与借鉴的书籍(图)


 
蒋介石阅读和借鉴的书籍

或达官显贵,或赳赳武夫;或乡绅雅士,或一介草民,读书,是传统中国人难以割舍的情结。于繁重的党国事务之余披览古今,潜心研修,博览群书则是蒋介石的嗜好。

(一)

1931年印行的蒋介石《自反录》第一集卷二,收有他开列的《选读各书目录》,所列书目大致能反映蒋介石青年和中年时期阅读的情况。这篇目录,开列图书43种(类),大体可分为三大类: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诸子及其它文史书籍:《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资治通鉴》、《清史辑览》。二是军事书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韬》、《孙子》外,还有《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日俄战史》、《欧战史》、《巴尔克战术》、《战时正义》及各种军事学。三是名人文集、全集:《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武毅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等。

他在附记写道:“右书手自选定,以资悉心研究,兹附抄于此。”由此看来,蒋介石读这些书,绝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要“悉心研究”的。

宋代之后的理学家都将《大学》当作治国的纲领,蒋介石似乎也不例外。他在《大学中庸新义》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

“他还谈到,治国者要以《中庸》为指导:“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否则就有过犹不及,如此就要乱了,就不成其为政治了。”

蒋介石对《孟子》也推崇备至,他对蒋经国说:“《孟子》文章之好,异乎他书。”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待惊魄稍定,除了每日诵读《圣经》外,还“阅必须熟读《孟子》”。关于《易》,他也有自己的独特看法:“余近来每日必拨冗读易经,自觉精神与学力皆有进步。惟此书不到五十岁以后不易得益耳。”

和绝大多数传统知识分子一样,蒋介石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和后代品德的养成。在这方面,《曾国藩家书》是最好的教材。

1937年4月27日,他写信给蒋经国说:“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战高潮,蒋介石还不忘叮嘱经经国“你此时应专心研究国文”。

晚年的蒋介石对陆(九渊)王(阳明)心学颇有心得。1969年,他专门撰文阐释自己的见解:“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其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

作为军事家,在“手自选定”的书目中,军事方面的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其中,他最推崇的兵书是《孙子》和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1929年1 月12日他在《精神讲话》中说:“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

“关于教兵练兵,大家有几部书必定要看,除了总理的书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第二是曾国藩胡林翼的书要看的多,这三种书凑合研究起来,便晓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便晓得要怎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中国的精兵。1941年8月24日,他写信给蒋经国:“此时(五十岁)而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牍与家书。”

(二)

对于中国的传统经典,蒋介石也并非照单全收。1932年2月29日,胡适与蒋介石在汉口共进晚餐,同席者有陈布雷、陈立夫、顾孟馀等人。因无单独与蒋谈话机会,胡适送了一册《淮南子》给他。胡适为什么要送《淮南子》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在给罗隆基的信中写道,据他的观察,蒋介石管得太多,“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前在汉口初见蒋介石,“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又说:“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置身于权力之巅的蒋介石哪里会顾及胡适的良苦用心。书生谋国,大多仗义直言,罔顾其余。殊不知,政治权力争斗中的波谲云诡岂是一介书生可以知晓。任凭胡适如何苦心孤诣,结果都只有一个。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当然不赞成死读书、读死书。“凡是所学的东西,总要能够应用才好。如果单是记牢其方法成句,而不能应用,那学问也就枉然了。...... 所以读书求学,总要使得心里明白,拿一句话,实地可以使用着就好了。学以致用,读书之要。明白了这一点,胡适的冷遇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西安半月记》中记载,1936年12月14日下午,蒋介石移居高宅后,张学良毫不客气地批评蒋“太专制”。“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蒋介石并不同意张学良的说法,反唇相讥:“尔是以马克思资本论与共产主义等书为新书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

蒋介石此言绝非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其实,早在五四时期,他就读陈独秀的《新青年》、罗家伦的《新潮》,看杜威、胡适的作品。好一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

大约在1923年到1926年之间,蒋介石开始涉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间有心得,辄悉心记录。他案头的书籍包括《马克思学说概要》、《共产党宣言》等。在1923年9月24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今日看《马克思学说概要》完,颇觉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厌弃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则多玄悟,手不忍释矣!

1925年11月,蒋介石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所作的序中,明确提出了“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的唯物观和吾为三民主义而死,亦即为共产主义而死”的誓言。足见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其影响之深!

1925年开始,蒋介石开始关注列宁的著作。11月21日,他曾评价《列宁丛书》:“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皆经验之谈也。”也就是从列宁的著作和苏联十月革命成功的实践中,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国民党是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也是革命党,但革命的领导权只能掌握在国民党手里。这大约就是后来国共分裂的诱因吧!

作为历史人物,对于蒋介石的功过是非自是仁智各见,无知的鞭挞或者肉麻的吹捧都是浅薄和幼稚的。于平凡生活的点滴中去发现一个人、解读一个人,不失为还原其历史真相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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