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六四”(组图)

2016-06-04 06:39 作者: 高文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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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高文谦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局随后的“六四”镇压改变了他的一生。他决心把被共产党掩盖的文革历史真相通过自己的笔告诉世人。他的努力后来主要都凝聚在他的备受欢迎却在中国大陆被禁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中。以下是“六四”20年时,高文谦在《中国人权》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一晃“六四”镇压已经过去了20年。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一提起“六四”,又把我带回20年前那个残暴、血腥、令人心悸的夜晚。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夜,刻骨铭心,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命运,也包括我自己。1989年年初,当时时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0个年头,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已经累积了许多社会矛盾,而前一年物价闯关的失败更是激起了民众的不满。这年春天,胡耀邦抑郁而终。1他是中共党内最后的一个理想主义者,赢得人们的爱戴。以大学生悼念胡耀邦为先导,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运动。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学生们提出的整治腐败、推进民主的要求,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呼声,多数机关干部也都站在学生一边,很多人利用上班时间跑出去看学生游行。记得4月27日大游行那天,一早到机关,就听说大学生准备上街游行,当时武警和公安在中关村一带布置了几道封锁线,有可能发生流血事件。整个上午,机关里都在议论这件事,牵挂着学生的安全。中午得知学生已经冲破了警方的防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我随即跑出去,站在复兴门的立交桥上,看着由北向南的游行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各大院校的队伍依次走过。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我能够体会出这句话的分量,其中所包含的沉重和酸楚,那是一种在经过精神虐杀的炼狱之后而从心底发出的呐喊。

当时,我真有一种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感觉。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一沾政治,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心理阴影,像梦魇一样缠绕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

我的童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我6岁那年,我父亲因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2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庐山会议后批判彭德怀的斗争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充军西藏。文革中,我的母亲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关进秦城监狱。家庭的遭遇,使我很清楚中共政权的残暴本质,当政者势必对任何挑战他们的人秋后算账。尽管如此,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后,一直牵挂着我的心,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地骑车从天安门广场绕一圈,了解当天的情况,劝说学生不要过激,给自己留有馀地,祈望事情能够善了。

记得走在清华大学队伍最前面的是几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他们举着一个白色的条幅,上面写着:“跪久了,站起来遛遛”。这是一种黑色的幽默,里面五味俱全。当时我一看到这几个字,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眼泪不由自主掉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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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是学生绝食的第6天,当时不断有昏厥的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护车的呼啸声揪着每一个人的心。对当局的冷血,当时整个社会情绪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我带领机关干部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并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愿请愿团”的名义,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否定把学潮定性为“动乱”的《人民日报》社论,3承认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并提出“清除腐败,要从最高领导人做起,大义灭亲”。这封公开信后来被人贴到中央组织部的报栏里,成为清查时的一件大案。

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极权统治,已经让政治给整怕了,人性被扭曲,良知被吞噬。知识分子更是被打断了脊梁骨,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政治的恐惧已经溶化在整个民族的血液里面,化成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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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严后,4北京市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把戒严部队堵在城外,形势一度密云不雨。不过,当局不惜流血来重新控制局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6月3日那天早上,我上班时绕道六部口,看到北京市民截住了一辆装有刺刀、钢盔等军用物资装备的军车。下午,听说集结在中南海5里的军队出动,抢回了军车和装备。我急忙骑车赶到现场,当时军队刚刚动完手,还可以闻到空气中瓦斯毒气的味道。几个市民被打得头破血流,阳光下,雪白的汗衫染着殷红的血迹,格外刺眼。这是自学生绝食以来,第一次看到血腥的场面,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当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我和妻子又去了天安门广场。当时,气氛已经相当紧张,空气中甚至可以闻到血腥的气味,让人透不过气来。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的直觉告诉我,中国现代史上即将发生惨烈的一幕。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当时,我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做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是,我的妻子死活不同意,硬要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的情绪很冲动,和她争论得很厉害,表示坚决不回去。最后,我妻子的一句话打动了我。她说,你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谓地死在这里,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用你的笔来记录历史。

我的家在沙滩附近,离天安门广场不远。当天晚上回到家中,我几乎一夜没睡,站在凉台上,望着广场的方向,可以看到那里的火光,入夜以后,远处的枪声清晰可闻。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杀红了眼的士兵还不放过,端着枪朝胡同里追杀逃散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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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随着人群躲在一个小胡同里面,蹲在背阴的墙根底下。听着街面上传来“嗒嗒、嗒嗒”的枪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和我蹲一块的是一个蹬平板车的老大爷,看起来有六七十岁的样子,阅历丰富。他不像我那么紧张,但脸色阴沉,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恨,气得浑身发抖。这位大爷对我说:当年小日本进北京城,也没有这么杀人呐,真是造孽啊!共产党缺了祖宗八辈子大德了!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往天安门,在南池子路口亲眼看到军队屠杀北京市民的场面。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公安部的大门口,向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当场有五六个人中弹。

6月4日下午,我骑车穿过满目疮痍的北京城,回到我妈妈家中。一路上所见所闻,令人发指。回到家后,我打开收音机,焦急地收听美国之音每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一边放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悲怆交响曲”,一遍一遍地听着。当时美国之音正在播放对郑念女士的访谈,她是《上海的生与死》的作者。她以一个失去女儿的母亲的身份,向天下所有在“六四”血腥镇压中失去子女的母亲们讲话,理解她们的丧子之痛,同情她们,宽慰她们,语调悲切哀婉,富有感情,我一边听一边默默地流泪,心里在淌血。

这以后,我擦干眼泪,准备应付即将面临的整肃。我妈妈帮我把我父亲当年挨整时写的检讨找了出来,让我做些心理准备。我翻看着一页页已经发黄的检讨,百感交集,父子两代的命运竟如此相同!那年夏天,是在极度压抑和恐怖中度过的。戒严部队端着枪在北京大街小巷巡逻,公安局和武警半夜三更抓人,官方电视上连篇累牍地播出“暴徒”被逮捕被押送处决的画面。

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

与此同时,各个单位内部也在进行清查运动。我是单位清查中的重点人物。在那些日子里,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对外说是在“闭门思过”,写检讨,实际上是在反省自己以往所扮演的角色,探究文革浩劫与“六四”镇压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是研究文革的,曾经是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分的执笔者。当时,我想的一个问题是:80年代初,官方曾经开展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为什么坦克车一开进城,文革的逻辑和语言就立刻回来了?原因就在于导致文革浩劫的制度根源,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政治体制换汤不换药。为此,我决意要把自己所了解的文革浩劫的历史真相告诉国人。写《晚年周恩来》一书的念头最初就是在这时候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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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来到美国后,有幸得到李慎之先生的推荐,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作访问学者,把写书的愿望变成现实。但事情刚刚开始,中国当局就知道了,通过各种渠道劝阻我不要写这本书。他们采取了软硬两手:软的一手是收买我;硬的一手是派人传话,说我母亲在文革中已经受到很大磨难,不希望看到她晚年再有什么不幸。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恐吓,我当然不能接受。他们就向哈佛大学施加压力,切断了对我的资助。这反而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晚年周恩来》这本书写出来的愿望。

这以后,我靠妻子为生,在家里全力写书。我母亲也在精神上给我很大的鼓励,给我写“万金家书”,说这是老天爷交给你的任务,一定要把文革的历史真相告诉老百姓。《晚年周恩来》一书历时5年,终于出版,但立即遭到中国政府的封杀。官方之所以这样怕我写这本书,是因为他们深知前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正是从历史解密开始的,重新评价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势必瓦解极权统治的基石。

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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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急于救亡图强,被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狂想所蛊惑,误入歧途,整个中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实验场,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经过一个世纪的血腥实践,共产主义虚幻的光环早已不再,露出了本来面目――残暴、邪恶、虚伪和违背人性。在意识形态破产之后,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只剩下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和谎言欺骗。

“六四”血案已经过去20年了,历史的伤口至今没有愈合,还在继续化脓溃烂。当年导致抗议的各种社会矛盾,在一党专政的体制下更加激化,积重难返。当前,中国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前夜,面临从极权体制向宪政体制的转型,而“六四”问题则成为梗阻社会转型的死结,令中国百年宪政之路步履艰难。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不幸。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六四”问题一天不解决,不还死难者一个公道,中国将永远无法堂堂正正地站立在世界舞台上。

编辑注释

1。胡耀邦于1981至1982年期间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至1987年期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6年发生了一系列学生抗议活动之后,他于1987年1月16日被迫辞职。中共党内的强硬派指控他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过于软弱,对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于同情。他在党内受到侮辱性的批斗,并被迫做出检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当天就开始不断有民众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悼念他,表达了对他遭遇的同情和对当局的不满。从4月17日开始,悼念活动规模不断扩大,很快演变成民众发泄对官倒腐败的强烈不满、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由此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八九民运。^

2。为使中国在短时间内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10年内超过英国、15年内赶上美国(“超英赶美”),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为此,全国大炼钢铁,甚至要求家家户户献出铁锅铁盆炼钢,荒废了农业生产,导致了大饥荒,至少饿死2000万人。^

3。《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人民日报》,1989年4月26日。^

4。戒严令颁布于1989年5月20日。^

5。位于紫禁城西,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办公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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