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大学六十五年来没有产生大师(图)


关于“刘文典不畏蒋介石”的老故事,借助现代网络,传得更加沸沸扬扬。故事大意是:1929年安徽大学闹学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到校指责校长刘文典包庇纵容学生,刘文典不服,当面顶撞蒋介石,不称“蒋主席”竟当面叫他“新军阀”。蒋介石在盛怒之下动了粗,当众打了他两个嘴巴。刘文典不甘示弱,奋起还击,飞起一脚踢在蒋介石的肚子上……

这个“学者大战元首”的传奇,虽然细节多有出入,但总体并非空穴来风、有证可寻,鲁迅的《知难行难》一文中提到了这件事,基本可信。同时,刘文典还讲过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由此,其一代大师风骨光耀人生。

然而,同样是这位刘文典先生,在五十年代大学校园里,则彻底没了脾气。

刘文典在1949后被安排到云南大学当一级教授,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待遇不低。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刘文典在毛泽东面前表现出和郭沫若等文人同样的谦恭,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

如果事态一直这样发展着,刘文典的人生也算是顺风顺水。但不幸的是,1957年的反右开始了,刘文典和众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劫难逃。1958年反右“交心运动”降临到刘文典所在学校——云南大学。

伴随反右深入,云南大学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在运动中,为了表达向党交心要忠诚老实,云大校党委居然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的表现。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校党委安排刘文典在会上作检查。起初刘文典检查“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当然,这样的检查没有自己“脱裤子”,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既然自己不肯“脱裤子”,那么组织就强行“割尾巴”了。校党委组织校员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群众大批判”,由刘文典所在的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他。这些人大都是刘文典的师兄弟级,高校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揭批刘文典时,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

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刘文典终于身心疲惫,倒了。他首次在批斗会上低头“认错”,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我的问题最严重,我需要改造”。

昔日大师,终于低下了高贵的头,完成了随波逐流的自我作践。当然,同时,他的精神和生命一起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一个深夜,他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一向刚强固执的刘文典,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作自我批判呢?

在《炎黄春秋》的这篇文章中,刘文典的儿子提出了与我们同样的疑问。对于父亲在“忍辱自污”,他的结论是“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溢血加速了他的死亡。”

可以说,刘文典家人的总结固然在理,但意犹未尽。如果延展开来,刘文典的命运可谓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缩影,同时也暴露出中国文人的三处“七寸”短板——先于文革,在反右时期就被拿捏了。

一怕断粮。三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自己找,可以“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即使被本单位开除了,也不愁没地方接受继续工作,所以他能够在校“不畏强权”;但五十年代的刘文典,工作都是政府统一安排,组织安排什么你干什么,本校开除你就等于全国没你容身之地,口粮就彻底没地方领了。你怎么还敢跟领导“斗气”?

二怕断头。因言获罪在历代都是常景,但动辄入狱杀头则属于“非常时代”,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反右,可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的预演。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文人即便不是很“过分发牢骚”,就因为一句话成为“现行反革命”掉脑袋的风险相当存在,“放言的成本”要比过去高数十倍,所以“自古胆子都是统治者给的文人”,便噤若寒蝉了。

三怕侮辱刑。这个是最厉害,也是最折磨人的。尽管中国文人大多胆小怕事,但有些也是很有气节的,他们一不怕死,二不怕饿,他们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也可以“视死如归”,但却对人格和精神折磨的侮辱难以忍受。刘文典遭遇的反右从整风运动开始,动辄“脱裤子、割尾巴”,由亲人同事战友伙伴检举揭发,一把把刺刀扎到了人的心灵深处。刘文典这样把脸面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文人,情何以堪?

刘文典“准自杀”八年后,文革降临,“畏罪自杀”的人越来越多,自杀者大多是文人。文革结束后,连原文化部长、样板戏的创作者于会泳、这样在文革中风光无限的文化人也“畏罪自杀”了。因为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定性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而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检查和交代材料,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谈一次话”,结果得到“组长没时间”答复,深感会遭到昔日被整人同样待遇,于是将自己刷牙杯中的“来苏水”喝了下去。他不知道,三中全会后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比起他所处的文革,已经渐趋文明,依他的作为,不至于死,甚至牢狱之灾也未可及……

敢踢蒋介石的刘文典也好,创作现代京剧的于会泳也罢,虽然他们不是一股道上的文人,但同样带着对“非人道待遇”的恐惧而离开人世。他们不知道这个国家会离人性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如果时代作美,他们或都有成为大师的可能,留下更传奇的佳话,但是,那终需一个文明的人性的制度环境,使每个置身其中的人免于恐惧而非无尊严苟活。

六十五年来,中国建设有1200多所大学,但没有产生一个大师!!!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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