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雨果和鲁迅的革命共识(组图)

2016-7-12 10:36 作者: 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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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维基百科)

【看中国2016年07月12日讯】如何看待大革命,不同作家有不同解读。但法国、英国、俄国、中国的四位著名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虽成长生活背景不同,但对大革命的看法却殊途同归,他们的观察和结论对今人仍有重要启迪。

其中雨果对旧王朝和大革命的关系研究最深,结论也最精辟。《九三年》是雨果最后一部作品,他酝酿了十年,可谓对大革命的毕生思考。雨果完全否定国王路易十六所代表的腐败、专制、等级森严、践踏人性的旧时代,但对罗伯斯比尔们以断头台为标志的大革命更深恶痛绝。法国大革命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号,但结果却是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也就是更践踏生命、更泯灭人性。

《九三年》中,不断出现两个对比性标志:一个是老伯爵庄园中那个关押摧残农民的地牢“塔楼”,它是十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王朝的象征。另一个是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雨果概括说:路易十六就是塔楼,大革命就是断头台。

由于“塔楼”底下浸透太多的血泪和尸骨(旧王朝有太多不平和悲惨),所以才滋养出复仇的断头台。雨果比喻说:大革命杀死了国王,把皇后嫁给罗伯斯比尔,然后生出断头台。断头台是塔楼的女儿!

雨果这样说,是强调革命的必然性:残暴腐败的旧制度导致革命爆发,它是对专制时代的复仇。但大革命却更加残暴,比旧制度还坏。这该怎么办?不再革命吗?回到旧时代吗?让稳定压倒一切而不再变革吗?

雨果的深邃和精辟就在于,他不是因为大革命更坏,就一概否定革命、维持旧王朝不变。他不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是“两害”都不要!他提出必须推翻旧王朝,必须革命,但不能要断头台式的大革命。雨果为“革命”提出一个标准:要把人(这里指个人)、人性、良知、人道主义放在最高位置、作为最高价值。他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也就是说,革命是需要的,关键是在什么思想原则指导下的革命。雨果写作《九三年》时,美国革命(独立战争)早已成功。同样是革命,美国却没有走向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苏俄等共产革命)那种血腥之路,而是建成了宪政民主。雨果虽没明说,但实际上,他所心仪的那种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为最高原则的革命,已在美国实现。也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所体现的精神:保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个人权利”至上,才为人道主义、人性的实现提供最大可能。

号称“读了五百遍托马斯·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的狄更斯,通过《双城记》这部小说,也表达了跟雨果同样的对大革命的思考:他认同法国应该有一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而且法国有一场大革命是无法避免的。但他同时认为,以野蛮对待野蛮不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为了结束旧体制的残暴,但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则比君王制时更严重;那种又一个轮回的残暴,最后使革命者们自己都成了断头台的牺牲品。后来的共产革命不也是同样么。

《双城记》最后,小说主人公之一、替情敌去上断头台的卡尔顿的思考:大革命起来的暴民成为“新的压迫者”。后来的共产革命者们也是同样。

雨果和狄更斯都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利用大革命这个大背景,塑造了高大无比、光芒万丈的人道主义人物形象:《九三年》中代表旧制度的老伯爵、代表新共和的革命者郭文,《双城记》里的卡尔顿。美国哲学家、小说家安兰德(Ayn Rand)曾说,雨果的人物(道德之高度)“和我们有光年般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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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攻占王宫(维基百科)

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在(共产)大革命来临“之前”,用塑造的卑贱、可恶、残忍的负面人物形象,预示了红色暴力革命将带来的恐怖。

和雨果、狄更斯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对沙皇旧制度深恶痛绝,甚至曾因直接参加推翻沙皇的活动被判死刑,在行刑前一刻被沙皇赦免,流放西伯利亚服刑。但即使那么痛恨旧制度,他后来仍敏锐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群魔领导的革命,带来的将是比旧制度更加可怕的地狱。那是比塔楼更加恐惧的血腥!

陀氏最重要的一个思考是:目标正确,是否就可杀害无辜。换句话说,可否不择手段地追求一个所谓正义的目标?《罪与罚》中,那个革命大学生就认为,为了“正义”的目标,杀害一个放高利贷老妇是可以的,甚至是正确的,因为杀了那个老妇,可解救很多把商品抵押给她的穷人。在《群魔》中,那个从神学教师变成的恐怖主义分子(跟雨果《九三年》中革命政委一样,也是由教士变成的革命者)宣扬:为了革命事业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勒索和暗杀。一名他的学生质疑他的理论,结果被他合谋暗杀。陀氏笔下的革命者跟雨果笔下的罗伯斯比尔们一样,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伟大事业,认为“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体”的生命和权利。

其结果就如英国历史学者格雷(John Gray)评《群魔》时所指出的,那种革命的“出发点是无限的自由,结果却是无限的专制独裁。”“想通过不人道的方式得到一种新的自由,结果产生了一种比沙皇主义的残忍更宽泛、深远的压迫。”为什么会如此?就是因为这种“革命”背离了人道主义这个绝对的原则,为了所谓的“集体正义”,灭绝了人性。

像雨果一样,鲁迅也是痛恨和否定旧制度的。在他笔下那个旧制度是吃人的,是践踏普通百姓的。在《阿Q正传》中,赵太爷代表的乡绅恶霸们,举人的贪赃枉法,军官的草菅人命等等,都在证明,那个社会不仅是旧的,应该改变的,而且是吃人的,正如他在《狂人日记》中所写,不仅用法家(以法杀人)的专制统治,还同时用儒家(虚伪伦理道德)的吃人统治,不仅用刀枪消灭你的肉身,更用吃人的文化,吞噬你的灵魂,让你变成那个专制和吃人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自知。

同样像雨果一样,鲁迅在否定旧制度的同时,对新的痞子革命,更加否定。阿Q在土地庙做的那个梦,跟后来的共产革命实在太相似了。这里应该说,鲁迅的确是天才,他在共产党成立那年(1921年)写的《阿Q正传》就极为精准地预测到了,后来的毛泽东式痞子革命是怎样进行的。阿Q们的革命,就是以平等、均贫富的名义共产,公开抢劫赵太爷等人的私有财产,用他的话说,把赵家的东西统统都搬到我那里(栖身的土地庙)!那个大箱子、小捆子地从赵家搬东西的场面(阿Q在土地庙梦想的)可以说是后来毛泽东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早期文学版,或者说是预想片。   

中国在纪念鲁迅诞辰百年时拍摄的电影《阿Q正传》(陈百尘编剧,严顺开主演),对阿Q的土地庙共产梦赋予了具体的视觉形象:“革命领袖”阿Q神气活现,除了公开抢劫家财,还要领导“革命群众”批斗地主乡绅,赵太爷一家,包括儿子儿媳,甚至丫环佣人,还有假洋鬼子等,都要在革命者面前一字排开跪下,磕头作揖,甚至自贬身份辈份,自我羞辱,认错认罪。

电影中的阿Q还算仁慈,没有杀人。可按阿Q的土地庙革命梦,他是要杀人的,别说赵太爷、秀才等乡绅,而且连一般乡民,包括曾跟他打架的小D,还有比他多抓了几个虱子的王胡,他都要醋意十足地杀掉。那种借革命之名泄私愤、报阶级分野的嫉妒之仇,是共产革命的普遍现象。在阿Q那里,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哪个女人)就是谁。”典型的共产共妻。而且还要革命专政,随意镇压:“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拿的是“板刀,钢鞭,三尖两刃刀,钩镰枪”等杀人凶器。

1927年鲁迅就断言:只要中国还有革命,就一定“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说这话22年后,毛泽东们就建立了红色政权。电影《阿Q正传》的结尾如此诠释:虽然尼姑咒骂阿Q断子绝孙,但阿Q的后人在繁衍,会有很多很多……。经历了反右、文革的中国知识人陈百尘们,对阿Q们的专制(迫害)肯定是感受更直接、更深刻。

鲁迅的预测太精确了,后来毛泽东极力歌颂的“湖南农村痞子革命”(给地主乡绅和所谓坏分子戴高帽羞辱,或用梭镖一下子把肚子戳开),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强行收缴农民土地的合作化暴力运动,以及文革的给人戴高帽挂牌子游街示众,不仅性质,连形式都一模一样!

对中国那场所谓农村土改运动,周立波歌功颂德的写实小说《暴风骤雨》做了准确形象的描绘。那里农村革命的主角,也是小说主人公的赵光腚(有真实原型,是乡民公认的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就是典型的梦想成真的阿Q,他“手持钢鞭将你打”,随便暴力攻击任何的乡绅、地主和有产者,把阿Q土地庙的梦变成了现实。在那个革命大潮中,赵光腚等流氓无产者,社会边缘人、痞子们,占据了权力的中心。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洗涤掉的是人的善良、理性,人最初的温良恭俭让等特性,而代之激情、愤怒、暴力,和完全的不讲理。那场高举民主、自由的革命变成了赵光腚们的暴政。

上述四位作家,对彻底抛弃人道主义的大革命有相当共识。但不同的是,雨果和狄更斯都是研究“曾发生过的”大革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则是对还没有来临(自己更没有经历过)的红色革命,敏感到跟雨果和狄更斯一样,并做出了准确的预测,真可谓“天才所见略同”。

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鲁迅,都不否认需要用革命摧毁旧世界。革命本身并不错,最关键的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的革命。建立在高扬人道主义精神地基上的革命,是摧毁泯灭人性的专制旧制度的必须。而建立在否定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之上的、高举群体主义(collectivism)、公共利益旗帜的革命,为了群体、消灭个体的革命,则必然带来巨大的灾难。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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